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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北宋最为知名的诗人，其风格豪迈，是为豪放派诗人的代表之一。但是苏东坡的仕途却是多有坎坷，可以说完全不能和他在诗坛的一帆风顺和意气风发相比，他的仕途经历可以说得相当的抑郁，无怪乎苏东坡总是有一种意难平的味道，正是他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的表现。  其中苏轼受到最深重的打击就是“乌台诗案”了，这场因为言而起的文字狱，可以说几乎将苏东坡打入深渊，甚至害了她的性命。可是有意思的是，对待其他官员，宋神宗对待其他官员或许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但是对待这个大才子苏轼，宋神宗却非常犹豫该不该重责他，为何呢？ 乌台诗案的起因 很简单，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实施的新法，认为其中颇多弊端，但是当时他因为受排挤而外放做官，所以不能够直接进行抨击。但是苏轼素有才气，便通过诗词进行了暗讽。而他的这一行为被一些反对党的对手、还有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的官员抓住了把柄，他们向宋神宗告状。而当时王安石已经二次罢相，新法的实际领导者已经是彻底掌权的宋神宗。苏轼的暗讽，自然让宋神宗以为他要阻挠新法，于是将其下狱。  本来苏轼也承认了，在一些诗词中的确有抨击过【新苗法】、【食盐专卖法】等，但是敌对党派的官员和不喜欢他的人，纷纷落井下石，强行解读他的众多诗词，以至于他的罪到了不可赦的地步，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宋神宗正主导新法实施，而他欣赏的才子苏轼却出言讥讽，这是对他的藐视，也是对新法的重大阻挠 这一点可以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宋神宗听到朝中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报告苏轼暗讽他新法的时候是如此的暴怒。被有才之人，被一个文坛大家如此讽刺批判，其影响有多大可想而知，而宋神宗当时实行新法正是因为他想要励精图治，想要强国，出发点是为公而并非为私。初心不坏的情况下，居然被一个臣子如此的暗讽，身为皇帝的他必然是怒不可遏，心中非常的气愤。情绪上来了之后，手下的部分官员也会察言观色，自然也纷纷有恃无恐的落井下石。  从这个层面上讲，宋神宗的确是非常的气愤，但是气愤是因为他欣赏苏东坡的才气，却被人家暗讽了一顿，有一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落差感。是可忍，孰不可忍？ （2）考虑到苏轼在文坛的重量级地位，不能太寒文人的心，且苏轼有绝代才华，许多人，甚至是对手都为他求情 苏轼有才，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如果对苏轼重罚甚至杀了苏轼的话，不免会为北宋的文坛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北宋是十分注重文治的，如此寒天下文人心的事情，宋神宗也是不想做的。如果做了，不免被当世或者是后世的人所批判，毁了一世的英明。  而且，因为苏轼的才华的确太高了，朝中以及宫中的许多的人都为他求情，比如说宰相吴充、太后等。连他平常口中讽刺的新党对手，也就是支持新法的新党人士都为他求情，比如王安石、章惇等人，这也真的是出乎意料。有了这些人的从中斡旋求情，宋神宗自然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再决定。 （3）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祖训：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 还有一个宋神宗怎么都要考虑的因素，那就是祖宗的遗训。宋太祖因为不想重蹈唐末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穷兵黩武的覆辙，所以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一定要重视文治的国策。所以立下碑刻：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其中就有一条，不得杀士大夫以及评论朝政之人。且苏轼评论朝政也的确是为了国家社稷着想，无论他说的对错，至少出发点是为公的。而宋太祖的遗训，又是每一个宋朝后代皇帝都需要遵守的，宋神宗纵然有千般不愿意，却也不能不慎重考虑。 总结 正是以上的种种因素，导致宋神宗左右为难，毕竟他也不想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后代文人的笔刀可是毫不留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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