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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朝廷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政策“以茶治边”、“以茶治夷”。唐景云二年（711年），吐蕃女政治家亦玛类倡议唐蕃茶丝换马贸易，以赤岭、甘松岭为互市地，年易马4.8万匹[①]，开茶马互市先河,创茶马古道开端。 《封氏闻见记》载：“往年回纥[②]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回纥所获茶丝，远销中亚，所以阿拉伯人很早就知道中国嘉州（今乐山）的茶叶。 五代·毛文锡《茶谱》[③]：“临邛数邑茶，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④]，重之。如中国名山者,其味甘苦。”这是古人对单一茶品产地、形状、重量、滋味、销区、重要性等要素最为详细具体的记载。 《西藏政教鉴附录》说：“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地也。”茶学教材也说：“我国黑茶始制于四川，据《甘肃通志》记载，明嘉靖三年（1524年），湖南安化就仿四川的‘乌茶’制法并加以改进，制成半发酵黑茶。”[⑤] 宋乾德中期（约965年），朝廷下诏在碉门（今雅安天全），创立“土军三千、茶户八百、种植茶树、采焙制造、以备赏番。”茶叶成为羁縻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 《长编》[vi]卷259记载：熙宁三年（1070年）“置文州（今甘肃文县）买马场，又置威州（今四川理县）、龙州（今四川平武）、碉门（今四川天全）买马场”，全国四处四川有三。 宋熙宁七年，朝廷派李杞入川，在今雅安名山新店镇设立茶马司，“筹办茶马政事”,现有我国唯一的茶马司遗址。熙宁八年（1075年）后，四川戎（今宜宾）、黎（今汉源）进入全国第二批买场之列。 元丰四年（1081年），宋神宗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宋徽宗靖国元年（1101年），重申神宗特诏。大观二年（1108年），再次重申：“熙、河、兰、湟路，以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恪遵神考之训。”吏部郎阎苍舒回忆：“祖宗（高宗赵构）时，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名山运茶二万驮”，规模全国第一。 《明史·茶法》：“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全）、黎（汉源）、雅（雨城）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四川茶马古道盛况可见一斑。 清乾隆后，川茶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成都出南门以远，沿途所产统称“南路边茶”。南路边茶生产覆盖全省茶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在乐山、宜宾、重庆、万县、洪雅、南江等地初加工。甚至包括贵州桐梓所产，也运到雅安拼配、包装、调运。 成都老西门出城，沿途所产称“西路边茶”。产品主销阿坝、甘肃。 雅安藏茶在革命战争中功不可没：“1935年，红四方面军到雅安，首先由三十一军试熬南边茶的茶膏，成功后在四方面军中推广。部队开拔时，每人带了五斤茶膏。在进军途中，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还靠它向少数民族换取粮食和搞好军民关系，所以四川的茶膏，对红军过雪山草地起了很大作用。”[vii] 老红军王定国回忆说：“长征时去看望挨着周恩来副主席住的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用藏民的木头碗泡“茶膏”招待大家。”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民族地区茶叶供应，政府把边销茶纳入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管理，四川边茶在历次认定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92年，国家民委等五部委确定全国边销茶定点生产企业共16家，其中四川4家，全部在雅安地区，数量占全国1／4；2002年，国家七部委再次确定全国定点生产企业25家，其中四川10家，雅安有6家入选，也占接近全国1／4；2013年，国家民委等部门再次确定十二五期间全国边销茶定点生产企业，共38家，其中四川有11家，雅安市有5家入选。 [①]、陈崇凯：《吐蕃女政治家亦玛类事迹考略》。 [②]、回纥：同回鹘。中国古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维吾尔族的称呼，唐德宗时改称回鹘。 [③]、毛文锡：五代，字平珪。入蜀从王建，任中书舍人等。《茶谱》成书于（889～904年）。 [④]、党项：民族，古羌族的一支。北宋时建立西夏国，今甘、陕、内蒙、宁夏的一部分。 [⑤]、施兆鹏、朱海燕：湖南黑茶史上的‘甘引’与‘陕引’。 [vi]、《长编》：即《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 (1115～1184)﹐四川眉州丹棱人。 [vii]、见《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志茶叶资料长编》“四川茶业大事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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