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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是元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然而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读懂它。何太虚是江西人，是抗元将领的后代。他的父亲何天声、伯父何时都参与了文天祥的抗元斗争。一方面，江西是反抗蒙元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前辈的抗争行为给年轻人心中压上了道义的包袱；另一方面，新的大元朝廷上有乡贤程钜夫的大力援引，招募何太虚北上进京。正是在这两难踌躇之际，“两征两起，今又再征”的从祖兄吴澄鼓舞何太虚北游，写了这篇赠序。但是，何太虚难以忘怀父辈捐躯抗元的斗争精神，加之他“禀性孤特，不肯苟合于人”，无法容忍朝廷对南方士人的轻慢无礼，在元大都短暂停留两月就南归了。这是反映元初南方文士踟蹰心情的典型个案。  一  吴澄的《送何太虚北游序》是元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当时苏天爵就收入了《国朝文类》，后世如清人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古文选》等选本也采选该文，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选元代文章仅两篇，此为其中的一篇。然而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读懂这篇文章，《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解题》说：“作者以简练的语言阐述了扩大生活领域、开拓见闻的必要性，同时也抨击了老子闭塞耳目的保守态度和假游历之名而行干谒之实的卑庸之徒，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见解。” 说得浮泛不切，似乎这只是一篇抽象的说理文。今人甚至据此文而研究吴澄的旅游观。其实这是宦游，而非今人的旅游。笔者不揣固陋，对吴澄此文所涉人事作简要的考索，以就教于方家。  朱东润先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选入吴文 何太虚是谁？虽然吴澄文章末尾交代了“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虚之从祖姑也”，二人为从祖兄弟，但今天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之类都没有注释清楚何太虚是什么人。其实，何太虚就是何中（1265-1332），字太虚，一字养正，抚州乐安（今江西省乐安县）人。《元史》有传，曰：“少颖拔，以古学自任，家有藏书万卷，手自校雠。其学弘深该博，广平程巨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东平王构、同郡吴澄、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顺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为龙兴郡学师。明年六月，以疾卒。”何中是元初的著名诗人、学者，但隐居不仕，只有过“龙兴郡学师”的经历。  吴澄（幼清）像 何太虚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抗元将领的后代。他的父亲何天声、伯父何时都参与了文天祥的抗元斗争。揭傒斯《何先生墓志铭》载：  “父讳天声，登宋咸淳辛未进士第，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以才略与伯兄兵部郎时齐名，文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  兵败后，伯父何时削发为僧，变姓名，自号坚白道人，隐迹岭南。伯父对何太虚的名节有很高的期许，兵败的至元十八年（1281），何太虚才17岁，其父给他加冠礼，字之曰“养正”，流亡在外的伯父何时作《犹子养正字说》 ，其中曰： “余弟德载冠其子祖生，而字之曰养正。……祖我之生，以养我之正。则虽不幸而居腥膻污浊之宇，我之湛然清明自若也。谁谓山下之泉不至于海哉！……千里寄《字说》，以觊其不坠吾门户也。祖生勉之！” 伯父的这一番立身名节道义的勉励，对他一生的出处有着深刻的影响。何太虚曾经撰作一篇《跋黄君适安所藏先伯父手笔》，对伯父和父亲参与文天祥抗元斗争一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和阐论： 近阅家中旧书，得庐陵文信公与先伯父见山翁书，盖丁丑（1277）五月也。知己之音，于是绝矣。自丙子（1276）九月事败，先伯易姓名在汀。书来，庐陵信公在梅循间，先伯犹在汀也，彼此不相闻，独以义相属。未几，信公开督兴国，家君从事督府，而先伯竟隔绝不可通；又未几，信公再北，家君复留梅州，先伯竟堕身于汀，以至辛巳（1281），昉出江西；及乙酉（1285）属纩以前，卒不忍以其身负信公且负吾君。不忍负信公者，尽友道也；不忍负吾君者，尽臣道也。……呜呼，君臣朋友之义，所以扶持天地者，实在于此。若信公者，死犹生也；其不负信公者，死犹生也。向为富贵而得生者，果生也，不知其何以死哉！诚使信公守贑，先伯宰兴国，时以天下事不可为，舍而远引，亦何负者？如此而止，亦不知南士何以谢一祖十四宗于地下，何以令后世为人臣者知所死也？则其于君臣朋友之际，其所关岂浅浅哉！ 前一段是叙述父亲和伯父自宋末德佑二年（1276）抗元失败后，迄至元二十二年（1285）伯父逝世这十年间他们不屈节投降，不辜负君友的感人故事。后一段是就君臣朋友的忠义展开议论。伯父何时去世，他作《挽词》，其中有句曰“穆陵亲擢士，公不愧诸贤” ，颇为伯父不负宋室感到自豪。可知何太虚从他的父辈事绩中接受了忠义观念。后来他在出处问题上的犹豫，与此不无关系。  送何太虚北游序（《草庐吴先生文粹》本） 关于何太虚“北游”之始末，还要从元初的文化政策说起。蒙元入主中原，遭到南方士众的激烈反抗。元朝大一统之后，歧视和压迫“南人”，导致南北情绪的对立。在世祖至元后期，政策有所调整，开始启用南方士人。江西南城县人程钜夫，较早以南宋官吏子弟的身份投靠蒙元政权。至元二十三年（1286），官居集贤院直学士的程钜夫来江南访贤，先后荐举了20馀人，其中包括赵孟頫、谢枋得、吴澄、揭傒斯等，多为江西籍，多安置在朝廷的各部院 。这时，何太虚隐居乡间，受业于刘辰翁和谢枋得 ，致力于古学。谢枋得、何时与文天祥都是宋宝佑四年（1256）理宗亲擢的进士 ，都是抗元志士。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一月底，福建行省参政知事魏天佑依元廷之令，将谢枋得强行押往大都，第二年不屈而死。何太虚作《别谢提刑》，其中有句“窅窕千蛾眉，已奉他人娱。主恩天罔极，苟生岂良图”；“逝者魂魄在，九京共徜徉”；“出门即远道，死生永相望” 。杨镰先生说这是“提前作出的悼词” 。这时何太虚24岁，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位宋遗民的后代对故国的忠诚，对新的异族政权的鄙夷。 但是，与刘辰翁、文天祥、谢枋得等前辈立志抗元不同，行辈晚了一代的吴澄、何太虚、揭傒斯等人，已经失去了反抗元朝的现实基础和勇气，面对异族新朝，是“出”还是与“处”？这个矛盾引起他们的心灵冲突，似乎尤为激烈。一方面，江西是反抗蒙元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前辈的抗争行为给这些年轻人心中压上了道义的包袱；另一方面，新的大元朝廷上有乡贤程钜夫的大力援引，新朝廷在向他们频频招手。何去何从？的确是两难的事。何太虚的从表兄吴澄，至元二十三年（1286）底被程钜夫举荐至大都，随即以母老辞归；大德六年（1302）因董士选力荐，再入京师，次年又南归。真可谓“两征两起”，这就体现出了他的心灵挣扎。 至大元年（戊申，1308），程钜夫参与修《成宗实录》，借此机会要罗致南方文士于门下。何太虚与揭傒斯这两位江西籍文士就是这一年北上进京的。何太虚《与熊天慵辩（春、王）正月书》说：“伏自戊申之秋，奉违尊训，寒迫饥驱，劳劳四方。” 就是指这年秋天至大都。《元故聘君高㘤先生何公隐士世系行述》记载得更为详细：“至大初，先生以程公钜夫、元公明善皆在朝，携所著书一至京师，见承旨姚公端夫、王公肯堂。于时元公率官属言之太史公。” 吴澄的《送何太虚北游序》，就是写于至大元年（1308），时吴澄已南归，在江西抚州家居，故而是“送”何太虚“北游”。 二 吴澄为什么要写这篇赠序与表弟何太虚论“游”呢？这要从两方面来解释。 从何太虚一面来看，父辈是抗元名将，不屈服于异族统治。像他这年轻一辈是继续采取与新政权不合作的态度，穷居乡里，困厄一生？还是抓住“朝中有人”的好机会，出仕新朝，从而施展抱负？这不能不说是梗阻在他心头的矛盾。如1290年甘泳去世，何太虚作《甘咏之挽词二首》，其中曰：“南州馀此士，北客识髙贤。”“安知名一世，不忍负初心。” 1297年，刘辰翁去世，何太虚作《刘太博挽词》曰：“恳欵忧危国，从容友大臣。竟孤婴臼志，遂作绮园身。名节非无寿，乾坤更有人。堂堂天下士，何必画麒麟。” “不忍负初心”、“堂堂天下士，何必画麒麟”，既是赞颂甘泳和刘辰翁，也未尝不是何太虚的自我期许和宽慰。又，何太虚《正月五日吾族诸老儒服纵游》诗曰：“儒服吾宗老，南冠故国人。”“有计能兴汉，无辞可美新。……斜川同日月，漉酒正须巾。” 表现出如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不事新朝的志愿。但是何太虚这样的饱学之士，面对新兴的政权，既不能如刘辰翁那样坚决地不合作，也难以如陶渊明那样一味地保持恬淡，读书人思有用于当世，年轻的何太虚也有用世的愿望。《读史三首》其一曰：“所贵英雄人，岂甘草中伏。……举头见青天，天边有鸿鹄。” 当时有一位叫涂汉（字云章）的读书人北游了，何太虚作《送涂云章北游》，其中有句曰：“良时难再得，振衣起蒿莱。” 这不是也流露出他自己的志愿吗？他就是这样处于“进”与“退”、出仕与隐居的两难选择中。这时恰逢程钜夫的招引，于是何太虚的从表兄吴澄作了《送何太虚北游序》，以坚定何太虚北游出仕的志愿。 《草庐吴先生文粹》 从吴澄一面来看，吴澄（1249-1333）年龄比谢枋得小二十五岁，比刘辰翁、文天祥小十余岁。虽然世代以儒为业，但祖、父辈在南宋时没有做官，不像谢枋得、何时与文天祥那样有“理宗亲擢”的荣耀，他没有沾濡赵宋的多少恩泽。宋咸淳七年（1271）吴澄省试落第，乡居授徒，不久南宋覆灭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少年时的好友程钜夫来江南访贤，吴澄先后两次被强征出仕，两次都到了大都，后还是以母老辞归了。这时的吴澄还是“要以不仕保持节操，从而自拔于流俗” 。到了至大元年（1308），朝廷再次以从仕郎、国子监丞召吴澄入大都，官职虽小，但国子监丞掌管教育国子生的重任，这是一个为南方士人铺就进身之阶的大好机会。当时刘岳申在《送吴草庐赴国子监丞序》中就说： “方今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虽有杰然者，不在是任；然则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藩与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门，是犹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 也就是说，这不是屈身异朝，而是大行吾道的机会。吴澄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接受了朝廷的征辟，次年入京。 也就是在至大元年（1308），何太虚得到了程钜夫的招引，那么，吴澄作《送何太虚北游序》勉励何太虚入京，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送何太虚北游序》不是空泛地讲道理，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从吴澄、何太虚两方面都可以找到针对性： 一、何太虚在《正月五日吾族诸老儒服纵游》中说“斜川同日月，漉酒正须巾”，意思是说要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吴澄在《送何太虚北游序》中则说：“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然则士何可以不游也？”就是针对何太虚这种隐居情绪而发的。 二、吴澄在文中劝勉何太虚北游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这其实是当年程钜夫劝勉吴澄的理由。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来江南访贤，勉强吴澄出仕，吴澄以老母辞。程钜夫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公诺之。 吴澄现在又借程钜夫的话来劝勉何太虚。 三、吴澄在《送何太虚北游序》中对“方其出而游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等丑陋行径表达轻蔑与唾弃。这是他的一贯思想。如大德四年（1300）吴澄复董士选书曰：“迩年，习俗日頹，儒者不免苟求苟得，钻刺百端，媚灶乞墦，不以为羞；舔痔尝粪，何所不至。” 这是对当时蝇营狗苟之辈的讽刺。因此可知吴澄的《送何太虚北游序》，不像一般的赠序，难免敷衍；而是真实地基于吴澄的人生观、政治观，于何太虚也有具体针对性。 《文学遗产》2017年第一期目录 不过，何太虚虽然勉强北游入都，但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而是停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南归了。揭傒斯《何先生墓志铭》说： “广平程公巨夫、清河元公明善，负天下知人之鉴，皆器遇之。至大初，二公及柳城姚公燧、东平王公构，皆在朝，遂北入京师，以文章自通，会诸权臣用事，内外翕翕，居两月，天大雪，竟不别而去。” 揭傒斯《送何太虚南归》：“穷秋乍到深冬别，来己俄然去忽然。” 秋来冬去，匆匆两月。揭傒斯以兄事何太虚三十馀年，记载是可信的。两人同被招致于程钜夫门下，何太虚两个月后就返乡了，而揭傒斯则由布衣授翰林国史院编修，从此步入仕途，光宗耀祖，两人此后的命运便有了云壤之隔。两人在大都分别之时与之后，都有诗歌酬答。揭傒斯有《重饯何太虚》、《不寐呈何太虚》等诗表达朋友离别相思之情。何太虚《酬揭曼硕赠别》曰：“来日君还在我前，归时我独占君先。” 来与归，先与后，两相对比，透露出二人不同的出处观。又《寄揭曼硕》曰：“名都许当达，一官子难逊。……勖子振清风，余今愧幽钝。” 揭傒斯后来的确是发达了，而何太虚依然是幽钝困踬。不久，揭傒斯的父亲揭来成去世，朝廷特赐谥贞文，揭傒斯奉勅回乡立碑，何太虚作《遇揭曼硕有赠》，末二句曰：“知是高情难去住，此身谁是自由身！” 可谓意味深长！ 三 何太虚的南归，在当时的朝廷还引起了小小的震动。除了揭傒斯有多首诗歌往还酬答外，官为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的袁桷作《送何太虚归山中》。时持天下文衡的鲜卑族作家元明善作了一篇《送太虚南归序》，恰可与吴澄的文章对读。元明善《送太虚南归序》曰： 余昔问道于抚乐山草庐隐者吴先生。先生姻弟何君太虚因与予友，而太虚清厉警敏，工诗善书，闭门研经，口不谈当世事。后余去江西而官于京师也，太虚常寄余所为文，而吴先生两征两起，今又征矣，而太虚之隐益深，道益进，声光焯耀于人。余每言其懿于吴先生，而吴先生亦复乐其幽潜自信，方相与叹之。 今年秋，太虚忽揖余于门。推问其所从来，曰：“吾主于内相程夫子。吾又念君，而定为远游也。”余私谓太虚亦有意于时耶？亟言诣太史公而书以上其实。太史公方瞻予书，上之中书，而太虚晨忽来别，曰：“吾今南归。归而读吾书，以求吾所志。”嗟乎，贤者其不可测耶？方其来也，余揣之以浅近之情，故欲推之于群人所趋之途；歘然其归也，又告余以隐者之事。嗟乎，贤者果不可测哉！虽然，余亦有以知也。其始也，以南北分裂久矣，一旦廓而一家，山川风土之殊，人物都邑之盛，将以质吾之书，进吾之识，所谓卿大夫士之位，将有以质吾之才也。尝试来之，暨览暨历，浚其所未深，垒其所未高，悉其所以富乎吾也，所谓卿大夫士不吾必也，吾何与谫谫焉日下趋而丧吾之素哉！此其所以不再月而浩乎其去不留也。 虽然，太史公大贤也，宰相信其言，而又政化日新，用事不以楷梯，而太虚之归也，或将不得遂其隐者之事矣。于其行，与之酒，序其所以而书以赠。 该文恰可以作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的参证和补充。元文说何太虚是吴澄的姻弟，说何太虚“清厉警敏，工诗善书，闭门研经，口不谈当世事”，与吴文所言“太虚以颖敏之资，刻厉之学，善书工诗，缀文研经，修于己，不求知于人，三十馀年矣。口未尝谈爵禄，目未尝睹权势”等恰相呼应；元文述何太虚南归前告辞说“归而读吾书，以求吾所志”，也恰与吴澄所告诫的“有意于行吾志”相一致。元文所谓“山川风土之殊，人物都邑之盛，将以质吾之书，进吾之识”，也正是吴文所谓“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的意思。元文提到“吴先生两征两起，今又征矣”，就是指至大元年（1308）吴澄第三次被征，“授从仕郎、国子监丞，朝命行省敦遣” ，于次年三月离家进京。元明善还在文中叙述了他向太史公举荐何太虚，正在层层上报时，何太虚突然提出要南归。个中原因，元明善只字未提，而揭傒斯在《何先生墓志铭》中说“会诸权臣用事，内外翕翕”，似乎是事出有因，但又说得影影绰绰。 何太虚为什么北游二月就南归呢？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揭傒斯所谓的“会诸权臣用事，内外翕翕”，应该是当时北方贵胄对南方士人的猜忌和无礼。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如大德五年（1301），董士选推荐吴澄任仕郎同知制浩，兼国史馆编修官。当第二年八月吴澄抵达大都时，官职已经被他人取代了。董士选抗章上言此举“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可见当时的蒙元朝廷并非真正地礼遇南方文士。何太虚“禀性孤特，不肯苟合于人”，大约无法容忍朝廷对南方士人的这种轻慢无礼。何太虚南归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从父辈继承下来的精神遗产。与吴澄、揭傒斯都不同，何太虚的父辈是抗元名将，他称赞伯父何时“穆陵亲擢士，公不愧诸贤”，那么自己怎能坦然地屈身侍奉新朝呢？如果新朝能够礼遇南方文士的话，他或许可以借此弘道正学，以华化夷。面对“诸权臣用事，内外翕翕”的朝廷，他远离纷争，抽身南归，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正如何太虚《读罗时翁<燕山行稿>》所言，“人间官不直一钱，归来添得诗一篇” 。一生不仕的何太虚留下了一部《知非堂稿》。但他作为抗元名将的后代，在元初的这一段曲折心史，未曾得到剖白。本文借钩沉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的史事，揭示何太虚的身世和他短暂北游的矛盾复杂心情，折射出南方文士特别是抗元将士的后代，在元初的尴尬境地和踌躇心态，或许是不无意义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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