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宋代官宦子弟的科举形式，了解宋代高官后代的选任制度

通向权力之路当我们剖析宋朝宰相们是如何获得权力时，就会发现社会网络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官员选任迁转政策或多或少确保了社会关系成为仕途通达的核心要素；反之，作为宋代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意味着政治成就往往对个人社会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举图解

宋代的科举制度，中榜者80%是官宦子弟

对宋代官僚选任制度的任何讨论，必须首先始于科举制度。宋代文官制名义上要求选拔官吏时择优录取。因此，它们通常被归功于促使宋代官场对于新兴力量的开放，甚至为宋代社会流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然而，近年来很多人对于这一科举制度的公正性提出了严重质疑。在对宰相的讨论中，有学者指出南宋时代的官宦之后（特别是高官的后人），可以参加各种"别头试"（主考官为官宦子弟另立的考试），而这种考试比正常科举考试的竞争要小得多。

科举考棚

在南宋一些州，近80%考中进士之人参加各类制举、词科，他们都是官宦子弟，从而避开了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这意味着在一些地区，不到20%的进士名额被分配给那些出身并非官宦之家的人：剩余的名额则被官宦之家所独占。

宰相的传记几乎不提及传记主角们参加过何种考试，但大量官宦子弟科举中第，似乎完全证实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自己的这些特权。笔记小说资料也可说明这一点，即便在北宋，势力家族也被怀疑为了他们本人的利益而操纵科举。总之，关于宰相的资料证实了这样的观念，即科举制往往作为一种已经立足的家庭赖以保持官场地位的机制。

即便如此，科举制显然改变了整个宋代精英生活的方向，即便面对日益严峻的中举几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仍然选择参加科举竞争。虽然可能有诸多原因，关于宰相的资料表明，至少部分诱因是潜在回报很大。

金榜题名

金榜题名，尤其是高中巍科，可以显著改变个人的人生轨迹。许多最终成为宰相之人最初就是通过高中巍科使自己脱颖而出

北宋的吕蒙正、李沆、李迪、王曾和宋庠均为状元。吴敏、何栗是上舍第一。刘沉进士第2名，毕士安、韩绛进士第3名。杜衍、王安石进士第4名，曾公亮、何执中进士第5名。同样的，南宋的梁克家、留梦炎、吴潜、文天祥均为状元；蒋芇、陈俊卿、陈宜中均为进士第2名，乔行简进士第5名。

虽然从作为整体的官僚系统角度来看，各种制举、词科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但它们却在几位宰相迅速崛起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北宋名相王曾在发解试、省试和殿试连中三元，风头尽显。而北宋另一位名相富弼初入仕途也是通过类似的考试。南宋宰相汤思退和周必大均凭借得中异常难考的博学鸿词科使他们的仕途更上一层楼。

发解试、省试和殿试，连中三元

尤为显著的是，科举考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自然提高了年轻人的政治资格，而对此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可能更大。在科举考试中出类拔萃的举子可能会成为高官，这在宋代似乎已经被视作理所当然，并且出类拔萃意味着高第举子成为众多有利条件的受益者。未来的同僚们迫不及待地对新科进士提供钱财以及其他各种恩惠，甚至更明显的，中甲科举子突然发现自己成为高官们追逐的女婿人选也并不罕见。

当然，这种状况有可能为举子的未来仕途锦上添花，相当多诸如此类的女婿随之成为宰相。换言之，进士仕途通达影响了他的社会地位，反之，社会地位也牵动着他的政治前途科举对于仕途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那些中第举子。

宋代考官阅卷

更大数量的落第举子没能用同样的多年寒窗苦读换来金榜题名，但通过应举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网络。精英人士广泛参与科举制极其重要，意味着并非官僚一分子之人因此被纳入国家以及官僚的轨迹。

虽然几乎可以肯定科举制并非社会流动的大引擎，但以上述这种方式，宋代科举制确实有助于推动中国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而这种一体化远远超过早期的水平。

特权虽然科举制对于人们的仕途通达至关重要，但一些高第进士却是仕途塞涩，而其他一些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平平之人却能够飞黄腾达。显然，有另外的强大机制助推仕途发展。在这些机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各种形式的制度上的特权，这些特权可以被用来助推高级官员后人的仕途发展。

理论上宋代政府反对世袭官僚的主张，但实际上却有若干制度赋予官员子弟，尤其是官宦子弟以相当大的好处。除了前文提及的"别头试制度"，最显著的好处是恩荫，它允许某些官员直接将官品授予一定数量的族人。

族人亲疏远近是分享官品的一个因素，宰相墓志显示，宰相所有的儿子和大部分孙子往往通过这一方式被授官。实际上所有成为宰相的高官后人最初便是通过恩荫步入仕途，这一点毫不奇怪。

一般情况下，通过恩荫入仕仅能担任低级官职，几乎所有后来成为宰相之人在其仕宦期间均中进士；但至少有两位恩荫子弟从未中进士，但最终也成为集贤相和平章军国事。

除了这些制度化优势，官宦子弟（或者官宦的亲戚、族人）也能从其家族身份地位的许多非正式特权中受益。实际上，在接续仕宦时，后者可能比前者更重要。官宦子弟接受最好的教育，年纪尚轻便接触官僚和司法程序。当然，最重要的是，其家庭背景提供给他们的人际关系。

宋代二府制

在这些人际关系中，对后人仕宦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宰相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宋代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简称“二府”）官员在向皇帝推荐后人以及族人方面处于得天独厚的有利位置，实际上，皇帝有时直接向宰相征求诸如此类推荐意见。

据记载，促成吕夷简（北宋名相吕蒙正的侄子）迅速上台执政是由于族人吕蒙正回答皇帝询问时，称自己诸子皆不足用，但侄子吕夷简"宰相才也"。

同样的，南宋时宰相史弥远对族人史嵩之的早期仕途助有一臂之力，后者步史弥远后尘成为高官。在某些情况下，官宦子弟看到通过皇帝的直接干预，他们便能飞黄腾达，而皇帝也乐意通过施恩其子来换取台阁的尽忠报国。北宋宰相韩琦罢政后，长子韩忠彦被诏试馆职。韩琦去世，当韩忠彦丁忧服除，他再次得到重要的升迁，升迁助推韩忠彦迅速攀升至宰相。

宋代官员韩侂胄

在其他情况下，官宦子弟主动提醒皇帝他们凭关系而应得的特权。当梁适的状元父亲以正三品官去世时，梁适年纪尚少。他收集了父亲的一些遗稿，外加几篇自己的文章一并进呈给皇帝宋真宗。宋真宗看完这些遗稿显然被打动了，于是便开启了梁适的高官之路。最后，因为不少高官成为皇帝外戚，这可能使诸如钱象祖（南宋宰相）、韩侂胄等人直接从他们与皇室的亲戚关系中政治受益。总之，在入仕之初，"特权"最大的影响是它能引起皇帝对某个年轻人的格外关注。

本文参考文献：《宋代科举制》《宋史》《宋代官员选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