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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的“东京80万禁军”是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词语，比如在介绍豹子头林冲时总免不了提到，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但除了人物介绍时会被提到，貌似在整篇故事中，这支挺起来很牛的军队就再也没出场过，甚至连征讨梁山和打方腊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很少见其参与。 那么为何这些看似十分厉害的东京八十万禁军，却几乎没有多大存在感呢？ 宋朝在取得经济上的巨大繁荣的同时，在对外征战上却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以至于不得不每年花钱（岁币，见注释1）来保平安。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宋太祖时期的禁军是曾经辉煌过的。 从公元954年赵匡胤奉命执掌禁军开始，这支军队先后跟随宋太祖向东大败南唐、向西灭亡后蜀，而后南下灭了南汉。赵匡胤死后，这支军队又又北上灭了北汉，甚至将前来支援的辽国军队击退，正是这支军队结束了唐末黄巢之乱后，近一个世纪的藩镇割据乱局，让天下再次一统。 但神话就此结束，赵光义仓促间发动的两次北伐让这支一度战无不胜的军队元气大伤，甚至一蹶不振，此后的二百多年也未再现当年先辈们的神勇，后世有人将此归咎于宋朝重文抑武的主流思想。 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却不足以导致几百年的不作为，船夫这次就带大家从宋朝军法来分析下，神勇的大宋禁军是如何“消亡”的。 荒废的《逃亡法》禁军名字中的“禁”字，最初是指皇帝居住的地方，用在这里可以泛指驻扎于首都的部队。当初柴进还是开封府尹的时候，赵匡胤便是武官，也正是从那时起，建立了这支军队的种子。这个时候的禁军官兵一体，如臂使指发挥出了极大战斗力。但随着宋朝建立后采取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政策，不但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还产生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 逃兵越来越多了。 逃兵这个事儿其实自古有之，想要生存下去是每个人的本能。除了用军法遏制，古代名将更多的是用义气和荣誉感来激励士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就记载了吴起为士兵吮吸脓包，士兵心生感激，战不旋踵的故事。
兵将不识彻底杜绝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所以宋朝只能靠《逃亡法》来阻止士兵逃跑。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编写的《宋建隆重详定刑统》中记载：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知，宋朝之初对待临阵逃亡的士兵都是处斩，此外连同上级还要受一定的处罚。但奈何法不责众，到了北宋后期，竟然逃跑的士兵占了一多半，此时《逃亡法》就形同虚设了。为此，宋朝也不得不逐步妥协，分多次在不同时期颁布了名目不同的《首身法》，这是个什么法律呢？ 通俗来讲就是逃兵限期内自首，就可以回到原部队继续服役了，当然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比如减法军饷等。记录南宋高宗和孝宗两朝的编年史《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就宋孝宗关于首身法旨意：
虽然军饷要少发，但这要比掉脑袋可划算多了。所以这个法律的颁布某种程度上更助长了临阵而逃的现象。在宋朝中后期，大龄逃兵已经难以遏制，除了刚刚提到的首身法，招安和招诱也相继推出。但这恰恰说明了《逃亡法》荒废。 上下不一的执法标准宋朝重文抑武是我们所熟知的，很多人按照这个思路便会下意识认为宋朝的武将都很惨，但事实也并非完全是这样。宋朝皇帝的皇位本就是陈桥兵变得来，自然就害怕旧事重演，于是只要武将的行为不危及自己皇位的前提下，往往会对这些人网开一面，甚至有罪不罚，以此作为一种补偿及安抚的手段。 而对处于军队中的底层士兵，则采用双重标准，不但没有武将的宽大处理，反而追求以杀立威，绝不姑息。而对叛乱部队，则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基本施以极刑，根除祸患。宋朝皇帝的这一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武将内乱，但也动摇了军法的威严。 所以宋朝皇帝在军法上的这种双重标准，与荒废的《逃亡法》相互作用，形成了宋朝禁军的恶性循环。禁军军法不明，就无法处罚庸碌的将领，使得军中的将官职位多为无能之辈充斥。加之在统治集团的不断打压下将权微弱，使得将官无力、不敢治军，军中士卒失于训练，恶习滋长。 北宋“将懦卒骄惰”、南宋“将骄卒惰”局面的出现，极大地削弱了宋朝禁军的战斗力，让这支一度统一中原的百战精锐沦落为宋朝首都的一帮锦囊饭袋，连平定没乱这种事情，都需要指望一帮刚刚从梁山上下来的“乌合之众”。 但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正是大宋禁军的“消亡”，才给了梁山好汉登上文学舞台的机会。 注释1：岁币，指朝廷每年向外族输纳的钱物。 参考资料：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宋建隆重详定刑统》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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