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词品”之含义 陈廷焯在其词学著作中多次提到“词品”一词，这在前人词学著作中并不多见。在《白雨斋词话》中，他明确提出：“诗有诗品，词有词品。”那么何为“诗品”，何为“词品”呢？首先从“诗品”来看，通常其含义主要有三：一是指魏晋时期钟嵘的《诗品》一书，此书是我国最早的诗歌品评著作。清人把《二十四诗品》也常称为《诗品》，如袁枚的《续诗品》就自称：“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只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二是指诗的品级、品第，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三是指诗的品格、格调，如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出：“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至于“词品”，我们可以从“诗品”的三种内涵出发，类比推理其含义。署名为《词品》的著作，明代有杨慎《词品》，清代则有郭麐《词品》、杨夔生《续词品》与江顺诒《续词品》等。杨慎之作名为《词品》实为词话，郭、杨二人之作则为仿《二十四诗品》之作。那么陈廷焯此处提到的“词品”是不是指的前人某部作品呢？通过对陈廷焯词话中其他几处论及“词话”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词话所提及的“词品”含义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词品”即词的“品第”。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提到：“诗有诗品，词有词品。碧山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论其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又在《词则》中评沈起凤《庆春宫·波远生烟》：“亦绵丽，亦清雅，词品在上下、中上之间。”，评厉鹗《玉漏迟·薄游成小倦》：此词绝似周草窗，而骚情雅意更觉过之。樊榭词品，固在竹垞、迦陵之上。”以上三则评语中，“词品”均表“品第”之意。 第一则评语中，陈廷焯认为碧山之“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碧山即南宋词人王沂孙，在陈廷焯心目中，王沂孙之“词品”在古今众词人中达到顶峰，故此处“词品”当指品第之高低。在自己的词论著作中，陈廷焯曾多次表达自己对王沂孙的推崇，如“词有碧山，而词乃尊”（《白雨斋词话》卷二、《词则》卷四）“南宋词人，感时伤事，缠绵温厚者，无过碧山，次则白石。白石郁处不及碧山，而清虚过之。”（《白雨斋词话》卷二）“千古词宗，温、韦发其源，周、秦竟其绪，白石、碧山，各出机杼，以开来学。”（《白雨斋词话》卷六、《词则》卷六）等。在陈廷焯看来，王沂孙的词“感时伤事，缠绵温厚”，有着极高的创作水准，成为后世词人创作之宗师，因此其“词品”应当排名最高。但在早期的《云韶集》之中，陈廷焯却对王沂孙之词是另一种评价。《云韶集》卷九中陈廷焯认为王沂孙词： “碧山词自是取法白石，风流飘洒，如春云秋月，令人爱不释手。碧山词与陈西麓仿佛，但陈以和雅胜，王以清丽胜，要皆师白石而得其正者。碧山词高者入白石之室，而与竹屋并驱中原。碧山学白石得其清者，他如西麓得白石之雅，竹山得白石之俊快，梦窗、草窗得白石之神，竹屋、梅溪得白石之貌，玉田得其骨，仲举得其格，盖诸家皆有专司，白石其总萃也。” 由此可见陈廷焯早年对王沂孙的评价，认为他只是白石门人之一，能得白石之“清丽”，但也只是与其他学白石者地位相近。而在《白雨斋词话》中，陈廷焯已然称王沂孙“南宋词人，感时伤事，缠绵温厚者，无过碧山，次则白石。白石郁处不及碧山，而清虚过之。”不仅认为碧山直跨白石之上，甚至将其列为词品之首，可见陈廷焯观点转变之剧烈。  这种对同一词人的评价前后迥异的现象，与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变化有关。一般学界普遍认为，陈廷焯的前期词学偏向浙派，后期偏向常州词派。其中促使陈廷焯观念改变的关键人物是庄棫，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自述：“（庄棫）又曰：‘子知清真、白石矣，未知碧山也。悟得碧山，而后可以穷极高妙。’此言在中白病歿之前一年。余初不知其言之恳至也。十余年来，潜心于碧山，较曩时所作，境地迥别，识力亦开。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浅。”由此可知，造成陈廷焯对王沂孙改变看法的正是庄棫其人。庄棫让陈廷焯去认真领悟王沂孙之词，陈廷焯对王沂孙一研究就是十余年，后在晚年的《白雨斋词话》中对王沂孙推崇备至，这也就是为何陈廷焯会认为王沂孙之“词品”最高。 第二则评语是陈廷焯品评沈起凤《庆春宫》一词，认为此一作品绵丽清雅兼具，“词品”在上下、中上之间。“上下”与“中上”是“九品”中的两个品级，“九品”最早来源于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中的九品论人，后演化为“九品中正制”，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庆春宫》一词居于上下与中上之间，算是很高的品级了，所以此处的“词品”仍是品第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陈廷焯后期词论偏向常州词派，推崇“沉郁顿挫”，但并不意味着推崇“清雅”就是向浙西词派靠拢，而且无论是浙西词派还是常州词派都推崇“雅”词。陈廷焯对“雅”的推崇主要体现在用词方面，无论是前文提到的“雅矣正矣”的王沂孙，还是此处绵丽清雅兼具的沈起凤，陈廷焯都未放弃对雅的追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沈起凤《庆春宫》才得以位居上下、中上之间。 第三则评语为陈廷焯品厉鹗《玉漏迟》一词，他认为厉鹗的“词品”在朱彝尊与陈维崧之上，这里的“词品”也是品第之意。关于三者之间的品第高低问题，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四中对此三人分别评价为： “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后人每好扬朱而抑陈，以为竹垞独得南宋真脉。呜呼！彼岂真知有南宋哉！庸耳俗目，不值一笑也。”（《词则》卷四亦收） “迦陵词，不患不能沈，患在不能郁。不郁则不深，不深则不厚。发扬蹈厉，而无余蕴，究属粗才。” “厉樊榭词，幽香冷艳，如万花谷中，杂以芳兰，在国朝词人中，可谓超然独绝者矣。” “樊榭词，拔帜于陈、朱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 综上可见，在陈廷焯看来朱彝尊词“不能郁”，没有余蕴，只能算得上粗才，逊于陈维崧。而厉鹗之词“窈曲幽深，自是高境”，在清代众词人中超然独绝，因此词品又高于陈维崧，所以陈廷焯称厉鹗词品“固在竹垞、迦陵之上”。不过厉鹗虽然超然独绝于清词之中，但陈廷焯仍认为厉鹗的词风存在问题。他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厉鹗词：“然其幽深处，在貌而不在骨，绝非从楚骚来，故色泽甚饶，而沉厚之味，终不足也。”可见陈廷焯认为厉鹗还是缺了“沉厚之味”，有不足之处，与《云韶集》中大呼“太鸿词如姑射神人，风流自赏，未许俗人问津，吾如何不服，吾如何不拜。”形成鲜明对比。  厉鹗像 二、“词品”还有词之品格、格调之意。品格与格调本源于诗论，指代诗的风格、境界等内容，而在词话中陈廷焯统称之为“词品”或“品”。如： “宋人之词如唐人之诗，五色藻缋，八音和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代之盛。……于是鄱阳姜白石出，炼骨炼格、炼字炼句，归于醇雅，而词品至是乃有大宗。史、高出而和之，张、吴、赵、蒋、周、陈、王、石诸家师之。自张叔夏出，斟酌古今，词品愈纯，大致亦不外白石词体。词至南宋正如诗至盛唐。呜呼，至矣！北宋词极其高，南宋词极其变，两宋作者断以清真、白石为宗。”（《云韶集》卷二） 陈廷焯认为宋词之成就足以与唐人之诗相提并论，而姜白石之词“词品至是乃有大宗”。此处词品作“品第”解不通，“词品”有“大宗”，宗即宗派，因此此处词品当为词风、风格之意。下文又提到张炎之词“词品愈纯”，因此这里的“词品”指的是词的品格与格调。 此外陈廷焯在词话中还有几处“词品”也表品格、格调之意，如：“赵瑞行《满江红》……粗豪中有劲直之气。袭稼轩皮毛，亦蒋竹山流亚，宋词之最低者。周公谨《浩然斋雅谈》内载此词。然词品虽不高，而笔趣尚足，不过恶劣。”（《白雨斋词话》卷八）“赵希迈《满江红》，粗豪中有劲直之气，词品不必高，而笔趣甚足。”（《词则》卷二）“尤侗《更漏子》鬼境迷离。字字凄断，如闻哀猨，但词品不高。（《词则》卷三）”此三则评语陈廷焯分别称赵瑞行、赵希迈与尤侗之词品格、格调不高。二赵之词词品相似，均为“粗豪中有劲直之气”，可见对于推崇“沉郁顿挫”或“清雅”的陈廷焯而言，此种豪放之词并不得其心。而且对于凄断的尤侗词，陈廷焯同样认为“词品不高”。所以单一的豪放之作亦或是婉约之流，陈廷焯都认为其词品不高。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词品才可称之为“高”呢？陈廷焯在词话中给出了答案：“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白雨斋词话》卷二）“陈维崧《蝶恋花》：结七字写景，着而不着，其品最高，其味最永。”（《词则》卷四）“苏轼《贺新凉》：情节相生，笔致婉曲。东坡笔墨自有东坡心事，此中大有怨情，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词骨、词品高绝、卓绝。”（《云韶集》卷二）其中第一则评语称王碧山之词“品最高”，上文提到陈廷焯晚年对王碧山之词极为推崇，认为他“论其词品，已臻絶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这里陈廷焯再次指出王碧山之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一言以概之即为意境深远。第二则评语陈维崧之词“结七字写景，着而不着”，即为《二十四诗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境界，可见陈廷焯对词作韵味之推崇。因此综合来看，陈廷焯认为词作饱含意蕴，“词品”即高；词作过于粗直、流于低俗，“词品”即低。第三则评语苏轼之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为雅的境界，“词品”也高。可见陈廷焯对于富有韵味，用词又雅的词作极为推崇。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陈廷焯对“高”词品的定义体现着对“对立文风”融合的追求。“意境”与“力量”，“着而不着”“怨而不怒，哀而不伤”都是相互对立的艺术风格，而有能力的词人能将原本对立的文风融合起来，达到一种至高的境界。对这种对立文风融合的追求，贯穿着整个清代文坛，无论是诗、词、文、赋，都将其视为至高的境界，因此陈廷焯对“高”“词品”的定义体现着清代的文学审美特征。 此外，“词品”表“品格、格调”之意时有时也称“词格”，如：“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词坛三绝也。”（《白雨斋词话》卷二）“浪仙词格不高，然小令却间有佳者，较之马浩澜之陈言秽语，固自有别。”（《词则》卷二）此处两则评语都有对“词格”的论述，这里的“词格”即为词之品格、格调，与上文所举“词品”之例用法相同。 综上，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所使用的“词品”主要为两种含义，一是表品第，二是表品格、格调。通过对不同“词品”表述含义的探究，我们明显的看到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变化。  二 同中有异：与明清文人“词品”含义之比较 关于“词品”一词，前人也多有探讨，其中尤以明清两代居多，明清两代之中又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明清文人对“词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明杨慎的词学集大成之作《词品》，晚清受《二十四诗品》影响产生的“词品”风格论批评与刘熙载“词之三品”为代表的“词品”道德论批评。 “词品”一词的提出，首先对词体的推尊具有重要意义。词本为诗余小道，在杨慎《词品》付梓以前，只有《诗品》不见《词品》，文人词话中也罕见提到“词品”这一概念。杨慎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在《词品》中提出“诗词同工而异曲”，将词与诗提升到同等地位，极大的提升了词的地位。《词品》一书主要是对历代词人词作的品评，因此“词品”即品词之意。杨慎对这些词人的品评，既影响了后人对前代词人的品定，也间接保存了大量的文献材料。所以此书在明清两代影响颇深，后人词话中大都引用此书观点，或针对此书观点进行讨论。 清代也有《词品》书目问世，不同的是这里的“词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品词，而是风格化的品第评定，“词品”即词风之意。出现这种风格化品第批评的原因，是清人对《二十四诗品》的推崇。《二十四诗品》又称《诗品》，传为唐司空图所作，但直到明清两代才受到文人的重视。有清一代自袁枚《续诗品》起，各种文体仿例之作如雨后春笋。词学领域有郭麐、杨夔生、江顺诒等人践行其体例，作《词品》《续词品》等以不同风格为品第进行批评。郭麐在《词品》序言中称自己初衷在于“仿表圣《诗品》”表明了自己仿效《二十四诗品》之意，并称立意在“标举风华，发明逸态”，认为自己“止得表圣之半”。在《词品》中，郭麐将十二种不同的词作风格如“幽秀、高超、雄放、委曲”等称为“词品”，并仿照《二十四诗品》以四言句式阐明不同“词品”之内涵。杨夔生是郭麐弟子，与袁枚之子袁通、袁棠交厚，因此对《二十四诗品》体例极为推崇。《续诗品》也作十二则词品，立意就在于将郭麐《词品》补全。两书内容都是不同的词作风格的总结，反映出《二十四诗品》在清代的影响力之大，也成为“词品”品第风格论的代表。 清代的“词品”也有源自钟嵘《诗品》的注重等级高低的品第批评，这里的“词品”即指词的品第等级。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刘熙载在《词曲概》中提出的“词之三品”一说。刘熙载认为：“‘没些儿媻珊勃窣，也不是峥嵘突兀’，‘管做彻元分人物’，此陈同甫《三部乐》词也。余欲借其语以判词品，以‘元分人物’为最上，‘峥嵘突兀’犹不失为奇杰，‘媻珊勃窣’则沦于侧媚矣。”刘熙载认为“论词莫先于品”，词品的高低取决于词人人品的高低，据此将词的品第划分上中下三个等级。这样就形成了不同于风格论的一种“以道德批评为底色的序化品第”，其理论来源于钟嵘《诗品》中的品第批评方法，以及前人对人品和文品关系的不断讨论，成为晚清词品理论中颇有影响力的一种观点。  身处晚清的陈廷焯，明显受到了同时期风格论与道德论词品观的影响。针对刘熙载提出的“词之三品”一说，陈廷焯一方面认同其词品品第之说，另一方面认为：“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不尽然。”在陈廷焯看来，人品与词品并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所以在他的品第观念中，认为史梅溪等人“其才虽佳，其人无足称”，将“才”与“人”分离。因此陈廷焯在品词时对准的主体主要是词作本身，对词之本体进行批评。陈廷焯在品第批评中所使用的“神品”“能品”“妙品”等品第，明显偏向风格论品第的观点。不过从理论来源来看，又与郭麐、杨夔生等人完全不同。“上品”“下品”“神品”“妙品”等品第来源于钟嵘的《诗品》与古代的书画品第，而晚清的风格论词品批评套用自《二十四诗品》一书。所以虽然都偏向于对词作的风格进行批评，但其理论依据还是有所差异。而且陈廷焯化用的“神品”“妙品”等品第体系，其中既有风格论的因素，又有品第高低的等级序列在里面，这在前代词人词品中都很少见到。 陈廷焯正是在对他人词品观的批判认识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品观，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一方面他认识到了道德论批评的缺点，不以人品为判断“词品”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风格论自身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如陈廷焯同时代的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曾认为：“近日吴江郭祥伯、金匮杨伯夔又仿之，合撰为《词品》。夫词之于诗，不过体制稍殊，宗旨亦复何异。而门迳之广，家数之多，长短句实不及五七言。若其用，则以合乐，不得专论文字。引刻幽眇，颇难以言语形容，是固不必品，且亦不能品也。今试以二君所作示人，不预告之曰《词品》，安知其不可以品诗哉。”反对单纯的将诗与词混为一谈，而忽略词本身合乐的特点。因此陈廷焯抛弃了他人的词品批评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品观念，既重视词之品第，又重视词之风格。不过无论是何种词品观的提出，其背后的目的一般都是在于推尊词体。陈廷焯从《诗品》、书画品中化用出“词品”这一概念，是对历代词人对词学理论探索的延续，借此来提升词的地位。所以陈廷焯的词品观念既有对他人词品观的接纳，又立意在突破创新。 三 “词品”中的品第观念 陈廷焯“词品”观念的两种含义之中，表品第之意时居多。他将不同的词人与词作按风格、成就的不同分为不同品第。这些品第有些按照“上、中、下”三品排列，有些则分为“神品”“妙品”“能品”等。因此本文将按照其分品方式的不同分而述之，意图探讨出陈廷焯划分不同词品的标准，并从中归纳出陈廷焯词评中的品第观念。 首先是“上中下”三品分法。前文在讲品第时已经举过一些例子，现据此再做补充： “聂冠卿《多丽》：《多丽》一词煞是清新，此词情文并茂，富丽极矣。汤义仍《牡丹亭》大半从此脱胎，但有此情词无此风格。古人之高愈味愈出，后人词愈工，骨愈下矣。《西厢》‘彩云何在’，亦是盗袭此词。余尝谓《多丽》一词为词中最下品，为曲中最上乘，实元人杂曲之祖也。（《云韶集》卷二） 刘龙洲《沁园春》：为词中最下品。元人沈景高有《和刘龙洲指甲》一篇，句句扭捏，又不及改之远甚。而俞焯云：‘景高旧家子也。余见此词纤丽可爱，因定交焉。’当时赏识如此，何怪元词之不振也。（《白雨斋词话》卷八） 梁应来《两般秋雨盦随笔》：除当时人诗词外，大半掇拾唾余，并无独见。其中摘录诸词，率是浅薄纤丽之作，最为下品。（《白雨斋词话》卷九）” 前文所述皆为词中之“上品”，这里三首词皆为词中之“下品”。第一首词聂冠卿的《多丽》，关于《多丽》一词，陈廷焯在晚年所作《词则》中曾云“长孺此篇，为词中降格，实为曲中上乘，盖元、明人杂曲之祖也。”称其为“词中降格”，而在早期的《云韶集》中陈廷焯却认为是词“煞是清新”“情文并茂”“富丽极矣”皆是褒赞之语。不过紧接着陈廷焯口风一转，还是称此词“为词中最下品，为曲中最上乘”否定了其在词中的地位。可见无论在什么时期，在陈廷焯看来词与曲都不可同语。聂冠卿作《多丽》虽为创调之举，但其文词不免略显纤丽，与陈廷焯所推崇之“沉郁顿挫”“意境深远”等词风不同，因此被置于下品。 后两首刘龙洲与梁应来之词皆因“浅薄纤丽”被归为下品，刘龙洲之词此处虽无具体分析，但在《词则》中陈廷焯曾称刘龙洲“《沁园春》二阕，去古已远，丽而淫矣，然风流顽艳，如揽嫱、施之袪，亦不能尽弃也。”综上可见，陈廷焯论词重本色与词风，将浅薄纤丽之词一律归为下品。 “九品”最高之“上上品”在陈廷焯看来只有东坡一人。在论及东坡词时陈廷焯自言：“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绝诣，惜所传不多也。”（《白雨斋词话》卷九）可见陈廷焯对苏轼之词极为推崇，并提出如果仿照九品之例品鉴的话应该位居上上。而综观陈廷焯的几部词论，处处可见陈廷焯对东坡之推尊，因此东坡居于上上实在是名副其实。  其次，陈廷焯还按照书画品评中的“神品”“妙品”等品第话语品词。这种“词品”品第的特点是兼重词人成就与风格，如《白雨斋词话·卷十》中陈廷焯品评宋代词人：“白石仙品也。东坡神品也，亦仙品也。梦窗逸品也。玉田隽品也。稼轩豪品也。然皆不离于正。故与温、韦、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无傲而不理之诮。后人徒恃聪明，不穷正始，终非至诣。”这里陈廷焯对宋代词人进行了一个总体的评品，认为姜夔与苏轼位居“仙品”，苏轼同时又独居“神品”证明其成就之高，吴文英居“逸品”，张炎居“隽品”，辛弃疾居“豪品”。这种品第等级主要还是侧重词作的艺术风格，比如姜夔词作清空骚雅因而位居“仙品”，辛弃疾词作豪壮有劲因而位居“豪品”。陈廷焯在品评他人词作时也常使用到这种品第，因材料较多故按品第的不同将材料填入表格中，方便比对：
由上表可见，陈廷焯在品词时划分了“逸品”“神品”“能品”“贵品”“妙品”“隽品”等不同品第，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归纳其中关键词的方法来得知陈廷焯的评品标准。首先“逸品”之词有三，分别为王磵《浣溪沙》、朱敦儒《点绛唇》以及双卿之词。三者归于“逸品”的缘由分别为“笔致洒落”、“清澈似竹坡，情味似子野”、“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将三者合而论之可知，陈廷焯在此强调的是“清”与“雅”。“清澈”“幽深”为“清”，“洒落”“情味”“怨而不怒”为“雅”，因此“逸品”即为清雅之品。在总述宋代词人时，陈廷焯将吴文英划分到“逸品”之中，《云韶集》中评价吴文英的词“如蓬莱飘渺”“以旷逸之才，发沉静之思”，其风格也可概括为清雅二字，与前文归纳相同。 “能品”共有四词可称之，分别为牛峤《西溪子》、李符《水龙吟》、廖行之《青玉案》、吴琚《酹江月》。陈廷焯对此四首词的品评有一个共同得特点，就是都从创作词的笔法出发。如“字字的当，有意有笔”、“旁面极力渲染”、“笔力劲直”、“笔走风雷”等，都是在品评词人作词所用之笔法与技巧。因此，《白雨斋词话》中可称“能品”之作，均为笔法出众之词。至于“贵品”与“妙品”，因材料较少又指代明确，故合而述之。和凝《鹤冲天》一词，陈廷焯分别于《词则》和《云韶集》两处品评，均称“贵品”。陈廷焯认为该词“清和闲雅”、“名隽”，有王维七律之风，因此称之为“贵品”。赵鼎《点绛唇》一词，陈廷焯认为“婉约芊绵”，故称之为“妙品”。 陈廷焯在品陈亮、朱敦儒、辛弃疾的四首词作时，将他们归到“神品”。陈廷焯认为陈亮《水龙吟》一词“笔端宕往摇曳，又哀怨，又沉着，又无粘滞痕迹”，朱敦儒《醉落魄》一词“意极沉痛，而韵味一似恬淡”，辛弃疾两首词都姿态逼真，四词因此位列“神品”。而晁补之《盐角儿》虽然已为“刻挚之至”，但因少“浑涵”之风，便不可俱列其中。在品宋代词人时，陈廷焯认为苏东坡词也应位居“神品”，因为苏词“摆脱羁缚，独往独来，虽跋扈，自足推倒一时豪杰”。综上可见，“神品”与其他有鲜明的特点的品第不同，没有突出的特色，无法简单的归纳其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品”一品为陈廷焯信手评之。总体来看，“神品”在陈廷焯词论中有两层含义：首先即“入神”，指词人创作手法高超有如神助。如陈、朱、辛三人词作陈廷焯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主要集中在其高超的创作手法上。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陈廷焯评朱熹《水调歌头》一词：“描空阔之景，笔笔有神。唱叹入神。笔致若整若散，而神气却凝结，颇似坡仙。”（《云韶集》卷五）虽不称“神品”却在描景、唱叹、笔致等各方面达到入神的境界。其次，“神品”的第二层含义即最高品第的象征。从最早设“神品”为品第的唐代，就有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与张怀瓘的《书断》等作品将“神品”列为众品第之首。在讲第一层含义时提到“神品”象征着创作手法的“入神”，那么被称为“神品”的作品理应成为品第最高的作品。 最后，陈廷焯还评选了三首“隽品”之词。结合此三首词作评语：“节短音长”“措语沙明水浄”“语不多而凄感无限”等不难看出，“隽品”即为词约意丰之意，因此这些词在体裁上多为小令。此外陈廷焯还在评杨揆词作时提到“小品”，关于“小品”，陈廷焯在词论中有还有几处提及，如：“郭麐《十二时》隽语总是小品。”（《词则》卷六）“朱淑真词，才力不逮易安，然规模唐、五代，不失分寸，如‘年年玉镜台’及‘春已半’等篇，殊不让和凝、李珣辈，惟骨韵不高，可称小品。”（《白雨斋词话》卷二）“吴薗次词，调和音雅，情态亦浓，词中小品也。竹垞谓其似陈西麓，亦漫为许与之论。”（《白雨斋词话》卷三）陈廷焯称为“小品”的这些词或词人，有个共同点是都是小令或擅长写小令。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品”就是代指“小令”。陈廷焯在品评郭麐词时称“隽语总是小品”，又在品评朱淑真词时称“惟骨韵不高，可称小品”，可知“小品”也是词品的一种。再联系上述其他材料中的“措语沙明水浄”“调和音雅，情态亦浓”等评语，“小品”可概括为格调不高却又注重情与雅的小令词作，与隽品既有交合处也有不同点。 综上，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仿照《诗品》《画品》等作品中的品第，为词与词人设立了不同的“词品”。这些不同的“品第”有的按照品第等级高低分品，有的按照风格的差异分品，足以体现出陈廷焯强烈的创立“词品”意识，也可看到陈廷焯的品第观念。  四 品第观念的源流与评价 陈廷焯词评中使用的“神品”、“能品”等品第，前人词话也曾使用。但这种品第在词论中至明代才始有出现，明人词作虽不及清人，词话数量也不多，但却率先尝试以不同品第品词。周逊为杨慎《词品》写的《刻词品序》中就曾提到：“故夫词成而读之，使人恍若身遇其事，怵然兴感者，神品也。意思流通无所乖逆者，妙品也。能品不与焉。宛丽成章，非辞也。”此序作于嘉靖甲寅年间（1554），在序中周逊提出词之神品与妙品，尤尚神品之“恍若身遇其事，怵然兴感”。在《词品》中，杨慎也曾以不同品第来品评词作，如《词品补遗》中杨慎评宋六嫂词：“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有《赠觱栗工张嘴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其夫合乐，妙入神品。”认为宋六嫂之词妙入神品，此一论断被后代许多文人所引用评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人词话今见较多，使用不同品第来品词的词评也很多。如清王又华《古今词论》中《毛稚黄词论》一节，品周邦彦《少年游》一词时就曾提到：“藴藉袅娜，无限情景，都自纤手破橙人口中说出，更不必别着一语，意思幽微，篇章奇妙，真神品也。”又云“周美成词家神品，如《少年游》‘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何等境味。”两次称周邦彦之词为“词家神品”，足见其推崇。清先著、程洪撰《词洁辑评》评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时称该词“‘晓来’以下，真是化工神品。”将其划为神品。类似的举例其他清人词话还有很多，如“闾邱次杲词，有‘渔唱不知何处，多应只在芦花’，可称逸品。”（《雨村词话》卷二）“史邦卿奇秀清逸，为词中俊品。”（《莲子居词话》卷一）“（杨灿词）咏物如画家写意，要得生动之趣，方为逸品。”（《莲子居词话》卷四）等。但这些词话或文人的相关论著中类似的“词品”表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鉴赏水平上，都与陈廷焯词话有所差距。 那么文人为何会在品词时使用品语来给词作划分品第呢？从源流上来看，前文提到陈廷焯词话中的“词品”表述受钟嵘的《诗品》影响，其所使用的此种品第话语却是来自书画品评。《诗品》自魏晋时期诞生后，明清之前鲜有相同亦或是摹仿其体例者。而书画品评中的品第观念却逐渐成熟，从唐宋时期始用“神、妙、逸、能”品第体系开始，一直到清末，历朝历代文人画家品画时都延用这种品第体系。其中到了明末，尤其是万历年间前后，随着文坛风气的转变，许多文人开始将这种品第运用到诗、词、文等各种文体的品评与评点当中去。 这种风气的转变并不是偶然。首先，明末的主要文人往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例如杨慎与王世贞两位文坛领袖，不仅在传统的诗文方面造诣颇深，对书画创作同样有所研究。杨慎有《书品》、《画品》两部著作专品历代书画作品，王世贞也有《古今法书苑》一书辑历代书论于一书中，其《弇州山人四部稿》等别集也有书画题跋收录。正是对书画的精通让他们在品评诗词时常常借用书画理论。杨慎《词品》所评之“神品”前文已经提及，王世贞在品诗时也曾评“王江陵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等，都在品评诗词时用到品第话语，被后代文人不断提及。 文人将书画品第引入诗词品评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文学相关理论的缺失。钟嵘《诗品》虽率先以“上中下”三品分评不同诗人诗作，但正如前文所讲，《诗品》以后与之体例类似的品体著作未曾得见。期间虽有《二十四诗品》，但其体例也与《诗品》迥异，《二十四诗品》以不同风格为品评依据，不作品第划分。明清两代文人对《二十四诗品》推崇备至，而要想把品评的对象诗词划分品第，借用书画品评中的品第是最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看到明清时期许多品评、评点之作中开始频繁出现不同品第的品语。如明人孙鑛有《唐诗品》一文品唐人诗作： “神者，情也；妙者，趣也；能者，语也；具者，格也；逸者，思也；奇者，才也。不知所自来者，神品也；可以意求者，妙品也；人巧极天工错者，能品也；具体而未工者，具品也；备神之骨而肉不称者，逸品也；不拘常格者，奇品也。子美神，摩诘、浩然妙，达夫具，嘉州能具之间，常建妙之次也，文房能之次也，仲文具之次也。四杰未正律体，沈、宋未备律骨，陈拾遗意格始出，杜必简煅炼乃著……画史诸品，副墨以节，古今敢效焉。逸品亦画评，惟奇增也耳。杜无具品，达夫具品之圣。刘力求逸妙，后之刘、柳，将欲极能，若奇则子美独焉。七言又律，其于诗自是草木之竹，欲究诗道戒此体可也。” 孙鑛根据作诗水平、风格的差异，对唐代的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品评，其中的品第阐释明显继承了前人“画品”的观点。此外明汪道坤《春秋左传节文》一书以不同品第评点《左传》之文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载录此书“取《左传》之文略为刪削。每篇之首，分标‘叙事’、‘议论’、‘词令’诸目。又标‘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诸字。”全书品第评点处几百条，数目众多，至于这些品第的来源，汪道坤在序言中称此种评点方法实为“仿画史以为差”，明确提出来源于画品。  明万历年间前后甚至还出现了许多以这种品第为结构的品体著作。今天不断提及的吕天成的《曲品》与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是其中的代表作。《曲品》自称“仿之《画史》，略加诠次”，分“神、妙、能、具”四个品级；“远山堂”二品则分“逸、艳、能、具、妙、雅”六品，意在补足吕天成之《曲品》。许多学者在研究此三部作品时往往将他们独立出来，探讨明人对戏曲的品鉴，认为《曲品》率先在文学领域使用此种体例。但万历时期实际上还有许多相同体例的作品值得我们关注，通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我们能发现，《曲品》《剧品》的诞生其实并不意外，也并非首创此种体例。焦竑在整理杨慎的《升庵外集》时曾提及有《唐绝增奇》一书，《唐绝增奇》为杨慎品评唐人五绝之作，分“神品、妙品、能品、杂品、仄体”五卷，约成书于嘉靖年间，早于吕天成之《曲品》。还有顾起纶《国雅品》一书，实为其《国雅》中一卷，将所选的“名家”诗人分为“士品”、“闺品”、“仙品“、“释品”、“杂品”等五品收录。还有许多笔记体著作如樊玉冲《智品》等，都是以这种画品体例列不同品第品鉴，可见当时文坛此种风气之盛。 综上，正是在这种品评风气的影响下，明清两代文人开始使用不同“品语”来标示作品的品第。至陈廷焯所生活的晚清，品第观念被前辈文人不断丰富完善，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而陈廷焯的这种“词品”表述及品第观念虽承自前人，但他自身也有所探索。无论是在品评的数量上，还是品评的方法成就上，都体现了较高的水准。最后，通过研究陈廷焯词论中的这种理论，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对整个明清词话，乃至文学批评中的相似表述都予以关注。这对我们探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古代审美理论体系都有所帮助。 原文刊载：《词学》第四十一辑 作者信息 高红豪（1991-），山东临沂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批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