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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潇 宰飞 一位91岁，一位89岁。两双褶皱纵横的手紧紧攥在一起。 2019年5月的江西萍乡，春寒已退，抗战老兵刘慈珍从湖南岳阳专程坐了3个多小时火车来见妹妹。2017年6月她们时隔近30年重聚。去年，刘慈珍过了90大寿。妹妹刘蓉芳说好要来却没来。今年年初，妹妹又中风了。 “你怎么没戴那块勋章呢？”谈话间，刘蓉芳突然问姐姐。一旁的志愿者陈良想起，两年前见面时，刘慈珍戴着一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当时妹妹将勋章捧起，摸了又摸。 “现在时代好了，你把你的事情都跟他们说了，也能拿到一块。”刘慈珍说。 陈良觉得刘慈珍一定是搞错了。刘蓉芳并没有参加过抗战，而勋章是由国家专门颁发给约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和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的。 但她口中，妹妹的“事情”是什么呢？ 随后他意识到，刘慈珍是抗战老兵，但同时也是被确认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之一。刘蓉芳极有可能也是一位“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从2013年接触刘慈珍起，陈良在湖南一省已发现了多名“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她们中的大多数最初都不愿启齿。自身的痛与耻、外界赋予的标签，折磨着这群“失语”者。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的一面墙上，随时更新国内“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根据逝去和新发现的人数而变动。如今，这个数字是17位。 包括陈良在内的志愿者们、学者、民间调查员、“00后”的学生，依然走在寻找、帮助这些幸存者的路上。“再过10年，她们基本就都不在了。但历史，永远都在。” 沉默 村庄的尽头是一道斜坡。坡上是三间土屋，白色土坯墙，还保留着几十年前湖南乡间的模样。 一位老人靠门坐在屋里，眼睛望着门外，像是在看门口那棵十多米高的大樟树，又像什么都没有看，只是对着屋外出神。 2013年，陈良第一次找到刘慈珍时看到的就是这幅画面，村庄里还没人知道刘慈珍的故事。 最初，陈良以为她只是一名老兵。 陈良是一个寻找抗战老兵当地公益组织的成员。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岳阳市梅溪乡有个老太太，是外地人。村里传言她在国民党部队干过，也有传言她是国民党姨太太，甚至有人说她被日本人抓去过。 “奶奶，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他问刘慈珍。 刘慈珍只是说：“都不记得了。”眼睛依然望着门外。 参加过国民党的老兵，因为政治原因，大多不愿重提往事。对于这一点，陈良很清楚，因为他自己的奶奶曾经就是国民党女兵，而这个秘密，直到奶奶死后，他才得知。 2013年，陈良初见刘慈珍时，已经有了心理预期。记不清是多少次登门后，刘慈珍终于告诉陈良，她曾在湖南湘潭帮国军士兵洗衣服、照顾伤员。这一描述为后来刘慈珍被确认为抗战老兵提供了线索。 但言谈间的一句话，却令陈良觉得还有隐情。老人说：“我这辈子吃了日本人的亏，被日本人害苦了。”吃了什么亏，怎么害苦的，陈良一再追问，刘慈珍只是说，都忘记了。 2017年6月17日，在一家公益组织的安排下，刘慈珍时隔73年第一次回到湖南故里湘潭。 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1944年6月17日，日军攻破湘潭，当日，刘慈珍被日本人掳走。陪她回乡的志愿者葛琳写道：“今天是湘潭沦陷的日子，今天是刘奶奶回家的日子。她从花季少女到耄耋老人，岳阳到湘潭茶恩寺260公里，走了漫长的73年。” 在刘家老宅和祖坟前，刘慈珍哭了又哭，却依然沉默。 寻找 陈丽菲的到来，打破了沉默。 在老家时，陈良隐约听村民说，刘慈珍年轻时被日本人抓去过。是不是受过日本人凌辱？他无法确定。作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约调查员，他把消息告诉了陈丽菲。 陈丽菲是上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的丈夫苏智良教授则是这个中心的主任。“慰安妇”田野调查的特殊性，需要女性研究员的助力。从第一次探访幸存者，苏智良就请爱人一同前往。 “最初我很反感研究‘慰安妇’问题，”陈丽菲说。1991年苏智良听日本学者说，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他是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却不知晓，于是开始研究。“我当时不知道‘慰安妇’制度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军妓，日本回来后，我请他把材料都拿到学校去，我们的孩子那时五六岁，已经开始认字了，当时那些报道几乎都是性的细节，根本不是上升到历史的研究。” 1996年前后，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派出特别调查官来调查“慰安妇”制度。结果认为，这是一种军事的性奴隶制度，委员会以劝告的形式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向受害国政府、特别是受害国的女性进行道歉，而且赔偿。 苏智良让陈丽菲帮忙翻译报告，她翻完发现，在这样一份国际性查证的正式报告中，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被关注并查证了，而中国大陆，却是空白。这个结果给了她很大的震动。 她想，这个局面的出现，历史学者是有责任的。“我们民族的声音缺失了，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学工作者、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提供这样的事实来说话。” 1993年，夫妇俩开始寻访慰安所，陈丽菲也在寻找幸存者。 他们的消息源有文献，也有一线的老兵关怀组织志愿者，比如陈良。一旦接到消息，就要迅速前往。 性格内向的陈丽菲，积累出了相当温柔、细致的寻访经验。“不可单刀直入，在场最好不要有男性，一定要有肢体接触，要让她放松……” 在刘慈珍家时，最初的对话，从点头和摇头开始。提到亲人，才渐渐有了对话。 “奶奶的老家在湘潭是吧？家里怎么样？” “我里五姊妹，五姊妹，死哒，还剩我里两姊妹，还有一个在江西，老妹。” “日本人来的时候，躲在哪里？”“躲在阁楼的绊筒里。” “什么是绊筒？能装得下人吗？”“打谷的东西，木头做的。” “阁楼能放下这么大东西吗？”“能放下。” 1944年6月17日，16岁的刘慈珍在家中阁楼上被日军发现，带至楼下当场强暴后掳走，与其他十几位中国女性一起被关押在易俗河镇。刘慈珍记得，慰安所的门前有一条河。 陈丽菲说，承认自己被日军带走，一般都意味着谈话局面的打开。老人们会慢慢说出在慰安所内的衣食住行和被强暴殴打的细节。 “日本兵很凶，没有什么理由，想打就打……现在看电视里的日本人都不敢看，觉得很凶。”刘慈珍主动说。 个人口述只是寻访中的一环。文献和旁证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访谈之后，陈丽菲去了老人口中的受害地易俗河镇，寻访慰安所的旧址；又去湘潭的茶恩寺镇寻访当年被掳走的地点……一轮下来才算完成受害事实的确认。 “日本右翼常说中国方面造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事不能随随便便，必须要有一套学术规范，一定要能建立起证据链来。” 阻碍 事实上，2017年6月，老兵刘慈珍回家时，一同回家的，还有妹妹刘蓉芳。几十年音信不通，直到最近，老姐妹俩才从志愿者那里得知对方仍然在世。 就在这次回乡聚会上，陈良听萍乡的志愿者说，刘蓉芳也曾被日军掳去。难道姐妹俩先后遭遇了同样的厄运？ 陈良拐弯抹角问刘蓉芳有没有这回事，刘蓉芳说“没有”。陈良问她，“是怎么从湘潭去的萍乡？”刘蓉芳只说，“是一路讨饭过去的”。 线索断了。 寻访20多年，陈丽菲太理解这些老人。 “她们本身是受害者。从日本军队那里回来以后，你想想家里人怎么看她，丈夫怎么看她，邻居怎么看她。她把这段历史打掉牙和着血泪往里吞都来不及，她怎么能够讲出来。”所以一开始，他们的调查也常常无功而返。 “可以说100%的老人家都很戒备”，反悔，发火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人对谁都是怀疑，不接受任何肢体接触，洗澡时不要别人帮忙，床不允许别人碰，连志愿者端来的水都不喝一口；有人在听到慰安妇话题后，起身就把送来的礼物扔到门外。 家属也有芥蒂。陈丽菲去一家幸存者访谈，却被家属赶出，“你们来干什么？你们能做什么？你们是不是有自己的目的？”当时陈丽菲到厨房掉眼泪，电视台也跟过来拍，后来眼泪擦一擦，还是要再跟家属做工作。 最根深蒂固的阻碍其实来自自己的同胞。 上世纪90年代一个大年三十，一位武汉的受害者给苏智良打电话哭诉，别人把洗脚水泼在她家门口，冻成坚冰，骂她“日本婊子”。 一位研究员讲过一件事：南方一个村庄的4位老人听说如今可帮“慰安妇”讨回清白，鼓起勇气去某政府部门诉说。结果却被人反问，“你们自己当初丢脸丢尽，还要再来说”。4人哭着回去，从此再也不肯站出来。 2000年12月8日，一个由民间组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苏智良准备带几位幸存者参加，结果临行前，却被某部门拦住，传来的话说，“自己丢脸也就算了，还要把脸丢到国外去”。 “我们一路走来，现在好像大家都知道（慰安妇）了，一开始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挖洞一样，前边看不到光亮，只是觉得从道义上来讲，从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来讲，我们应该做，我们没做错。” 公道 转折发生在刘蓉芳中风之后。 在刘慈珍看望过刘蓉芳后，有志愿者问刘蓉芳，愿不愿意讲？刘蓉芳说，“愿意”，“再不说出来，就没人会知道了”。 她告诉陈丽菲，那年14岁，“还没有做大人”。 日军攻占湘潭后，在当地掳掠女性的情况时有发生。仅在刘蓉芳的记忆中，就有两次躲避日军扫荡的经历。日军第三次来时，刘蓉芳没有那么幸运。她正在老家里烤火，日军突然到来，令她猝不及防。她与十几名女子被双手捆绑后，抓到一个泥砖砌的、仅以稻草铺地为床的简陋大房子里。 在湘潭被关押五六天后，刘蓉芳和其他女孩子又一起被“装到车上”带到萍乡，关在一个更大的砖砌房屋里，仍旧是被欺辱、殴打。讲到痛苦细节时，她紧紧地抓住陈丽菲的手，依偎在她身边。 饱受痛苦与折磨的日子里，刘蓉芳曾目睹过一位机灵的女孩子成功逃脱。“再不出来就是死。”她和另外两名瘦瘦高高的女孩也策划逃跑，每日外出如厕时，观察周围环境与守卫的站岗时间。两周之后，她们就借着昏暗的天色，趁守卫换班时，逃了。 “怎么逃出来的？” “稻田里面救过好多人。” “意思是稻田里可以藏人吗？” “哎哎哎，往田里一钻，再往前一块田。”…… “回过头去想这段经历，你恨么？” “恨。” “想不想日本鬼子给你道歉么？有这个想法么？”“有。” “怎么个道歉法？叫他们说什么。” “对不起，请我原谅。” “你现在原谅他们么，如果他们不道歉。” “不道歉不原谅。” “不道歉不原谅，如果道歉了，你原谅么？” “原谅。” 陈丽菲再次握紧了她的手。 讨回公道，是所有受害者站出来的初衷。但是老人家们去日本诉讼的官司，几乎都输了。 万爱花，曾是大陆地区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性侵害罪行的中国受害者，并7次赴日维权。她一度不能接受“慰安妇”的说法，因为来调查的日本人告诉她，在日语里，慰安有自愿的意思，“慰安妇”就是妓女。“我去慰个什么安？” 陈丽菲做过专门的“慰安妇”制度缘起研究。她告诉万爱花，慰安妇制度本质是一个性奴隶制度，只是起了一个委婉的名字。这个制度被害者的主体，主要来自中国的战场，东南亚、朝鲜半岛也有大量女性受害者，“她们难道是自己要来慰安日本军队吗？”“你们是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但是因为日军是以慰安妇制度来推行，所以军队的性暴行才能合法化、纵容化，才能这么大面积持久地进行。” 老人家一听，马上就明白了，“陈老师，我们以工作为重，慰安妇不慰安妇，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你们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2013年去世前，她握着外孙女的手说，“咽不下这口气，官司没打赢”。外孙女对她说，“我们中国人是争气的，奶奶，你放心去”。 云南唯一站出来的受害者李连春，遭受了很多的侮辱。一次访谈结束后，她和陈丽菲坐在深山里的火塘边烤火。 “陈老师，你不要看不起我，我一生很穷很苦，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唯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身体，但这个宝贵的东西，是被当时日本鬼子夺走的，不是我自己要这样的。我不是要找哪一个人算账，我也不要好多钱，我都这么老了，黄土埋到半截了，我要钱干什么？我要的就是一个世间公道。” 火塘边，李连春患有白内障的眼睛里，火光闪闪。“我觉得她的眼睛就像结着冰的湖面那样寒光凛凛。她们真的是用一种战斗的姿态站出来的，可以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现在她们人没有了，但这个声音我听到了，我一定要给她们发出来。只要活一天，这个事情我就要做一天。”陈丽菲说。 铭记 陈丽菲认为，寻访是一回事，但找到以后，能否提供关爱和支持又是另一项工作。“如果由社工专业人员介入肯定做得比我们要好得多。” 陈丽菲曾去韩国、台湾地区交流，当地的心理支持活动很多。有人终生未婚，却有做一回新娘的心愿，便给她办一场婚礼仪式；有人喜欢画画，就通过绘画来疏解心中的郁结。艺术家会在晚间免费去给老人们拉琴，唱歌，让她们尽量过得愉快。但这些目前在中国社会里是缺失的。 “‘慰安妇’问题的研究，牵涉领域很大，而目前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力量又如此强大，目前看来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陈丽菲说，她很欣慰一批“90后”“00后”正在成为研究的主力。 “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并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现实问题和历史事实问题。我们要达成一种历史共识，为什么战争是残暴的，为什么和平是可贵的，什么样的人性是我们应该谴责的，什么样的观点会发展成一种登峰造极的形态来残害人类……我们要坚决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警示来者。这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陈丽菲说。 可以肯定的是，上师大里那面幸存者的照片墙上，数字增加的几率将越来越小。苏智良说，他会守着这面墙，去世一位，就拿掉一张，直到最终变为，0。 刘慈珍大多数时候还是沉默地坐在屋门口。但却是一种更为平静的沉默。 一阵风吹过，纱门自己开了，又“咣”地自己关上。再无其他声响。 （应被采访者要求，陈良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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