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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过去百十年里，人们对于中国画的态度无非三种观点：一是要把中国画打倒，二是要中西结合，三是像潘天寿说的，中西文化和艺术要拉开距离。 郭石夫先生认为，如果要从一个战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主张还是要“拉开距离”，即使说中西融合，那也只有在“形而上”的基础上才可以融合，在形式方面最好还是距离远一点才能更纯粹、更好。 他说，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一个如何画画的小问题，但实际上它里面有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传承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而是因为我们有中国自己的文化。否则虽然你外表上看是一个中国人，但如果你骨子里的东西都是西方的，那么你的文化就被异化了，你实际上和外国人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国家虽然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也好了，但是我们的文化是不是有一些被异化了呢？文化的异化对于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所以，中国应该有一个战略高度的文化策略，其核心是要保留自己民族的文化根性，这实际上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东西。 郭石夫说：“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提倡，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安下心来认识中国文化保存的重要性。中国画虽然是一种绘画，但是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文化，是人的价值观的问题，是中国人立足在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 “从某个角度上讲，书画是精英消费，不一定是大众艺术，但现在社会富足了，越来越多的大众有了更多的高雅精神活动的需求，我们需要把好的中国传统艺术介绍给大众，让更多喜欢艺术的爱好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国画，得到文化的滋养，了解中国文人的精神和品性追求。只有这样，中国画才能接地气，才能有更加丰厚的土壤。”他说。 郭石夫说，他自己上学的上世纪50年代，美术课还非常重要，到后来就逐渐变得可有可无，最后成了数理化不行的学生才去学美术，找一个饭碗。一提美术专业的学生，文化课成绩就差一大截。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美术应该是很高层面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精神层面必不可少的东西。 郭石夫曾多次表示，他反对美术作品评奖。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绘画不像唱歌跳舞和体育竞赛，有基本的技术标准。艺术作品是很个人的东西，一张画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很难有一个公平的评价。有时候，评奖评的只是创作者的态度，并不代表艺术水准高，甚至很多时候真有个性、有灵感、画得好的作品还不一定能评上。 “看看历届各种展览的大写意花鸟画，别说获奖，连参展的可能性都几乎是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画种吃透了中国文化的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十年八年能画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形态，对大写意花鸟画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伤害，没有给它合适的土壤。” 但是，他也说，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中国这么大，中国民族文化这么深厚，我们民族优秀的艺术传统也不一定会完全淹没在经济大潮中。 就像郭石夫在《有芳室谈艺录》中所说：中国画经千数百年流布，早已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可谓根深干壮，纵遭一时风雨，摧落的不过是些枝叶。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中国人的功利心会慢慢地淡化，整个社会环境也会有一个回归的过程。那时，大潮退却，大浪淘沙、好的东西终究会显露出来。谁是真正的英雄，谁一直连内裤也没穿，也会水落石出，一目了然。 《墨芭蕉》 180×47 2015年 12 孟子有句名言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意思就是说，相比于道德教化而言，好的内容不如好的手段更为有效。好的手段，其实就是艺术表达或者表现的方式。而中国画的表现方式正是通过书写性或者笔墨来实现的。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李苦禅也曾说，欧洲人是“画画”，中国人是“写画”，不说“画兰画竹”，只说“写兰写竹”并且“一世兰，半世竹”，就是说从兰竹上最能看出画者笔墨的功夫。 潘天寿也非常强调作画要“写”不要画，强调用笔的“骨力”。他说：“中国画以轮廓线表现对象的体感质感，以线的转折、线的组合来表达对象形体，并通过观者想象的补充来造成立体的感觉。这种表达方法与西洋传统画法是不大相同的，但表达对象感情的作用是相同的。” 齐白石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新的。比如，他曾提到凡画鸟的眼睛，切莫点个圆点，而是要用两笔点出既方又圆的黑眼珠来，这样鸟的眼睛才更有神。同时，在花卉旁边画几笔草，最能增添秋日逸趣，“但草虽瘳谬几笔，最不易画，若没工夫，很难生动”，这里的功夫指的就是笔墨功夫。 他还说，画中要有静气，但骨法如果显露太过就不静，笔意如果躁动也不静，要做到画有静气，就要脱尽“纵横习气”，苦练笔墨。 郭石夫对此也有自己独到的论述。他说，对于大写意花鸟画而言，书写性是最基本的语言，这是通着中国人精神和性灵的东西。 “这种书写性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中国几千年精神、文化、喜好、习惯等传承下来的。艺术就是表达人的情绪、心性，触及人的心灵深处，直击性灵。所以，书法不是写字，是抒其性情、达其哀乐。中国画也是这样，是诗意的另外一种表达，而不是平铺直叙、罗列物象。一幅画应该是一首无形的诗，同时也是无声的哲理，”他说。 郭石夫先生认为，中国画所依靠的美学基础，是与中国书法相一致的，所以文人画从骨子里说其实也是书写的艺术。书法的线条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用墨之法，不仅仅是造型的工具，也几乎包容了中国画审美的全部美学意义和审美价值。 他说：“情志、笔墨、章法等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其中最根本的是笔墨。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在笔墨运行的过程中，体现着客体自然物和主体情感两个方面的精神世界。笔墨好了，草草几笔就耐人寻味，不似也因神似而更胜形似。” 郭石夫先生认为，在“笔墨”这一抽象的语言里，体现着画家的全部修养和功力，也蕴藏着画家情绪的全部秘密。判断一个花鸟画家的水平如何，不用去看他作品的全部，只要看看他的一笔一画的气质就可知道。 这就如同我们看一个演员演戏，听一个歌唱家唱歌，只要看他的一个动作，听他一句发声，就可以听出、看出他是内行还是外行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的笔墨从书法训练中来，需要把握用笔的力度与节奏。只有当一个画家通晓书法的用笔和笔墨的奥妙之后，才能对大写意画有更深的认识。没有书法用笔的基础，写意花鸟画就画不了，就不能很好地表达它的精神内涵和人文价值。 郭石夫先生认为，中国画非常重视线条的质量，线条本身也能传递出强烈的意象，但自然界里是没有线条的，线条是抽象出来的东西，这其实就和书法一样，都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同时，点、块、面可以看作是缩小或者变大的线，所以线条质量往往决定着画面的整体质量。 的确，对于国画来说，在一定认识阶段线条似乎更注重造型，而墨更用来达意，但实际上，线亦能达意而墨亦能造型。这就像吃粽子，吃的虽然是糯米，但是你能感受到粽叶的香味。线和墨是一体的，线中有墨，墨中有线，有时直白，有时含蓄，这才是对笔墨完整的认识。 本文作者与郭石夫先生在其崇文门画室合影 《空山梅树老横枝》 68×46 2015年 《春正浓》 72×180 2015年 13 郭石夫认为，作为一个画家，随着认知的深刻和对自然对自己内心的不断了解，他会自然而然走进一个艺术的境界中去。 在现代的各种大展中，往往能够看到“水墨画”的身影，而且似乎正在备受追捧，而传统中国文人画却依然受到冷落。但实际上，这种“水墨画”尽管外表是中国的，但骨子里的东西却是西方的。 郭先生认为，这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旧存在把艺术当作政治附庸品和工具的思想，而文人画是很难为政治所利用的，一旦被政治所利用也就不能称之为文人画了，所以这就决定了它不能进入所谓的官方的视野。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对于大写意的冷落，造成后继乏人，而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你不但要有功力、修养、学问还要有寿命。也就是说，对于大写意画来说，一个画家的人品、修为、道德观念乃至书法、篆刻、诗词等等这些东西的培育，每一样都需要你用一生的力量。你弄了十年、二十年不见得有什么成绩，也很少有人能真懂，那么在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些的人就不多。 他认为，每个人的条件、天赋不一样，所以成为大家的道路也不会完全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好的中国画的画家首先应该多读书，但是读书本身只是一种形式，其本质是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化，读懂书里书外的道理，而不是仅仅把那些文字的排列看完。 他说，有人说我能倒背《离骚》，这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你要能理解屈原，理解他为什么要写《离骚》，理解这背后的中国文化骨子的东西。 石夫先生曾比喻说，学写意画就像是出家当和尚，要能坐得冷板凳，受得了长时间的清苦，经得起诱惑。若非这样，是摸不到写意画的真脉的。但是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把画画看作是一个生意经、名利场，内心不纯净，这样画出的画自然会带出这种浮躁的气息。 我曾在一个小拍上买过一幅某位山东画家1978年的画作，该画布局险绝，像马远一样重点经营一个角落而令画面大气而灵动。后来我偶然在网上搜索该画家，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位部队美术工作者出身、颇有传统底子的画家后来热衷各种“花活”，不是忙着和各路名人合影，就是跑到南极画企鹅，结果越画越差，搜到的很多作品不忍卒睹。 我想，好画家首先是由正确的观念决定的。审美观念出了偏差，画自然就越画就越差。纵览当代画坛，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令人备感可惜。 《兰竹图》 179×47 2015年 14 郭先生曾说，中国画讲画如其人，画画就是要画出你自己的风貌。比如，吴昌硕苍茫，齐白石天真，潘天寿严谨、李苦禅放达。再比如，在扬州八家中，李方膺和郑板桥从题材上几乎一样，但郑板桥下笔稳，笔墨冷静，但因为侧锋过多，表现出的竹叶不够厚重；而李方膺用笔虽欠老辣，但情绪饱满，画面有气势。 在2009年《中国画研究院花鸟回望专题报告》中评价郭石夫的绘画艺术作品时说：“卓然不凡、淋漓奔放、苍古朴拙、美艳丰实，在贯通徐渭等诸先贤大家的同时，正与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相连、相接而生，是继他们之后传统写意花鸟画的主要代表人物。” 应该说，这是对郭石夫个人风貌的一个中肯的评价。不过，在我看来，郭石夫先生的个人风貌，也可以用“光明正大”几个字来形容。 郭石夫先生认为，绘画有各种不同的风格，苍拙是一种美，秀逸也是一种美。美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在今天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中国画应该存在一种大的精神。对他自己来说，他所追求的这种大的精神，就是“光明正大”的气象。 郭先生曾说：“我们今天也可能有很多无奈，但画画本身也应该发挥陶冶和教化的社会功能，为社会提供一些极其有意义的审美，这就依然离不开比德性，离不开‘道’的内涵。在今天，中国画所强调的精神性更多地应该是文人画中正大光明的气象，那种蓬勃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是我们可以区别于旧文人那种自我意识的东西。” “豪横人间笔一枝”是郭石夫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蒲华诗句刻的一方印章。这里的豪横并非野悍逞强，而是在“一味霸悍”的气势下追求一种是苍朴雄浑、直抒胸臆、光明正大的丈夫气，而不是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的娘炮腔儿。 有人说，看郭石夫的画，有时候你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他饰演包公时在舞台上的造型、风韵和那种撼人心魄的正气。这说得很有道理。 在我看来，吴昌硕和齐白石把写意画从文人小圈子的的孤芳自赏转化为普罗大众的壁上观赏，李苦禅和潘天寿结合现代意识和时代感情，为国画在传统文人气质之外注入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志趣。郭石夫则为传统笔墨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气息和正能量的美感，代表了民族复兴的文化自信和中华崛起的时代豪情。 我也经常觉得，郭先生的画像极了李太白的诗，不逞才使气，不故弄高神，大大方方，朴素无华，但是作品一出，一笔一墨无不精妙，气息气象雄浑正大，平淡中仿佛奇峰突起，无声处似有惊雷，就如李白的诗歌一样，几十个平平常常的中国字，就营造了一个个大气磅礴而又令人心驰神往的诗情画意。 陈子庄《石壶论画语要》中认为，一般来说，功力深一分，天趣就少一分。但石涛、八大、齐白石功力深，又有天趣，这就很难得了。同时，画画要有大家气，要大气磅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的作品一看就有大家气象，这是从内心深处的综合修养中来的。 郭石夫先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有大家气象的画家。北京新建的市政府大厅里六米高、八米宽的一幅巨画，就是郭石夫先生的大作。这幅作品难能可贵的地方，这么大的画面，在画每一个局部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都要装着全局，若非心中有大气象，就这一点就很难做到。 但是中国画的大家气象并非指尺幅之大，也非大笔挥洒，而是指笔力雄厚浑健，神韵生动有趣，气息雅致高逸。 据说傅抱石有友因病卧榻，久治不愈，傅先生托人捎了一幅画作过去，在朋友面前一展开，那朋友噌地一下就把腰板直起来了。人云作品高低，存乎一“气”，我读郭石夫先生画作，就经常会感觉到一股雄浑昂扬的丈夫之气扑面而来，仿佛一下子整个人都亮堂了，内心油然而生一种美好的力量。 郭石夫认为，中国画审美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天成而又蕴含内美，表现在花鸟作品中，要么大气淋漓，磅礴而不染犷悍之气，要么沉雄朴厚，洒脱而内聚坚贞之质，要么清雅刚正，有古意而又毫不矫揉造作。 他自己则常以戴复古的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对作品风格的追求：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雕馊太过伤于巧，朴拙惟宜怕近村。 《鸡冠花桂花》 136×34 2015年 15 就像郭石夫在《有芳室谈艺》中所说，传统花鸟画如何创造出新的形式,如何加强它的视觉效果，同时又不失去它的审美内蕴，如何使之在形式上更取向于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从而更加具有时代气息和现代感，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话题。 在新的时代，大写意这个传统画种如何从“师古”中革新？在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已经没有那么浓厚的现实情况下，如何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画中的“比德性”，从而让中国画有更多的知音？ 在郭石夫先生看来，这就需要我们外师造化，中习古人，但终归还是要回到艺术家自己，调动和传递自己内心深处的精神和气质。 他说，师古是必行之路，画中国画的人不学古，“就像是夜里走路没有灯”。具体来说，学古人一是要学习古人的方法技巧，二是要研习他们在画中饱含的生命态度和人文精神，然后懂得在自己的画里应该表现的是什么。 郭先生看来，在中国画里有一种非常高层次的美，那就是苍朴古拙。庄子曰“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中国文化特质的表现，也是任何时代的画家都应该很好继承的。 为什么“古拙”是一种很高层次的美？我想，这也许就是因为，历经过时间沉淀的东西更能给人以安祥沉稳的气质熏陶，从而开阔人的心胸，平息人的妄念，培育我们心灵更好的状态。 古物如此，笔墨亦然。沉稳质朴的笔墨才能涤荡内心的尘垢，从而带来更高层次的民族传统审美。这也即为什么一幅好的国画作品，首先或者从根本上说，首先应该有好的笔墨。有质量的笔墨，一定要能藏巧于拙，寓细于粗，少处见多，平中有变，如此才能去浊存清，避俗趋雅。 我有次夜读，看到邵梅臣《画耕偶录》里有这么一句，深以为然：昔人论作书作画以脱火气为上乘。夫人处世，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所谓脱火气，非学问不能。 前人笔墨，总有一种今人难以企及的从容、雅致、笃定和纯粹。画家把这种气息传递给后世，也就是通过笔墨使得自己的生命与作品融为一体。 不过，石夫先生同时也认为，艺术一定也有某种时代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审美喜好。我们活在当下，过去是回不去的。我们是要向古人学习，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智慧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把自己打扮成某个古人的样子。 “我的笔墨和前人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我是郭石夫。通过对大师们一些作品的学习，我的语汇可以变得更加丰富一点。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我，永远不会变成古人，”他说。 《春风富贵》 68×136 2015年
《锦帐重珠》 179×96cm 2013年 文 | 聂晓阳 2019年11月17日凌晨 初稿于日内瓦闻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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