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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字如其人”。我们可以从文字之窗透视历史长河中的西方。 我们对于西方文字进行了重新审查和比较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西方不能原创文字，表音文字不可能自我生成。如果我们用心思考一下，便知道：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来看，纯粹的“表音”是死路，是扩大交流的障碍；因为人的声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或变异，其本身不能达成共通，后者是文字系统得以成立的前提。只有超越声音的“表意”（汉字）才能做到共通和共喻。汉字是“形音义”之三位一体，重心在“义”（表意）。培根说，汉字是“真正的字”，它所表示的，不是声音或符号，而是自然或事物的意思和概念。莱布尼茨说，汉语是“哲学语言”，是通用语言的典范。若无“表意”，则不能独立形成文字；若无像汉字那样的表意，则不能形成通用文字。 第二、西方表音文字倚靠“中国因素”，分两步形成。如果不是幸遇中华文明的辐射与传播，那么，西方则永远不会拥有文字。西方产生文字的第一步是：在15世纪左右，依靠四大发明（印刷术和纸）锁定和规范表音符号（字母），从而有可能在交流中保持一致性。但这还远远不够。由于缺少表意内涵，新生的表音文字只不过是那参差不齐、变化多端的“声音”的放大和增强；谁的声音算权威呢？是宗教文字，或是世俗文字？两者的内部又是多重分裂。本来“各表其音”，大群都“不知所云”；再通过“文字化”把这种困 境放大，意味着什么呢？就是15—17世纪宗教战争的症结之一。最终还是凭借中国“表意”来化解的。 第三、西方字母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定义”的原委。若不利用中国“表意”弥补其先天缺陷，西方表音文字根本无法立足。“表意”在形式上是“含义、定义”，在实质上是“雅言、雅道”。它属于“形而上”（道、道理：概括和概念）。当然，汉字在基本层面是已涵盖了“形而下”（器、器官：听觉和视觉）。而单纯的表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则仅限于“形而下”。西方文字是如何借鉴汉语定义的呢？西方诸语言是“上帝在巴别塔听到的‘混乱的杂音’”——吵得不可开交，其本身无法定义。它只能是参照第三方、而且其意涵在时空中保持稳定的语言文字，来进行定义。所以说《约翰逊英语词典》的编篡者“脑子里都是汉语思想”。 第四、西方字母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含义”的过程。西方本身有一种与通用文字格格不入的“原生表意”（含义），那就是相对立、排他性的两端：1.神的话语，它排斥人情、人事和人智等内容；2.“人的俗语，它缺少高雅、高深和高尚等辞藻。唯有臻于“形而上”（道）高度的汉字，才能够做到共通共喻、统观统摄、合理合法。从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晚期，西方通过下面三个途径撷取中国“表意”（雅言），即：A.从“中国风”吸收中国物质文化和视觉艺术，由此获得高雅词义；B.从耶稣会士翻译获取中国“形而上”的哲学思想，由此获得高深词义；C.得力于儒学而把道德从“神本”变为“人本”，由此获得高尚词义。 第五、西学体系的原生基因是《易经》和“汉字密码”。文字上，“象形”和“表音”都属于佛教“八识”之前两识（眼识、耳识），而涵容它们的汉字则达到第六识（意识），并且通于第七识（意根）和第八识（藏识）；所以，汉字及其表意性能则构成了知识宝藏。17世纪的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多认同：人类一切知识——包括哲学、科学、数学和神学——总源于《易经》，而通过汉字展开的。相比之下，西方文字的表音特质意味着它的固有内涵，不外乎是日常口语和方言俗话，再加上“神的话语”。那么，现代西学和知识爆炸的原初基因从何而来？大卫·波特教授说来自“汉字密码”，他还说，欧洲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 第六、西方“古典、经典”都是基于中国成果的变种。在欧洲，大约以1450年为界，以前没有文字和文献；之后两个世纪则大量“发现”古代手稿，但由于其文字尚未成熟，都是粗制滥造。在18—19世纪，在“中国风、儒学热”（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先前文本都被用具有“雅言内涵”（中国表意）的新文字，加以改写和改造；所以，全部的“古典、后古典”（包括但丁和莎士比亚）作品都是这样出炉的。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国派生西方文学和哲学：德里达说，莱布尼茨把中国表意文字当做哲学的基石，而后则是欧洲哲学与希腊哲学之相辅相成。西方文学产生于浪漫主义运动，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说这是中国起源。 第七、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是子虚乌有。从其交流囿于“表音”（听觉）这一生理层次来看，近代以前的西方不会有高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社会进化的。何况其宗教禁锢“人为”与“人智”，也就窒息了进步或进化，那只能是原始停滞。再鉴于其交流没有达到“表意”这个形而上的高度，旧欧洲不可能拥有高深思想，不可能原创文学、科学与哲学。尽管西方有其“原生表意”：非“人”之神义和非“雅”之俗义，再加上两者的对立性和排他性，但这些都是发展通用语言文字的阻碍。最后，从笛卡尔和威尔金斯寻找汉语似的哲学语言和莱布尼茨以汉字表意奠基欧洲哲学这两点来看，此前不存在如今的“希腊哲学”。 第八、透过文字学重审“西学中源”和“希腊哲学”。除了“表意”，不可能有义含、概念、知识和学科；西方文字在其被汉语表意所充实之前，在这些方面则是一无所有。所以大卫·波特说，现代欧洲话语来自汉语；尤金妮亚说，现代英语的表意全是中国的；奥斯滕（Manfred Osten）说：启蒙时代的西方智者“寻求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establish Chinese academies on European soil）；莱布尼茨由中国表意文字开拓欧洲哲学；沃尔夫首创德语哲学却是中国内容。那么，文艺复兴再现的“希腊哲学”又在哪里？原来它是被用宗教文字伪造的，本无价值；到19世纪经过改写或重写，遂可冒充“自古已然”。 第九、象形文字与“古埃及”之双伪互证应该被揭穿。真正文字须具备“形音义”三要素。纯粹的表音文字不能自我生成，而象形文字则为文字的雏形；后者在实践中只是部落或宗教图符，因为它所表达的，仅是零星具象，而非系统思想。这就是说，象形文字不适合于繁杂而精妙的文明社会。“古埃及”及其象形文字都是西方神职学者模仿和贬低中国的杰作。先是由圣经神话衍生出“埃及”，再是按照中国历史时间设计出“古埃及编年史”，第三步是由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早年的欧洲人不懂“形而上”（表意、写意），误以为汉字就是象形文字；就把它匹配于他们伪造的“始生文明”，并且美其名曰：“圣体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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