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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祝晓风 费孝通基本上是把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当做一部社会学著作来评介的。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重印潘光旦译本。1986年春节前，范用亲自登门来请费孝通为此书重刊写篇文章。费先生花了春节一周时间，重读潘译，写成一篇近七千字的长文。费先生在此文中花了大量篇幅来评述潘光旦的学术——潘光旦是费先生的老师——对人文主义与霭理士也做了言简意赅的评论，他说，“达尔文把人类也纳入了其他一切生物的同一发展系统之中，也就使人类成了可以作为客观事物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人文主义的关键”。“达尔文破了这一大关。过了三十五年，霭理士才有第一本关于两性问题的著作《男与女》问世。但是三十五年看来还是不足使科学观点在社会上得到普及，霭理士关于人类两性研究这杂玫瑰花还得用灵魂的鲜血去浇灌。”以费孝通写这篇长文为坐标，把时间再向前推五十多年。1934年12月，左翼作家胡风发表《林语堂论》，称“蔼理斯时代已经过去了”。周作人旋即以《蔼理斯的时代》给予直接地反驳，并对胡风大加讥讽。胡风再发文回应。不久，鲁迅加入，站在胡风一边。这成为三十年代中期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蔼理斯时代’是否过去”，成为一个论题，本身就说明了霭理士在当年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那时，距“五四”，不过十余年。霭理士思想的被引入中国，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这是有它的历史逻辑的。 霭理士与妻子埃迪特·埃利斯
2019年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解放，是一个核心。不错，费先生说到了要害，那就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就是把人当人。把人当人的意思，就是既不是把某些人当神，也不是把人当奴隶，更不是把人当工具。马克思曾说，“对人来说，最根本的就是人本身。”人就是目的。把人当人，与把人作为客观事物来进行科学研究，恰恰是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人文精神与科学主义，在这里，正好是相通的，也是相成的。人是由生物物理的肉身与精神心理思想两大方面构成的。人的精神解放，往往伴随着身体的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正是一个尊重人，重新发现个人的价值的人文精神。对人的心理与精神的研究，往往也是对人的身体的研究。而《未完成的悲剧》的作者认为，“解放人类的精神，从内向性渠道建设世界，恐怕是建设世界的唯一正途”。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霭理士有过一阵热度，但不久，就又淹没在尘烟之中。现在，似乎又可以讨论“蔼理斯时代已经过去了”。从费孝通写那篇文章算起，一转眼，又是三十一年过去了，《未完成的悲剧》（《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戴潍娜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有意思的是，该书作者说，为写此书，吐出的血够浇一盆花。霭理士生于1859年2月2日，2019年是他160周年纪念。在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一本书问世，也算是一种巧合。《未完成的悲剧》采用了一种奇特的写法，把两个人的心理传记编织在同一本书里。该书以“未完成的悲剧”为题——这是有人专门用来指称周氏的——所以，此书的重点应该还是在“周作人与霭理士”的前一个，应该是从霭理士的角度，来研究周作人。霭理士作为一个永远存在的参照，成为周作人的巨大背景。此书的细密研究，可以让周作人于学界和世人争论不休的某些玄奥暧昧，得到一次辨证与澄清。该书探讨霭理士对周作人在人生和思想上的影响，还有两人在一些精神思想方面的对比。正像作者所言：和霭理士一样，周作人仍全身心地活在“一切皆为艺术”的自然世界，像一个帐篷中的阿拉伯人，此地并不久留，他来自过去，去向未来。“霭理士如楔子般插入周作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作为文化符号存在的周作人，在与霭理士的重叠、共存与补充中，得到激活与重生。关于二者的比较，并非遵循时间线性逻辑，亦不是全然虚幻的妄想，它更类似一种与镜像产生的自恋关系，或一种不合时宜的移情。”——把周作人作为霭理士的镜像来研究，使这本书从总体上就包含着一种辩证思维，作者在这种视野中，看到了两个研究对象的相似性、对称性与相互性。
这本论文各章，作者视之为交响乐的乐章，主体是四个部分，第一乐章“以美为教”，由古希腊和先秦讲起，论述到霭理士艺术思想传入中国，对五四一代人特别是周作人的影响，其美教思想，与周作人继承的中国传统的王学左派，发生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艺。“圣人与罪人的合体”，从历史、心理、文化基因及人性等角度，重新审视周作人落水这一问题。“无法无界”，则从文明与道德的层面，对比霭理士与周作人。最后，“好色家与情人党”，专门研究霭理士的婚姻与私生活。戴著对霭氏与周氏的探讨和比较研究中，他们二人各自的两性生活，是书中贯穿的一条研究主线。马克思说，“人对人最直接的、自然的关系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研究这两位人物，当然也是一个直接的、有效的角度。当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潘光旦的女婿胡寿文为三联重版潘译《性心理学》，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霭理士传略》，记述霭氏的生平与学术，中间对他的私生活也略有涉及。《未完成的悲剧》的这第四乐章，集中探讨霭氏的两性生活与婚姻，恰可与胡文互参。这本书写法之奇特，除了结构，还有语言。这明明是一本学术论著，但人民网在报道这本书时，却称它是一本“历史文化人物随笔”。或许，这种错位，正暗示着这本书的特点。读完之后，读者会觉得这是一本知识含量极高的学术论著，也是一位极富才华的作者的文学展开。或者说，是一本极有睿见的历史人物随笔，同时也是一部光芒逼人的研究论文，而其中激荡的，则是思想的激情。作者运用大量的修辞手法，把比喻与拟人，互文与通感，还有数不清的带有隐喻色彩的双关，穿插在学术论述中。与行文中高密度的引用量和知识量一起，构成了一种密实而华丽的风格。——这当然也会有一定的负面效果，就是行文华彩，个别时候会多少遮掩一点儿那些新见的光芒，而那些新见，才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硬核。——当然，也可以说，那些新见和奇思，必需这样的表达才会有力。在五四运动一百年的2019年，鲁迅作为五四主将之一，鲁迅研究也将是一个热点。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展开，周作人研究尽管已自成规模，但仍可视为与鲁迅研究相关度极高的一个研究方向，或者可以说是鲁迅研究的一部分。不同于大多数的周作人研究，戴著超越了一般性的文学研究，更超越了一些道德审判式的评判，而从霭理士的影响的角度，从人性深度对周氏的思想与人格做了分析和审视，揭示周作人复杂的文化心理。这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研究吧，也可以说是一种“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也创造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新的范式，当然这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范式。孙郁认为，作者在差异性语境里“凝视历史，述而成诗，咏以见道，意夺神骇。于忧思中打开一扇陌生的精神之门”。止庵则称该书，不仅深入探讨了周作人与霭理士的思想关系，而且“对于霭理士思想不与周作人重合的部分——也许这更为重要——做了必要的介绍，值得一读”。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史意义，当然还有待时间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后人再来研究相关论题，这本书是绕不开的。
鲁迅曾有名言，说“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战斗”——后边还有两句：“也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孤独的，不合时俗的。而真正的学者文人，其实也是提笔的武人，和孤独的吊客。他们敢于孤身去探索，敢于开辟前人未曾到达的新天地。这本书在研究上还给我们不少启示，一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论文数量上已经可以用“可怕”来形容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只要深入钻研进去，仍然可以发现新问题，找到新角度，提出新观点，这一领域，仍有学术上的开拓空间。二是，真正的学术成果，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基础研究之上。该书作者是在几乎掌握霭理士和周作人全部的主要研究著作的基础上，撰写此书，是用传统文献学的功夫来做现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这一点特别值得现在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学习。三是，真正的学术成果，是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学术个性与学术研究的普遍规律并非是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戴著的写作，虽然有大量的引文、注释，但其表述方式，行文风格与我们常见的学术论文仍有明显的不同，而有她自己鲜明的个性，那就是没有一般论文的套路，而是把其大量的新观点铺散在满篇的论述中，同时，论述的语言又极具形象感和意味，富有文学感染力。此书作者曾说，这本书是她第一本有注释的著作，也许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此话似乎言之过早。至少从书中看，提出了不少论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本身就是论文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还有的观点，作者提到了，或者说用灵感捕捉到了，但未及充分展开，就又顺流而下，转移焦点。这些未及充分展开的观点，其实，都可再补充，充实，形成单篇文章。如果把这次研究当作一次学术探险的话，套用这本书的标题，这本书应该还是一个没有完全完成的探险。（授权刊发。原题“未完成的探险——评《未完成的悲剧》”，原刊《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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