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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之路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描述，既众所周知的“古国-方国-帝国”。严文明先生将其调整为“古国-王国-帝国”。王震中先生进一步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这个概念。学者们对这段时期社会形态的定义自然有其对此时社会状态的理解。本文也不想标新立异，我们采取苏秉琦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的“古国”定义。缘于笔者觉得这个“古”字更能突出时代的特点。 此图来自网络 按照学者们的划分，公元前3500- 1800年是我国考古文化上的“古国”时代。本文的主角“崧泽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前4000 -3300年这个区间。通过考古发掘，学界主流观点均认为崧泽文化很早就已经进入了阶级和社会分化的阶段。大概时间应该在前3700年左右，太湖区域在这个时期事实上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军权加王权”的古国时期。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去表述，相较于我国的其他地区，太湖区域最早进入了文明时代。 早期中国我们上篇文章对环太湖区域在前5000-4000年期间的考古文化做了详细阐述。这个时期环太湖区域的考古文化由两支组成，太湖西部的“骆驼墩文化”和太湖东部的“马家浜文化”（有学者将“骆驼墩文化”划分为“马家浜文化骆驼墩类型”）。 如果我们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宁绍平原和钱塘江上游，此时在宁绍平原还有著名的“河姆渡文化”，按照郭梦雨的博士论文所述，钱塘江上游地区在河姆渡文化中期出现了“楼家桥类型”。仔细拜读了郭博士的论文，论述的还是非常充分的。 如果按照这样来划分。这个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有四支考古文化“骆驼墩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晚一些的“楼家桥类型”。郭博士的比喻也很形象，称其为“花开四朵”。让人不禁想起苏秉琦先生的“重瓣花朵”。 花开四朵，环太湖区域考古文化示意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将讨论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中国的考古文化圈。根据韩建业先生的“早期文化中国”观点，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200年的新时期中期中段，在考古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就是黄淮流域的裴李岗文化强势扩张，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东进西渐，从而形成了四个大的文化区，即黄河和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体系，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华北-东北区域的筒形罐系统，还有一个就是泰沂山脉以北的素面圆底釜文化系统。 新石器中期中段开国文化分布 我们在【最早的文化中国】这篇文章中有详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下。 到了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晚期，各个文化区的交流及融合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仰韶时代的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孕育出来鼎文化系统，导致华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势力退缩到燕山以北，长江流域的釜、豆文化继续发展。韩建业先生认为，在此时中华文明的三大文化系统正式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 7000年前考古文化势力分布 在对各个考古文化探究的过程中，令笔者深感意外的是，太湖区域的考古文化在这个进程的后半段却走到了中华大地上各个考古文化的前面，这个后发而先至的突出代表就是崧泽文化。 然而太湖区域的统一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各方势力角逐中，这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是如何走向辉煌的呢？ 浴火重生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常见的釜型陶器被鼎型取代，据学者推测，这个是来自鲁南地区北辛文化的影响，目前我们无法精确推测出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不过两个文化区地域上的接近让彼此文化上的交流更加频繁一些。 我们上文有过讲述，马家浜文化的这群人很可能是来自北方，尤其是淮河一带的族群。与更北方的鲁南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很奇怪的是，马家浜文化与两者之间的龙虬庄文化交流情况非常不明朗。我们很难得出精确原因是什么，或许跟远古时代族群的某些敌对状态有关吧。不过我们在下文还是会做出一个初步的推测。 在顺山集文化和来自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下，环太湖区域出现了考古文化 太湖区域的考古文化在命名时间上有点奇葩，从三支主要文化来看，最早命名的是良渚文化，然后是马家浜文化，最后才是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的命名也是一波三折。早期曾经被划分进青莲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并列，属于青莲岗文化的江南类型。后又被统一进马家浜文化。 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学者们几经探讨之下才最终被命名为崧泽文化。至此，环太湖区域考古文化形成了完整的序列。就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长江下游考古文化序列 在很多学者的文献中，都出现了崧泽文化从马家浜文化中剥离出来这种说法，笔者开始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用剥离这个词，而不是传承或者演化这样的词汇。 随着深入了解后对此逐渐开始明了，用张勄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之间的界缘不清晰，这里既包括时空上存在的错位，也包括两者之间的考古学文化演变关系上存在着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不过在郭博士的论文中，对两个文化传承的论述还是很清晰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对此持观望态度。从笔者内心深处似乎更支持崧泽文化对马家浜文化是更替而非顺理成章演化这样的观点。 此图来自网络 在马家浜晚期，鼎文化全面取代了釜文化的传统，让人不得不怀疑有一个鼎文化的强势族群进入了太湖区域，这个强势的族群在马家浜文化区内很快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开始扩张。 我们从上文知道，在公元前5000年的时候，黄淮流域的考古文化出现了鼎这种器物类型，出现在太湖区域的鼎文化系统按照学者推测是来自北辛文化的影响，鲁南地区的北辛文化的源头是裴李岗文化东渐与后李文化融合而成，而淮河下游的龙虬庄文化也大多来自裴李岗文化的东渐。 按照有些学者的推测，庙底沟文化在其强盛期也曾影响到马家浜文化，不过从时间上似乎有些难以解释。 我们上文有谈到跨湖桥人北上造成顺山集三期出现了全面的变化，是否我们可以这样进行推测，有部分顺山集人群来到了淮河下游，成为了龙虬庄人群的一部分。 这群人与跨湖桥人因此形成了世仇，这是否就是太湖区域的马家浜人与淮河下游的龙虬庄人存在很少的文化交流，反而与鲁南地区有很深的文化交流的原因呢？ 淮河流域考古文化序列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就是这群来自龙虬庄文化的人进入了太湖区域，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龙虬庄文化并没有出现鼎这样的器物类型。是因为考古发掘的缺失还是另有原因，不好下结论，不过我们权且当做一种猜测，期待更多的考古来做出更清晰的判断吧。 从考古上来看，马家浜文化晚期出现了明显的扩张趋势，主要方向是向西，在马家浜文化的压迫下，骆驼墩人被迫向西迁徙进入了宁镇地区，导致宁镇地区的侯家寨文化演化成北阴阳营文化。 在外来族群的压迫下，马家浜本地族群联合了皖江地区的黄鳝嘴文化的族群进行了反抗，这个趋势是由西向东变化的，从考古上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这点。 从考古文化内涵上，黄鳝嘴文化及后继文化薛家岗文化对太湖区域的影响非常明显，所以本文推测是太湖区域的反抗人群借助了皖江地区的族群力量重新获得了太湖区域的主导权，这也是考古文化上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出现时空错位及文化演变模糊的原因。 这个联合势力在与马家浜统治族群的对抗中逐渐获得了优势，并开始变得强大，他们强势的统治力不仅获得了整个太湖东部区域的领导权，同时向西兼并了骆驼墩文化族群，终于在环太湖区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势力，这就是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形成过程中周边考古文化分布 在公元前4000年这个时间点，北方仰韶时代进入了鼎盛的庙底沟时期，而几乎同时，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文化势力在太湖区域异军突起。迅速崛起的崧泽文化也不遑多让的成为了中华大地上这个时期不可忽视的一支文化势力。 经过凤凰涅槃的太湖人在浴火重生之后迅速开始了扩张的脚步 开疆扩土我们上节讲到，马家浜晚期时候已经出现了向周边扩张的态势，向西逼迫骆驼墩文化西进宁镇地区。 事实上，其对于关系密切的宁绍平原地区同样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崧泽文化对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影响颇深，让晚期的河姆渡文化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随着河姆渡后期环境的巨变，河姆渡文化消失，河姆渡人去向不明，这片区域成为了良渚文化的势力范围，这与崧泽人曾经打下的良好基础应该不无关系。 河姆渡文化地形示意 按照栾丰实先生的划分，崧泽文化的势力范围分成三个层次的区域，其一为核心区，其二为外围区，其三为周边影响区。 核心区自然就是环太湖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马家浜文化和骆驼墩文化的区域，在崧泽时代，环太湖区域被崧泽人统一成一个文化区。随着海水的回落，湿地平原的增多，崧泽文化的核心势力范围向东已经抵达海岸线。南部基本上还是维持在杭州湾北部地区。 外围区的范围也比较广，南部到达宁绍平原和新安江地区，向北则进入了宁镇地区和江淮中部的苏中地区。西北部皖江两岸也基本上属于崧泽文化的势力范围，整个区域有学者称其为“崧泽文化圈”是有一定道理的，整个区域呈现出与崧泽文化同步发展的趋势。 讲到这里，不知道读者对此有没有一种后世中原王朝中内外服的感觉？按照栾丰实先生的分析，崧泽文化的影响区域更加广阔，甚至可以延伸到赣江西部和黄淮区域。后期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隔着淮河故道分庭抗礼。 在崧泽文化势力强力扩张之下，江淮地区的龙虬庄文化衰亡，有学者认为龙虬庄的衰亡是因为环境变化所至。但崧泽文化的扩张应该也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个地区同时存在的凌家滩文化也在崧泽文化的扩张之下灭亡，不过凌家滩文化强大的玉文化对之后良渚时代发达的玉文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还有就是宁镇地区显赫一时的北阴阳营文化，同样在崧泽文化强势扩张之下衰亡。
崧泽文化势力范围 放眼中华大地，这个时候是强势文化大范围扩张的时期，中原的庙底沟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均在这个时间段完成了自己所在区域考古文化的整合。 随着各个文化势力范围的扩大，社会及阶级分化包括原始的宗教礼制也应运而生了。相对处于封闭区域的崧泽文化却在此时抢先一步进入了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古国”时代。 军权与王权对于这点，张勄先生的分析非常精辟。他分别从祭祀、墓葬、礼制、玉器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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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谦先生认为，“玉钺在崧泽大墓中的出现就是代表着崧泽文化在文明的演进模式上走上了军权-王权的道路”。这点与良渚的“神权-王权”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良渚的大墓随葬品通常是玉琮、玉璧、玉钺的组合，对于神权的格外重视在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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