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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堤防故事（十六）版筑不时操
“尺书前日至，版筑不时操”。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写给其弟杜颖的一首诗中的词句。“版筑不时操”，描述的是临邑县主薄杜颖带领民众为防洪而不断修筑堤防的场景。其实，这句诗也颇能反映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时期的黄河堤防状况，只是“不时”的跨度要大一些。 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治河活动鲜有记载，以致清人胡渭在研究黄河史后发出了“魏晋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闻”的慨叹！ 不过，局部的治理仍未停止。魏晋之际对引黄入汴口门的整治和北魏后期的崔楷治河建议，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据《晋书•傅玄传附傅袛传》称，黄初大水后，荥阳汴口石门冲毁，导致黄河、济水不断泛滥，为解除水患，邓艾写了《济河论》，提出治河意见，并发动民众重建了东汉时的石门工程。晋武帝时，汴口再次被洪水“侵坏”，傅袛出任太守后，组织人力兴修了一道草土围堰“沈莱堰”，平息了水患。 《魏书•崔辩传附崔楷传》不仅记述了北魏的水灾情况，还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六世纪初的一次治河规划和治河活动。传记中，崔楷首先分析了黄河连年为患的原因，并提出实施筑堤、分疏的治河对策。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然“用功未就”，即把崔楷“诏还追罢”，修了个半拉子工程。 隋代没有治河的记载。唐代河患记载虽有增加，但见于文献的治河活动不过三四次而已。如开元十四年的济州治河。时任济州刺史的裴耀卿，在未奉朝命的情况下，率领民众抢护堤防，“躬护作役”。但就在工程正在进行时，裴耀卿却接到了调任宣州刺史的任命。他担心走后工程半途而废，便加快施工进度，直至“堤成”，才“发诏而去”。裴公一心为民的精神，感动了当地百姓，济人特立功德碑一座，以示纪念。 五代时，统治中心移至黄河下游，洪水灾害直接危及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后唐、后周、后晋的治河活动随之增多起来。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唐庄宗李存勖因曹、濮等州连年为河水所溺，命右监门卫上将娄继英帅军修筑酸枣县（今延津县）堤防。因“未几复坏”，次年又命平卢节度使符习再修。同光五年，邺都组织15000人修卫州界河堤。长兴初年，因河水连续多年溢决堤防，滑州节度使张敬询组织人力修筑了酸枣至濮州的“二百里”长堤。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宋州节度使安彦威在堵塞滑州决口后，又筑堤堰数十里。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针对当时的严重河患，于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命宰相李谷督帅“役徒六万”，用1个月的时间堵塞了澶、郓、齐等州的多处决口。另外，这一时期的堤防管理养护也得到了加强，并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制度。 依据文献资料，唐代的河患比魏晋南北朝多，平均13年多发生一次河决、河溢。五代时，河患增多，平均3年一次。在文字表述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全称“河溢”，泛滥地点也不确定；唐代，河决、河溢并称，多数有决溢地点和简要灾情；到了五代，“河决”多于“河溢”，地点和灾情也较详细。单从这些情况看，基本符合黄河下游河道的演变规律。黄河是一条多泥沙河流。东汉故道历经数百年，河床淤积加重，灾害势必加重，灾情当然也会越来越引起国人的重视。 这里，还很有必要对东汉故道能够长期相对稳定的原因做一简单交代。据《黄河水利史述要》分析认为，首先是王景治河后黄河下游有了一条比较理想的河道。这条线路入海距离短，比降陡，河水流速和输沙能力大，加之南岸有泰山余脉阻挡，北面是淤高了的西汉故道，河水从一条比较低洼的地带通过，这就给黄河下游河道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黄河下游多个支流、湖泊分水、滞蓄洪水、泥沙的结果。东汉以后，黄河下游仍有汴水、济水、濮水、漯水等许多分支，还有许多湖泽和旧的河道。汛期，这些分支、湖泽和旧道，从大河分流洪水，削减洪峰，相应也就减轻了堤防的压力。同时，也分流了泥沙，减缓了下游河道淤积抬升，延长了河道寿命。 第三，是中游植被转好，水土流失减轻。东汉以后，黄河中游人口大量减少，大批耕地由农转牧，植被情况可能有所改善，水土流失有了一定程度的减轻。这样，也就相应地减少了黄河的泥沙含量，延缓了下游河道的淤积，使河道能够维持较长的时间。 最后，是社会原因。魏晋南北朝和五代，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迭，势必导致堤防的削弱、破坏，致使黄河长期处于自由泛滥状态。而泥沙淤积范围的扩大，又进一步减缓了主河槽淤积抬升速度，河道相对稳定就成为可能。唐代，正史记载的黄河决溢不多，则可能与当时藩镇擅权、地方割据，漏记河决、河溢有关。另外，唐书中的大水记载，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也包含了黄河决溢，只是由于大水发生后，汪洋一片，决溢难分，地方当局未加核实或统计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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