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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黑色对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是王气与权威的圣色。呼和浩特这座青黑色之城,据说是明朝后期蒙古族首领俺答汗召集巧工名匠,模仿故元朝大都,在哈剌兀那(大青山)之阳、哈屯河(今天呼市西北的五里沙河)之滨建立的蒙古王城(因为该城的兴建与俺答汗之妻三娘子关系密切,所以该城也叫三娘子城)。不过,这个拥有八座楼和琉璃金银殿的内蒙古王城及其周边地带,在明朝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归长城以南的山西省管辖,一直存在数百年之久,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呼市的寻常巷陌找到关于山西的斑斑印记。俺答汗建立呼和浩特城,与明朝嘉靖皇帝册封其为顺义王、开放边境互市有直接关系(隆庆和议)。企图招抚蒙古部落的明朝将该城赐名为“归化城”。然而,明朝的归化事业未竟,来自东北的女真部落就从白山黑水间席卷而来。当时的满州八旗虽势头正猛,但在明督师袁崇焕设立的宁锦防线之前屡屡碰壁,首领努尔哈赤的命也折在了宁远城下。于是,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将眼光放在了辽西走廊之外,意图通过漠南蒙古的地盘,从正北与西北方向实现对明朝的战略包围。1632年,皇太极大胜末代黄金家族首领林丹汗之后,占领归化(呼和浩特),将这片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连地带人收其囊中。土默特部落(俺答汗直系后裔)的牧地以土默川平原为中心,北逾阴山可以深入漠北,南越长城可以进入山西大同一带,处于外喀尔喀蒙古与明朝的中间地带。1635年八月,皇太极借土默特部落首领鄂木布意图谋反的事件,将土默特俺答汗后裔的扎萨克地位(内蒙古领主自治)彻底废除,驻守归化城的清朝贝勒分土默特壮丁3370名为十队,每队以官二员主之,授以条约。三年之后,清王朝又开始以京员担任土默特两旗都统,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土默川平原逐渐成为清朝直辖的蒙古旗地。明万历年间,呼和浩特所在的土默川平原就成为漠北与明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明朝时期,政府为了保证边境地区的驻军粮草,实行开中法,即盐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要求,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再到各大官营盐场支取盐来贩卖。随着隆庆和议之后,河套地区相对稳定,这些来到宣大、大同等边镇运粮的商人(以晋商为主)立马捕捉到商机,开始小规模地进入临近大同的归化城进行中间贸易,甚至深入漠北与蒙古部落进行铁骑、茶叶与马匹的远途贸易。位于晋中市的晋商雕塑
后金占据归化城之后,在归化城地区借土默特的名义与明朝的晋商在杀虎口(今天山西朔县的西口)展开了贸易活动。清入主中原后,由于之前晋商与后金在归化城的良好商贸关系,山西商人在蒙古地区,尤其是归化城附近的商业特权得以延续,也为后来山西民众的大量涌入开了先河。清朝中叶,中国人口逐渐突破历史峰值。乾隆年间,全国在籍人口已经突破三亿大关,这就使人地矛盾日益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向来耕地少、人口多的山西在此时已经濒临人口与资源矛盾爆发的峰值。于是,在清政府的默许之下,成千上万的山西百姓逐渐涌入归化城(呼和浩特)及周边的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蒙古部落聚集地谋生定居。这些进入蒙古的移民中,晋商起初是在当地设立货栈,经营山西对蒙古的贸易,后来逐渐在以归化为核心的城镇中安家落户,自主经营。而迁徙过去的一般农民则在草原垦荒,高产的马铃薯等耐旱作物就是这一时期在内蒙中西部扎根。如今内蒙古中部的农耕区分布(淡黄色部分) 这场被称为“走西口”的移民活动从明清更迭之际持续到清朝灭亡,长达两个半世纪,上百万山西人定居内蒙古,彻底改变了以呼和浩特为核心的内蒙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占比极高的山西移民,在移民的过程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将晋文化流播到内蒙古中西部的大片地区,使当地(尤其是归化城一带)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在征服漠南蒙古部落之后,清政府设置了一套八旗军事驻防体系,控制蒙古地区各个盟旗。驻扎八旗军队之后,各盟旗必须受所在地区或附近的驻防将军节制,从而实现严密的军事管制。蒙古地区设置的驻防八旗,自西向东有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其中,绥远将军的军事管辖区就是今天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河套地区(包括巴彦淖尔一带的前套与土默特平原一带的后套)。明清时期的归化城与土默特地区“当关外之冲,扼陇西之隘”,也被称为“北门锁钥”。在这个区域保持强大军事存在,对清王朝治理蒙古至关重要。在清政府与准噶尔汗国长达百年的拉锯战中,清政府深感直隶与山西地区距离漠北的战争中心太过遥远,征讨大军在长城之内集结再奔赴前线的运输成本过大,因而需要在更接近前线的地方集结军队,供给粮食、马匹等军用物资。此外,面对元后裔诸强部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及漠北喀尔喀等,清政府也需要选择一个适宜的地点筑城屯兵,予以镇抚的同时保证出现紧急状态时做出快速反应。于是,从雍正时代开始,清朝就筹划在归化城附近进行筑城屯兵。当时的归化城因为在地缘上处于漠北与山西的中间位置,且具备一定的农业基础(大量农业人口的屯田),受到清朝政府青睐。乾隆即位后,清政府于1739年(乾隆四年)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正式营建了一个军事用途的新城——后来的绥远城。本来驻守在山西右卫(位于山西朔州右玉县,紧邻著名的杀虎口)的建威将军王常从山西北部边境移驻归化城新城,成为第一任的绥远将军。为加强绥远将军的军事权力,又命“添副都统二员,其右卫之副都统仍留原处,亦归并将军管辖”。绥远城将军的管辖范围不仅有归化城土默特二旗,还拥有统驭乌兰察布和伊克昭两盟的权力,是清政府控制蒙古地区以及西北边疆的重要军政机构。虽然绥远将军在军事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职权层面依旧是一个护卫山西北部安全的卫戍机构,其向北管辖区域的增大应该看作是山西北部军事防御体系的纵向延伸(因为绥远将军依旧管理着山西北部的防务,甚至一度兼任山西提督之职)。乾隆六年(1741),清政府设置归绥道(囊括归化城附近13个厅),全称“山西总理旗民蒙古事物分巡归绥兵备道兼管归化城等处税驿”,其最高官员为道台,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市旧城),二十七年(1762)移驻绥远城(呼和浩特新城)。至此,整个河套地区在行政与军事层面全方位纳入山西的军政管辖之中。这种晋绥统一的行政状态终清朝一世都未改变。民国之后,新任绥远省将军张绍(北洋军阀)为了“维持行政统一”,召集归绥观察使公署(归绥道)所属12县、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土默特总管旗等各方面代表,组成乌伊归绥联合会,上书中华民国政府,要求实行晋绥分治。1914年7月6日,中华民国政府下令成立绥远特别区域(1928年建立绥远省)。自此,以呼和浩特为核心的河套区域正式脱离山西管辖。1954年,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重新归内蒙古管辖。从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山西已经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系。晋绥两地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甚至形成了一体化的经济模块与文化体系。从另一个角度看,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在地缘上十分接近,而山西的人地矛盾则必然促使稠密的人口向北部草原地区迁移,这才造就了今天“归化南北皆晋语”的盛景。经公众号“地缘谷”(微信ID:Geo-Valley经公众号“地缘谷”(微信ID:Geo-Valley)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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