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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言
许嵩的这首《庐州月》唱尽了“月也摇晃，人也彷徨”的相思，既是对人，亦思故乡。庐州月照映旧时巷陌，古城旧史谁曾忆否？ 今人多知今人之合肥即旧日之庐州，然并不知晓二者间渊源纠缠。在层累难确的古史传说中，夏商时代，东方的淮夷人就已在今日的合肥一带繁衍生息，商人称之虎方，周人呼为夷虎。夏王少康后裔东楼公的一支后裔娄人随亲族有巢氏的后人南迁到巢湖附近，建都于庐邑，“庐州”之“庐”正源于此。 武王翦商之后，亦征服江淮之间的巢国，并将其析分为二：一为巢国，都于巢城，二为庐国，立都庐邑。巢国赐伯爵，称“巢伯国”，庐国赐子爵，称“庐子国”。据杜佑《通典》载，“庐州，今理合肥县，古庐子国也”。 春秋时庐国归属舒国，后随舒而归于楚国。至于战国，楚畏强秦，酝酿迁都东移。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楚国“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迁都寿春，命曰郢。”其实，据《国语》、《初学记》史书等记载，起初楚考烈王属意庐邑，并亲临巡视，见人旺物阜，水通陆达，符合建都要求。 然而庐邑地位凸显，必然列国争夺，若建都于此，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楚国君臣权衡再三，只好放弃，择寿春为都城，以庐邑为“陪都”，疏通“江淮运河”，即“巢淮运河”：长江一一濡须水(裕溪河)一一巢湖——淝水一一淮河。 彼时的寿春即今日安徽的寿县，而庐邑则为今天安徽的省会合肥，地位变迁颇为有趣。楚虽建都于寿春，“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仍为南北交通枢纽。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谓的“南北潮”，体现了先秦时代合肥的物资运输线路和经济辐射范围。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注曰：“合肥县，庐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也。”《汉书》中则谓“南北湖”，更是具体讲明就是北面的瓦埠湖和南面的巢湖，瓦埠湖北达淮河，巢湖南连长江。连通南北两路的发达水路交通，使得当时的合肥成为江淮之间甚或是全国性的物产交换地。 秦灭列国之后，以楚国旧地建九江郡，郡治设于寿春，合肥县隶属于九江郡。明人杨循吉的《庐阳客记》说：“秦并六国，置九江，庐以列城为合肥县。”清光绪年间修纂的《续修庐州府志》载：“秦并六国，······置合肥县，属九江郡。秦始皇二十六年，定郡治襄安，统合肥、居巢、襄安三县。” “合肥”之名始于秦，迄今已逾两千年。然“合肥”之名的由来，则并无定瓛。东汉应劭注《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合肥”条曰：“夏水出夫城东南，至此与淮合，故曰合肥。”应劭之意是夏水与淮水在此相汇合，因此城名“合肥”。 然而，北魏郦道元并不赞同应劭之解，夏水的故道是在今湖北省沙市东南分长江水东出，不可能一直向南流到合肥。氏著《水经注》云：“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又进一步解释，“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肥水别过其县西，北入芍陂。又北过寿春县东，北入于淮。施水亦从广阳乡，东南入于湖。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径合肥县。” 郦道元的意思在夏天河水暴涨的时候，施水(南淝河)可以与肥水(东淝河）汇合，“合肥”之名来自施水、肥水相合。后世学者多以郦道元的说法为确论。庐邑为秦之合肥县治所，因其处于南北中枢位置，“肥水又为庐、寿间战守之资”，“面临江淮，北运寿春”，物运畅通，商贸发达。 西汉建立后，刘邦废项羽所立九江国，封淮南王国，淮南王先为英布，英布被诛之后，刘邦封其子刘长为淮南王，合肥县隶淮南国管辖。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 光武帝刘秀改合肥县为合肥侯国，封功臣扬化将军强侯铿镡为合肥侯，“合肥其地视他邑独重”。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 铿镡卒。子铿鸿嗣。铿鸿卒，子铿浮嗣。铿浮卒，子铿雅嗣。合肥侯国历铿氏四代近百年，后复改为合肥县。汉末灵帝时期，灵帝封其弟（史书未有其名）为合肥侯。 灵帝时，立弟弟（史失其名）合肥侯。中平四年（187年），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未成被诛。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朝廷又废黜合肥侯国，复设合肥县。终汉之世，合肥大多为县治，三级行政区治所，其所在郡属为九江郡，郡治均为寿春，属扬州刺史部。 有汉一代，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至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期间，合肥县隶淮南王国直辖，属二级行政区治所。这段时间的汉廷淮南王恰是历史上有名的刘安，淮南国都城寿春经济文化十分繁盛，而作为寿春副中心的合肥也因之发展，此间也是合肥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 汉代合肥的发展与这一时期官方规划的城市建设有密切关系。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高帝＂命天下县邑城“，意思就是令全国各县和封邑在各自的治所筑城。缘此诏令，全国县治，一县一城，“凡城皆县”，都城、郡城、县城三级制的城市体系也基本形成。 基于此次建城运动，合肥城市基础初步形成，此后历代合肥选址均为在汉代合肥城的基础上的调整和发展。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合肥故城，汉为县，故城址在今县北。”清代嘉庆《庐州府志》卷四记载：“今合肥西二里，故城是也。”西汉时期的合肥城旧址，具体位置在今市中心西北四里河与南淝河交汇处北岸。 南淝河即汉代的古施水，汉代合肥正是凭借施水联系巢湖和长江。从汉代合肥城的选址看，当时的合肥城与长江的关系非常密切，超出其对淮河的依赖。汉代的合肥又是长江以南与东西两京往来的重要交通枢纽。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诛刘安之后，淮南国除。淮水重镇寿春丧失了王国都城的地位，而其副中心合肥也自然随之没落。 东汉时期，中原与南方之间的水路交通部分采取海运，江南奇货珍宝开始由“入海乘淮，逆河溯洛”而进入洛阳。海运兴起，合肥、寿春所处的江淮通道重要性逐渐降低，城市地位也渐趋弱化。 至东汉末，遭受连年战乱，昔日南北商业中心的合肥城竟一度几成空城。东汉建安五年(200年)，刘馥受命出任扬州刺史，扬州治所从历阳(今安徽和县)迁至合肥。刘馥几乎是只身赴任，《三国志·魏书·刘馥传》称刘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 刘馥到任之后，立即就“建州治，招流亡，广屯田”，“又高为城垒，修战守备”。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四记：“献帝时，曹操表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马造合肥空城，立州治。今合肥西二里，故城址也。”曹操以刘馥为扬州刺史，并将扬州州治迁至合肥，正是对其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视。 刘馥重建合肥城，自然是以军事视角着手，“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合肥是曹操集团对江东孙氏集团军事行动的前沿要地，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曹操曾四次亲赴合肥督战。 建安十四年，曹操在合肥城外以东约3公里的南淝河北岸建设了教弩台，也就是魏国弩兵的防守堡垒，弩箭的射程刚好可以射至南淝河上的战船，作为遏制东吴水军的前哨阵地，“教强弩以御吴师”。 刘馥建合肥城，使之成为曹魏压制孙权集团北进的重要堡垒。依托合肥城，曹魏得以扼守咽喉，江东集团“故终吴之世，不能与魏人相遇于中原”。 建安十三年，刘馥病逝，孙权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燃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以破走”。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北上攻打合肥。曹魏大将张辽在合肥逍遥津以七千精兵破孙权十万大军。 逍遥津战役是汉末三国时期江东孙氏对曹魏发动的一次重要战役，也是规模非常大的一场战役。逍遥津战役东吴的失败，进一步促使东吴改变联蜀抗曹的策略，也彻底放弃了北进中原的企图，而采取吕蒙的夺取荆州以巩固长江一线之策略。 曹操对经略江淮的重视，促进了合肥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江淮地区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巢肥运河沟通南北水运，把合肥和中原连接起来，进一步促进合肥乃至江淮地区的活跃，成为历史上开发中部地区的成功范例，也为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揭开了序幕。 公元219年，孙权称帝，而后由武昌（今鄂州）迁都建业（南京）。孙吴政治中心的转移，加之吴蜀关系的缓和，使得曹魏在江淮地区的防御压力陡然增加。 先前刘馥所建合肥城在地理位置上也颇有危险之处，正如宋人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所指出：“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趋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扰魏，亦必由此。” 刘馥所筑的合肥城位于施水北岸，善于水战的吴军正可以此袭扰攻取。魏国扬州都督满宠上疏魏明帝分析刘馥合肥城军事地理利弊：
故而，满宠建议另择远离施水的城址建造新城，“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满宠的建议得到魏明帝赞同，合肥新城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开始修筑，青龙四年（233年）建成。 满宠所建新城在今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陈大郢自然村。南临淝水，北距鸡鸣山约2公里，坐落在岗地顶上。相较于刘馥旧城，满宠所建新城更接近施水的源头，不仅迫使东吴的水军在进攻时走一段陆路使水上优势无法发挥，且守住源头以逸待劳，且与旧城成犄角之势，在防御上也更为有利。 曹魏合肥新城建成之后，孙权也曾尝试攻取，“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舡”，果然没有攻下。 西晋一统之后，南北军事对峙格局结束，合肥新城失去防御意义，而且由于其不具备政治和经济功能以及成为治所的条件，因而被弃。“晋平吴，复还旧治”，合肥县治所再次迁回刘馥所建旧址，满宠所建新城渐渐湮废。 三国时期，合肥是军事要地与襄阳、祁山并称，魏明帝总结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砖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正如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合肥“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或许也正是因为军事意义突显，合肥的经济功能更是渐次弱化。 西晋“八王之乱”时期，乱军控制漕运主干道（邗沟、鸿沟、汴水），洛阳“仓廪空虚”。西晋朝廷恢复江淮通道，将设于扬州的广陵度支迁至合肥，南方米谷经濡须口、巢湖等至合肥周转北上抵洛阳。 东晋南北朝分裂时代，南北政权以长江为界，江淮一带成为战争拉锯地带。在东晋时期，为了安置北方流民，曾在南方侨置州、郡、县，合肥则被侨置为豫州汝阴郡，南朝基本沿袭，略有更易。 此一时期的合肥与三国时期相同，仍是江淮地区的战略中心城市，城市功能中军事功能为主导，“晋室既东，元帝以祖逖镇合肥，于是又为重镇。大兴二年秋七月，又以戴渊为征西将军，督六州，镇合肥。自是梁陈皆用为镇以距北虏者，凡五代”。 东晋及其后的宋齐梁陈均以合肥为江北军事重镇，正是因为军事功能成为合肥城市的绝对主导功能，这座昔日商业都会完全沦为军事堡垒和营寨城。南朝梁太清元年（547年）七月，改设合州于汝阴（今合肥）。太清二年（548年），合州被东魏占领。东魏及北齐初，仍为合州，陈、北周仍旧制。 隋统一全国后，将今日安徽区域划分为沿江、江淮、淮北三大区，淮北诸郡属河南总管府，连接中原河洛地区；江南则建新安郡、宣城郡；江淮之间建置庐州，属扬州总管府。这一行政变革，一直影响到今天，体现了安徽省域内淮北、江南、江淮三大区的特征。 隋文帝时期，全国地方行政为州县两级。北周旧城合州被改为庐州，扩其疆域，辖领合肥、襄安、庐江等7县。大业三年(607年)四月，改二级行政建制为三级建制，即州、郡、县，改庐州为庐江郡，郡治合肥，为二级行政区治所。 隋代的庐州或庐江郡的行政范围包括今天的合肥及其西部的六安等，从此以后，合肥开始拥有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合肥作为其政治中心，自隋以降直至清末，庐州行政范围的核心区域一直较为稳定。唐朝武德三年（620年），唐朝废除郡级建置，又改庐江郡为庐州，仍治合肥县。 贞观元年（627年），唐廷因山川形便，设天下十道，庐州属淮南道。至于唐代，汉末刘馥所建合肥城早已破败，而满宠所建新城其规模和位置均不可能承担州治的治民之所的功能。所以，唐贞观年间重建合肥城，主持工程建设的是唐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唐代重修的合肥城位于时雍门西，即合肥小东门一带。据《嘉庆合肥县志》记载，“今南半城，名金斗城。······盖汉城既坏，改筑土城于今所。” 盛唐时期，庐州为南北交通要冲，“开元中，江淮间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道”。安史之乱后，唐廷对东南地区的财赋形成很大依赖，庐州“郡米数万石输扬州”，再由运河输送到东西两京。隋唐时的合肥是贸易枢纽，其贸易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均为江淮地区各邑之首。 庐州本身的手工业也很发达，据《唐六典》记载，当时庐州所产的布、火麻的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反映了纺织手工业的普遍发展。在采矿业方面，庐州下属的庐江产铜，矿冶业很发达。商业发达，形成了繁荣的市镇。在金斗城北门外的金斗河两岸以及南门外围绕同食馆区域均形成了较为兴旺的场所，金斗河两岸尤甚，发展成为经济繁荣的集镇。 唐末乱世，庐州人杨行密成为割据江淮的庞大势力。天复二年(902年)三月，唐封杨行密为吴王，杨行密先都庐州，后改都扬州，但以庐州为一级行政区淮南节镇首府，后为德胜军节镇首府，又称庐州节度使。南唐代吴(937年)后仍为德胜军节镇首府。合肥为后周所据之后，改为保信军节镇首府。 五代十国时期的合肥为南方政权在江北的防御重地，也是北方政权南进的军事重镇。由于杨吴、南唐政权的休养生息、保境安民的治理政策，合肥在五代时期虽处于江北前线地带，城市经济却依然保持了发展态势。 北宋至道五年(997年)，庐州改属淮南路，熙宁五年(1072年)改属淮南西路。合肥在这一时期均为二级行政区庐州州治。北宋合肥延续了唐代的城市地位和经济发展，具备和唐代相类似的城市形态。 原唐代淮南道辖区在北宋被划分为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两个行政区，但其依然是中原王朝的主要财赋供应地。庐州所处的淮南西道经济发达，“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 金灭北宋之后，赵氏南迁。庐州仍为淮南西路辖区，合肥是淮南西路治所并兼庐州州治。迫于金朝的军事威胁，淮南地区又成争夺激烈的军事对峙区，合肥遂成淮西路军事重镇，“淮海之郡，庐为大。地大以要，庐为淮西根本。合肥号金斗，江北恃为唇齿，亦一都会。地有所必争。赴巢湖，控涡、颖”。 为了更好地扼守合肥，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宋淮西路元帅郭振原唐代金斗城基础上扩建城池，“拓其北，跨河为城，名曰斗梁城”。郭振拓城，是将唐代金斗城大体沿东西方向截半，保留了原北半城，舍弃南半城，再向北扩城，将金斗河(即施水流经合肥市的一段)包入城中，成为内河。 元灭南宋之后，合肥行政区域没有很大变化。至元十三年(1276年)，庐州属江淮行省淮西道宣慰司，为淮西路首府。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庐州为路，仍属江淮行省淮西道。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庐州路改属河南行省淮西江北道。 然而，元代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进一步东移和交通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合肥的区域地位。元代之后的运河，并非如同唐宋一样多枝形发展，能够将中原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江南地区均较为紧密地联系起来是，而是呈一种南北向单一主干式线形发展，且仅局限于东部地区，联系政治中心大都和经济重心江南地区，合肥所在的中西部地区则被置于运河交通线之外。 此外，元代大兴海运，起自上海终于直沽（天津一带），合肥更远离海运线路。从全国陆运交通格局看，自北京南行往江南的主要陆路交通线东移，为经山东、淮东南下至江南，合肥也距离此路线较远。 交通地位的弱化预示着经济即将到来的没落。 明朝立国之后，经过洪武、建文两朝，至于永乐元年（1403年），庐州府隶于南直隶成为定制。有明一代，庐州府是南都腹地，加之朱明皇室兴于江淮等因素，其行政地位较之前代更高。 合肥县作为庐州府的行政中心，城市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并兼有依附于政治功能的军事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从军事角度而言，合肥依然是江淮之间重镇，“东连吴 、越，西控汝、光 ，南通楚 、豫 ，北接开 、归，实当周道子午冲”。从交通而言，明代的合肥仍然是巢湖流域的转输地。庐州府所辖州县及其周边地区所产的各类贸易货物和农产品大都经由合肥转运京师及各地。 庐州府城合肥的小史港自唐代就是庐州的贸易港口，庐州府金斗河为南淝河的一段，由南淝河可以直通巢湖入长江。 明正德七年，庐州知府徐钰为防范盗贼，曾下令封闭西水关，切断城内河流的水源。西水关湮塞后，合肥城市交通集散中心的功能曾短暂失去，但万历年间修筑了水闸后即告恢复。 从社会经济整发展而言，唐宋时期废除繁盛的江淮地区在明代后期渐渐陷入内卷停滞。地处江淮的合肥在经济形态上也陷入退化，商业属性渐渐淡去，成为纯粹的农业地区。 江淮地区经济社会衰退，故而合肥在明代的城市功能呈现持续退化和衰落，实际影响力也仅仅局限于庐州府一隅。 清朝入关，平定南方之后，起初沿袭明朝旧制，合肥仍为庐州府治所，隶属南直隶。顺治二年(1645年)，清设江南省，庐州府改属江南省。 顺治十八年(1661年)拆分江南省为左右两布政使司，庐州属左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领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九府，徐、滁、和、广德四州”。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为了防止江南地区反叛，进行进一步的行政肢解，开始实施江南分省，分建江苏、安徽两省。改江南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取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安庆府”和“徽州府”的首字作为省名，设立安徽省，辖8府、5直隶州、4散州、51县。 非常有趣的是，安徽建省后很长一段时间，布政使司仍寄治于南京，而巡抚衙门和按察使司衙门却在安庆。 按照明清制度，布政使司才是主管行省行政事务和财政事务的机构，所以当时安徽实际的省会在南京，安庆更像一个临时驻地。所以说，今日互联网说的“徽京”之梗并非无根之谈。 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八月(1760年10月)，安徽布政使司才从南京迁往安庆，历时近百年的“省会在外省”现象才告结束。庐州府属安徽省，下辖合肥、巢、舒城、庐江四县和无为州，府治于合肥。 清代的合肥，比起明朝合肥，地位更为降低，经济也更为凋敝。合肥长期以来的对外运输港口小史港渐渐废弃，合肥在庐州府范围内的交通枢纽地位也丧失了。 与府治合肥县的衰败形成对比，地处舒城、庐江、合肥三县交界地的三河镇却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一跃成为庐州府的经济和商品交易中心以及交通枢纽，“三河为三邑犬牙之地，米谷禀聚，汇舒、庐、六诸水为河者三，河流宽阔，枝津回互，万艘可藏”，而且还成为当时安徽境内最大的米粮集散地之一。 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太平军攻占安徽省会安庆府，省治遂临时迁入庐州府。自此至同治元年(1862年)迁回安庆止，合肥作为一级行政区省会的时间共十年。 民国之后，合肥的行政建置略有变化，明清两朝的府级建置单位庐州府被撤销，这也是当时的普遍政策。民国元年(1912年)，改庐州府为合肥县，直属安徽省，为二级行政区。民国三年(1914年)，合肥县改属安庆道，道尹驻安庆城，为三级行政区。民国十七年(1928年)，废道，设合肥县，直属安徽省，为二级行政区。 较之于清代省、府、县三级制时合肥为府治，民国时期合肥的城市行政地位明显下降，除了府一级行政建置的普遍废除因素外，更反映了自元朝以来合肥地区经济地位的下降。民国时期的合肥仅仅是县治，是区域支线交通末梢和县级市场和中心地。较之冷兵器时代，南北军事对峙，随着铁路等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合肥的军事政治地位也不复过去那般重要。 民国撤府设县后，物产丰富、地理位置较好的巢县、舒城也成为安徽省直辖的县，而不再属于先前的庐州府管辖，与合肥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相比较水乡巢县，合肥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县城，自然资源和物产也很有限。 与合肥比较起来，安徽境内的芜湖地处青弋江、水阳江、裕溪河与长江几大水系交汇之处，原本就是“聚舟车之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垺”的繁华之地。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将芜湖辟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从此以后芜湖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长江巨埠、皖之中坚”。 合肥北部的蚌埠因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一个淮河边的渡口小集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工商城市，“蚌埠已山三数人家的乡村，变为十万人口的大都市，成了皖北商业的唯一中心。”合肥商业“乃衰落不及以前三分之一。以交通之不便，商旅货物，皆舍合肥而趋蚌埠”。 1934年2月，因淮南煤矿煤炭输送需要，淮南铁路线开始动工。1935年5月，合肥至巢县段修成通车，“北起长淮，南迄大江，贯通皖省腹心之淮南铁路通车”；至1936年5月，淮南铁路全线贯通并投入运营，“全路自淮河之田家庵南达长江之裕溪口，计正线二百一十五公里，支线十公里，侧线约三十五公里”。 淮南铁路线的通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合肥的交通条件，方便了皖北、皖中货物的输出。但是，这条铁路线运行一年多，就告中断。1937年8月，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国民党军队主动破坏了淮南铁路。抗战时期，既无经济腹地支撑，又无交通运输优势，合肥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城市经济功能微弱。1938年合肥沦陷之前，合肥城内仅有居民不足1万人。 在日占期间，日本人于1942年拆除了淮南线水家湖(今合肥北部)至裕溪口段，抢建了水家湖至蚌埠线，使煤炭经水蚌线转津浦线外运，被弃的水家湖至裕溪口段正好连接合肥南北，铁路线的改道意味着合肥被排除在铁路交通线之外。 合肥站被废除，直至1948年9月才恢复通车。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合肥通铁路的时间很短，仅只有1936年4月至1937年8月和1948年9月至1949年10月两个时间段，共计两年半时间。 地处皖中腹地，既无江海水运之便利，又脱离于铁路交通线之外，直到1949年，合肥仍然只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皖中小县城。抗战胜利后，合肥曾经短暂地做过安徽省会，至1948年底，省会又迁回原治安庆。至1952年，合肥正式成为新政权的安徽省省会。 1950年代的合肥虽为皖省政治中心，但是地理经济交通等诸条件，皆不如省内蚌埠、芜湖、安庆等繁盛之都，庐州月也只能照映在早已斑驳的冷清街巷了。今日合肥“霸都”地位的形成完全是省会地位确立之后，行政主导经济和1949年之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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