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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的辞世令我异样的平静，这平静使我自觉有些接近冷漠。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我是较早知道昌耀病情的人，也是他在病榻上挂念过的人。青海的朋友在电话里说“你能不能过来陪他几天？”我说“不必了”。我是绝不会去目睹他临终前的痛苦面容的，而愿意永久地保留他给我的印象———昌耀独有的羞涩与庄严。
我和昌耀一共只见过三次面，平时基本没有书信，偶尔有过一两次电话，将近二十年来，相忘于江湖。第一次见面是１９８２年的“绿风诗会”，那是一次全国近百名诗人参加的盛会，可谓群贤毕至。昌耀是一个独行的孤旅，他的存在像一个无声的预示，给兴奋喧哗的诗人节抹上一层淡淡的悲苦。当时他给我题下的留言是：“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可能没有人想到，正是他的颜色染就了他以后十数年间诗歌的命运。他在情感上已经是先知的。
之后的认知则完全是因为他那本《命运之书》，正是这部诗集，使我意识到大师的存在和经典的凝重。读毕掩卷，我说了这样的话：所谓昌耀，就是当今中国行吟在青海高原上的屈原！这位命运的逐臣、艺术的孤立者同样不为人理解，区别在于屈原的忠心孤愤不为楚王解，昌耀的绝世诗篇不与国人通。
潮涨潮落，云起云飞，这多年来文坛兴衰了多少一时人物，喷射了多少过时喝彩，惟有昌耀如艾青笔下的礁石，淹没了又露出来……对，纪念昌耀最好的办法就是读读艾青的那首短诗《礁石》，那是对他最真实的写照。
大约到了１９９７年，我去兰州开会，专程去了一趟青海，我没有去看青海湖，而是专门看昌耀。我想看看这个真实的昌耀和我头脑里用文字构成的昌耀是不是吻合。结果，比我预料的还要严丝合缝，昌耀是一个圣子圣婴，是全身最少沾染世俗油污的人，他的羞涩与庄严说明了他内心的清澈与坚忍。他就是青海湖。
他的确是羞涩的。那天我们到处找不到他，留了话，下午他骑自行车来到省军区，一见面他低声说：“他们不让我进，我说找你。”然后我们到房间里坐下来，我为他削了个苹果，他始终把那个苹果擎在手里，没有咬一口。到了吃饭时间，他要回去，我坚持留他一起用饭，但是我注意到昌耀很少动箸，他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一顿饭。
后来我去了昌耀的住处，很是简陋，外间是公用办公室，里间一个小屋是他的住室。我没说话，内心有些酸楚，偌大的青海难道养不起昌耀这样一个诗人么？可他却得意地说：“一下班他们都走了，两间房子都是我的了！”我望着他儿童般天真的表情，心想在人世间他是无知的，因而也是满足的。
我说：“干脆我帮你调到新疆来吧，我能办到，条件要比这儿好得多。”他没料到，愣了几秒钟，两双眸子互相凝视片刻，信任和遗憾转瞬变幻。然后他说：“算了，我在这儿待惯了。”这一刻，他的羞涩变为庄严，坚定而且圣洁。他知道服从命运，深懂敬畏上天的安排。任何诱惑都不可能再改变——这个诗人自身已经成为青海高原上的一座山脉。也是，昌耀怎么可能离开青海呢？他已经长在那里了，就如圣婴已经无法脱离苦难母亲的怀抱。
过了一年，我们在北京又见了面，是《人民文学》的一次颁奖活动，昌耀依然谦虚羞涩，坚定庄严。应该说昌耀式的羞涩已是当今很少见的一种神态，与种种招摇撞骗、大言不惭，应付自如、自命不凡相对照，我从那羞涩里看到了良知——被现实风尚埋在很深很深处的良知。昌耀就是这样一面镜子，青铜出镜，他的存在总能照出一种别样的东西来，他能让有心的人看出自己的脏处和异样处，因而生出一些对自己的羞愧之心，这大概就是人格。
现在，这面镜子从高处跌碎了。所幸他留下了自己的诗作——珍贵的不可再得的卓越绝响。不管他是怎么死的，我敢断言，他肯定是没有白活。有《命运之书》，一生足矣。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活法，但我没见过哪个人比他更接近圣人。
昌耀现在是安详的，他的灵魂因了高原而离天堂最近，他无愧于自己，更无愧于人世。假如青海湖夏季的天空中有一大朵洁白因强烈的阳光而爆裂开花的云，那一定是他在俯瞰万顷碧波了……昌耀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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