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十》（七）

读《资治通鉴·汉纪十》

（七）

　　是岁，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征召明世务，精通圣贤治国之道的人才）者，县次续食（沿途官府供应食宿），令与计（计吏）谐（结伴而行）。

半民：又一次“求贤令”。
　　菑川人公孙弘对策（答对策问）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视官爵行赏而百姓向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不严刑峻法而百姓并不违反），躬率（领导者亲身表率）以正则遇民信（对待百姓讲信用）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末代统治方法相反，而效果很差，是因为其身不正，不讲信用）。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可见赏罚不是关键）。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因才而用）；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摒弃虚言）；不作无用之器（不做无用的器物，节省民力），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尊贵，威严）；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音：群，因有顾虑而知道进退）；罚当罪，则奸邪止（被制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劝勉）。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有事可做）之则不争，理得则不怨（合理解决问题），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亲附皇帝），此有天下之急（紧要）者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

半民：公孙弘是儒生，故其对策，也都是儒家的老生常谈。什么爱民、亲贤、节用、正身等等都可以从《论语》中一一找到。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风调雨顺），甘露降，五谷登（丰收），六畜蕃（繁殖），嘉禾兴，硃草（瑞草）生，山不童（秃），泽不涸（河水不枯竭），此和之至也。”

半民：“和”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理想的境界。这是从人心内、身外、他人、自然、万物、天地全都能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但这种境界终究只是理想境界，几时可以达到呢？所以我说儒家从孔子开始，到孟轲、子思，乃至后代诸贤总是“天真的”，还是饱经挫折的辛弃疾说得好：“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实处。”

时对者百馀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太常把公孙弘的策问列为下等）。策奏，天子擢（拔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半民：太常也许是实事求是者，并不相信什么理想境界，认为这不过是“大言欺人”罢了。但汉武帝年轻，儒家是他思想的支撑，他有信心、有理想要把他的帝国达到公孙弘描述的样子。
　　齐人辕固，年九十馀，亦以贤良征。公孙弘仄目（斜着眼睛看）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一定要依据儒学论事），无曲学（歪曲儒学）以阿世（逢迎当世）。”诸儒多疾毁（妒忌、毁谤）固者，固遂以老罢归。

半民：看来，辕固生虽年过九旬，还是没有后学公孙弘来的老练，是个地地道道抱着儒家经书的孔子，所以碰了一鼻子灰。他不明白，人家公孙弘也是句句不离儒家经典，却勾起了汉武帝的雄心，因而可以“混”到丞相的地位。

是时，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道，千馀里戍转相饷（千里转运给养）。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费以巨万计而无功（劳民而无功）。上患之，诏使公孙弘视（视察）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极力阐述西南没有实际用处），上不听。弘每朝会议（在朝廷开会议事），开陈其端（陈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使人主自择（让皇帝自己决断），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为人谨慎厚道），辩论有馀（善辩），习文法吏事（熟习文书法令和具体的官府公务），缘饰以儒术（用儒家的思想加以修饰），大说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当廷争辩）。常与汲黯请间（单独见皇帝），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先说好了，一旦有悖于皇帝，就改变原先而顺从上意）。汲黯廷诘（在朝廷公开责难）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不老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说坏话）弘，上益厚遇之（更加厚待）。

半民：还真让辕固说对了，公孙弘就是个老滑头，可是没办法，刘彻就喜欢这样顺从自己的老滑头。怪不得有句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看来这位儒者是叔孙通一路的儒者，是儒家和现实专制政治趋附、结合的产物，虽人格不咋地，但混世的本事却来的顺利，荣贵及身，发展到极致就是“八股”进士、举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