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蓄灌《四五花洞》唱片趣史）

郑子褒

郑子褒，民国京剧评论家。别号梅花馆主。多年在长城唱片公司任经理，编辑出版了许多京剧唱片，由他主持录音灌制的有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杨小楼、郝寿臣的《连环套》等著名唱片。曾担任过《半月戏剧》的出版人。

　“四大名旦”这个专名词的由来，亦很有几个年头了，据我所知，它的初步成功，在民国十七年，正式成立，却在民国二十一年的春天。

　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劲的，不用说，当然是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因为那时的荀慧生，离开梆子时代的“白牡丹”还不很远，论玩意，论声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论，可是捧留香的人（区区亦是其中一分子），声势却非常健旺，一鼓作气，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极力设法，大声疾呼地创出了这个“四大名旦”的口号。

　其实那时节，还有“五大名旦”和“六大名旦”等杂牌口号。所谓“五大”，除现在成功了的“四大”以外，一个是贺乡坨力捧的徐碧云；至于“六大”，梅程荀尚当然跑不了，徐碧云也在其内，另外一位，是王大爷瑶卿的独子王幼卿。毕竟碧云幼卿色艺较差，资格亦远不及梅等四人，所以提倡尽管提倡，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到现在，徒然留了个极模糊极微稀的痕迹而已。

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之《虹霓关》

　我凭什么可以说“四大名旦”的初步成功在民国十七年呢？这不是瞎说，有事实为证：那时候大东书局有《戏剧月报》的刊行，编辑人是刘豁公，我家过宜和我，都挂了一个助理编辑的虚衔，我们三人，虽不是地道的白党，可是和白党诸位仁兄很有往还，而且很是知己，他们的事，还不和我们自己的事一样吗？

　有一天，在宴会上无意中谈起“四大名旦”的事儿来，某君一时高兴，怂恿豁公出一个“四大名旦”特号玩玩，豁公是起劲玩特号的，当然乐为应允。散席下来，我和豁公同路行走，豁公就叫我多弄些“四大名旦”的照片，以壮阵容。我说这个小差使，自然不容推辞，不过我的主张，和你稍有不同，“四大名旦”的特号当然是要出的，但是现在还是时非其时。最好先来一次“四大名旦”为题的征文，试试各界对于留香的印象如何，等到征文揭晓以后，留香在“四大名旦”的地位已经取得了，将来再出“四大名旦”的特刊，比较名正言顺，不但我们可以卸却标榜的嫌疑，并且于留香面上，似乎来得格外好看些。

少年时期之荀慧生

　豁公听了我的一番贡献，很是赞同，就一准这么办。过了不久，征文就揭晓了，苏少卿的大文录取第一，留香的大名，居然列在尚小云之上。苏老师是我道中的先知先觉者，说出话来，没有人敢反对，经此品评下来，“四大名旦”的口号，就此叫响，“梅程荀尚”的次序，亦于焉局定。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四大名旦”初步的成功。

　“四大名旦”的口号是叫出来了，但是捧梅捧程的很不赞成，就是顾曲的人们，亦未见得个个肯买这笔账，直要等到（民国）二十一年长城唱片《四五花洞》灌成以后，这“四大名旦”四个字的专名词，方才成立，亦才能得到全体顾曲周郎的公认。有人说，留香这次特殊的收获，比诸前清赶考的士子入了翰苑还要荣耀得多，这个比喻，倒是很确切的。

　以下是“四大名旦”蓄灌《四五花洞》唱片时之趣史及其经过情形：长城唱片公司让“四大名旦”收灌《四五花洞》，是公司董事会议决案之一，其意义之重大可知。我当时是公司负责代表之一，到了北平以后，第一桩任务，就是向各位大名旦家里串门子，开始接洽这桩任务，并商量各种唱词之分配。情形好像是很简单的，到了后来，一步难似一步，一天难似一天，已成之局，几乎毁于一旦，幸而程御霜大度包涵，不拘小节，经奔走数十天，费尽唇舌，用尽脑汁，挖空心思，叩求礼拜之一张名贵唱片，居然得告成功，御霜之功劳，真不可磨灭焉。

王幼卿、筱翠花、尚小云、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之《五花洞》

　当我们在煤市街丰泽园请“四大名旦”吃饭那天，程御霜到最早，荀慧生接踵而来，梅兰芳因事道谢，尚绮霞到了一到就告辞回去。御霜对于四人合灌唱片一事，原则上很是同意，可是说了一句“这事有些不大好办吧”的顾虑话。慧生一口允诺，说长城的负责人，不是我的尊长，就是我的好友，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绮霞临走，对我咬了一下耳朵，说老兄的事，尽管吩咐好了。我们想，四个人有了三个人答应，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况且浣华和我们的交情，比其他几位要深厚得多，这个小小的要求，谅来不至推托，所以我们走出丰泽园门口的时候，精神上却是非常兴奋，哪知后来竟会发生种种别扭和不可思议的困难呢！

　我离开了丰泽园，就乘车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去访问这位梅大王。恰巧大王在家，一访就着，进得门去，寒暄了几句，就言归正传，同时把身边所带的李征五、张啸林、杜月笙三位董事所写的信递了过去。浣华看好了信，便慢吞吞地说道：“郑先生，我们不是共过好几次事了吗？这次的事，当然是没得说的啦，请您放心！并且转达各位，大家安心好了。”我听了浣华的话，真是高兴极了，坐了几分钟，立刻告辞出来。回到旅馆，向公司同人说了一遍，大家听了，亦都很快活，并且还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梅兰芳真痛快！”

　第二天起，难题就慢慢地来了。

　第二天的下午，慧生来电话，请我去一趟，我奉命惟谨，即刻就去。慧生见了我，笑眯眯地问道：《五花洞》的名次，打算怎样排列？您预备把我搁到第几？”我说：“此刻正在商量，还没有决定呢。”慧生说：“不管是谁前谁后，反正总得得罪几位吧！”我听了慧生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口里还连说不会不会。慧生见我面露窘状，就是不言语了，我告辞的时候，他临别赠言，说了一句：“看您的高见吧！”

　有一天，我到浣华那里去商量灌音日期，浣华开头第一句：就问我怎样灌法，灌二六还是灌慢板。我说大概是慢板吧！浣华说：不很合适吧，照舞台上唱，真假金连是重一句的，现在唱片上都唱第一句“不由得怒上眉梢”，岂不都成了上一句了吗？如果各唱各的，又失去了《四五花洞》的真意。我说：那么二人同唱如何？浣华说：亦很不妥当，一则二人的声音是混合了，二则照这样唱，至少须灌两片，而且太不精彩。我说：我的原意，是各人各唱一句：虽于情理不合，但是总比较成个样儿。浣华此时正有西宾来访，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我便约期后会而别。

左起：梅花馆主、沙游天、汉柏、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叶庸方、程砚秋、王少卿、朱作舟

　绮霞那里，我亦去过几次。绮霞人最直爽，说话亦最痛快，我问他对于灌片有什么高见，他说：一无主张，您要怎样灌，我就怎样唱好了，反正是玩儿，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呢？至于御霜，他因为急于出国，所以常来电话催促，叫我们早日办妥，以了心愿。他的盛意，是很可感激的，不过我们的苦衷，不能向他直说就是了。

　“三个臭皮匠赛如诸葛亮。”过了一个多月，种种难题终究给我们打破了，唱片上名次的排列和词儿的支配，都有了很圆满的解决，哪知很难很难的难题，还都在后面呢！

　程御霜出国是有了日子了，我们在东西奔走到处央求之下，居然定期在程老板出国之前夜，约会在南池子欧美同乐会举行收灌“四大名旦”《四五花洞》典礼，这是多么兴奋的事！哪知演出不是那么简单！当天下午，御霜来电话，说是今天晚上七时以后，有三处盛大宴会，灌音工作，务必在七点以前办理完竣，迟了我就无法应命了。我放下电话，立刻跑到浣华那里去面为嘱托，浣华却十分赞成，原来他当晚亦有好几处应酬，一处还是自己做东，为高足御霜践行呢。出了梅宅，又到尚荀二处转了一转，回到旅馆，我们全体人马，预在灌音室恭候。

　慧生六时半就到，提出一个很普通的要求，他说：我的嗓子，不如别人，唱上句比较合适，所以预备的是第三句。他这个小小要求，我们焉有拒不接受之理？御霜准时而到，没有别的话，就是催促提早灌音。到了七时半，梅尚二人，都不见来，御霜又时时要走，分头打电话，又都说不在家，这一急真把我们急坏了。我们越是心急，自鸣钟的长短针，越是像赛跑似的往前直奔，程老板的怨言，当然亦越来越多。钟到八时，御霜披上大氅，坚决地要走，他还说：这不能怪我，我是预先声明七时要走的，现在已经多等一小时了，这一小时的消耗，我倒无所谓，三处宴会的主人和许多的宾客，试问如何受得了呢！我和我们的前经理叶先生哪里肯放，一面向御霜道歉，一面向梅尚二宅催请。到了八时一刻，梅老板是盼到了，可是尚老板还是无处找寻，直到九时，方始姗姗其来，他进门头一句话是“来迟来迟”，第二句是“我唱第二句”。

梅花馆主与尚小云

　他这句话一出口，我们一屋子的人都僵住了。原来我们预定的计划，梅唱第一句，程唱第二句，尚唱第三句，荀唱第四句，因为慧生要唱第三句，所以只好请绮霞委屈一下，改唱第四句了。现在他指定要唱第二句，预定的程序，岂不是全盘要给他推翻了吗？在这时候，室内的空气真是紧张极了！各人有各人的主见，毫无商量的余地，御霜的赴宴钟点刻不容缓，跟“四大名旦”同来的友好，又都是各怀成见，不肯叫主儿让步，这种紧张局面，我真是有生以来未曾遇着过咧！后来幸而有御霜自动退让，和绮霞的第四句相互对调，方始定局，倘使御霜坚持己见，不肯转圜的话，那么这张“四大名旦”合作的《四五花洞》，亦就无法流传了。

　唱句支配定当以后，又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波折。原来各人有各人带来的场面，别样家伙，都可随便使用，唯有胡琴，是绝对不能将就的。可是灌音的时候，各把胡琴，既不能随便更换，即使可能，各段和各段又无从接榫，况且调门高矮，又不一致，灌了出来，决无良好成绩可言。经“四大名旦”互相交换意见以后，结果准由梅剧团之场面负责担任。好在五花洞的几个腔调都是大路活，由徐兰沅、王少卿二人托腔，当然是错不了的，后来唱片行世成绩果然极好。倘使由各人的胡琴分工合作，各为其主拼命效力，那恐怕要糟到不成样儿咧！

（《上海生活》1941年第5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