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以个人之力对抗大时代，本以为他会输，没想到他笑到了最后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22岁之前在老家湘西上小学、当兵，22岁赤手空拳闯荡北京，几年时间就靠写作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32岁写出流芳后世的《边城》，后半生转到文物研究领域，又写出了填补我国物质文化史空白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生于1902年，他的前半生，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建国之后，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又一波连着一波。按理说，他专心写作、研究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可是，他勤勉努力、把工作当作人生第一要务，硬是用手中的一支笔，给我们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更为难得的是，他始终坚守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宁愿以命相抗，也不因外力的影响而改变初衷，从而笑到了最后。 一、文学创作要独立，既不能依附于政治，也不能和商业联姻。 在沈从文的心里，文学创作是一种独立的活动，我手写我心，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一旦和政治、商业挂起钩来，文学的独立性将不复存在。 在《从文小说习作选》的代序中，他说：
这样的追求，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过程。所以，看到那些不怎么纯粹的创作者，他就忍不住要说。他看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有很多“玩票白相的文学家”，他们对待创作不认真，不老老实实花心思写作品，老想着借助其它手段从作品以外获得“成功”。 “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样的人，不论是依附于商业还是政治，因为要依附于人，所以就要“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这样的创作者，就失去了独立、自由创作的本钱，那么，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就不再具有独立性。 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独立性的追求在别人眼里简直到了迂腐的程度。 1939年，为了配合抗战，很多作家都结合当时的形势写了一些宣传抗战的作品，他说，在当前，用文字做“宣传”工作，固然值得重视，但是，另外一些作家，也特别值得注意，他们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的空气，然而，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他们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他们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在国家忧患存亡之际所能尽的本分。“他们在沉默中所需要的坚忍毅力，和最前线的兵士品德，完全一致。” 他讲的是不是大实话？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他这样的言论，无疑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他不管，他只一门心思抓紧一切时间干好自己的工作，至于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 沈从文苦苦坚守文学创作的独立和自由，其实是和他本人的性格分不开的。 二、做人要有个性，有追求，认准的事，哪怕别人都不理解，也要坚持。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这话用在沈从文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沈从文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你说他不知变通也好，说他不与时俱进也罢，反正，作为一个执拗的“乡下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是非标准，这个标准一旦确定，就再不会改。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就曾说过，你不要看沈从文那么善良、温和，他不想做的事，你刀子架到脖子上他也不会做。 不能不说，钱先生是真正理解沈从文先生的人。 对沈从文来说，一生中最大的事应该是创作吧。自从做出用文字养活自己的决定之后，他不管是教书还是编书，创作的事是他始终坚持的。可是，到了建国前后，整个的创作风气变得要迎合时代的需要，这跟他的创作主张不一致，他该怎么办？ 内心的激烈冲突让他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认为自己的坚守没有错，是时代错了。可是，找谁去说这个理？别人都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坚守……跟风……左冲右突中，他还是没能突出重围，他选择了自杀，先是割破动脉，又喝下大量煤油。他用自绝于世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追求。 庆幸，他被救活了。死了一次的沈从文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只是不再写小说。他改行做了文物研究员，在别人看不上眼的花花草草、盆盆罐罐中，他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仅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更是曾经作为国礼，送给到访的外国元首。 在时代面前，任何人可能都是渺小的，可是，在沈从文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不仅显得特立独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那个时代的背景前，他的身影从历史中站立了起来。这个身影超越了历史的层层迷雾之后，不仅越来越清晰，而且越来越显出他的独特的价值。 沈从文去世后，骨灰安葬在故乡的听涛山下，他的墓碑正面，刻着他自己的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墓碑背面，镌刻着他的妻妹张充和撰写的挽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这幅挽联，可以说极其中肯地评价了沈从文其人其文。 今天，我们再读沈从文其人其文，不禁会深深感慨：以一己之力与时代抗衡，舍沈从文其谁？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