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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反常规的宫廷秘闻是身为民间秀才的毛奇龄所无法了解到的，想当然地用了常规的“妾”，结果编的谎露馅了。 熟悉明事的史学家全祖望称赞李清的《三垣笔记》“最为和平”，虽然亲东林党的李清也会为周后和东林党遮掩一二，但他的记述比较中正，这与黄宗羲、吴梅村、张岱等歪曲捏造以诋毁政敌的卑劣相比实在是强出太多了，所以他的著述的历史价值还是很高的。李清的《三垣笔记》对吴昌时的记载最为详细客观，但从他的《三垣笔记》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吴昌时交通田妃的风闻记载。再看看‘常居禁中宿卫’、是很多事件的目击证人的锦衣卫指挥使王世德的《崇祯遗录》也是如此。 再来看声称吴昌时用彩花交通田妃的《彤史拾遗记》的作者毛奇龄，浙江蕭山人，复社陈子龙的门生，“自少受知华亭陈子龙”，东林党派，明末诸生而已。毛奇龄于康熙十八年出仕满清参与纂修《明史》。“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廪监生荐举博学鸿儒科，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其间以《古今通韵》1卷进呈，得到赞赏，诏付史馆。在满清平定三藩后肉麻歌颂康熙是“神圣威武”、撰写《平滇颂》“以献谀为能事”。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三次南巡，毛奇龄呈进自己撰写的《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以献媚清政府。 毛奇龄为人鄙薄、品行卑劣，明史学家全祖望专门作过《萧山毛氏纠谬》十卷，以警示世人毛奇龄缺乏文德，好造假欺人，“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误之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已者”。 毛奇龄的著述多错谬已成公论，而他对田秀英的污蔑诋毁与他的东林党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参与编纂《明史》时不敢写得太离谱，毕竟参与的人多，又在帝都，谎言太扯了会被人一眼识破，所以他只能将这卑劣的谎言写在他自己的《彤史拾遗记》里欺骗不了解明宫内幕的世人了。 这造假手法与黄宗羲是同出一辙：黄宗羲不敢在自己主编的《明史》中胡写，却让自己的好学生——也就是用小说篡改历史的金庸的先祖查慎行，利用编写野史《人海记》来杜撰谣言，居然将田妃易制将抬轿太监换成宫女被崇祯称许一事歪曲捏造成田妃借易制阴谋陷害周后，甚至编造出周后因此呕血的苦情戏为周后博取同情（详见前面的《《红楼梦》中“造衅开端实在宁”隐藏的历史真相》中的细解），毛奇龄和黄宗羲不愧是同党派的造假好同僚啊！ 那么吴梅村和毛奇龄为何要捏造田妃向吴昌时私买彩花的谎言呢？为了掩盖真正的宫廷彩花案！ 请看太子朱慈烺的老师——东林党杨士聪的《玉堂荟记》中所记载的宫廷彩花案：“上於戚畹優厚，而不欲朝臣與之結交。相傳中宮曾指陳芝台（即周后的老师东林党人陈仁锡）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上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作得閣老。又項水心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風俗行禮，有彩花，製作奇巧。不數日，傳達宮中，上甚不悅，既而竟有降調之處。即此二事，上於戚畹嚴防如此。乃武陵專於內中取事（即田秀英荐举杨嗣昌）而坦然無疑，何也？” 同样也是新式彩花，同样也是从宫外官员手中传入后宫中，同样也是崇祯生气“上不悦”，几乎是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崇祯自己发现項水心送彩花给周后的史实被篡改成了周后的宫女提示崇祯追查到吴昌时卖彩花给田妃！ 原来令崇祯不悦的后宫里制作精巧与众不同的彩花乃是朝臣项水心送给周后的，却被吴梅村和毛奇龄无耻的歪曲成田妃私买吴昌时的彩花！东林党杨士聪记载此事的本意原是为周后喊冤叫屈，声讨崇祯为何厚田妃而薄周后？却无意中暴露了历史的真相！让我们领教到了吴梅村和毛奇龄偷梁换柱篡改历史的好手段！栽赃嫁祸、卑劣之极！ 这个送花给周后的项水心就是那个根据吴昌时的提议与复社领袖张溥和东林党党魁钱谦益等在虎丘石佛寺密谋通内帮助周延儒复出的项水心，“计非起复宜兴，终成孤立之势。（张溥）乃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邱之石佛寺。”；也就是前面细讲过的在崇祯七年按照张溥的要求内定周延儒老师吴锺峦和复社成员中式的那个大肆舞弊的主考官项水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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