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黄金时代：80年代文坛往事

8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人民文学》小说编辑朱伟如往常一样，骑着辆凤凰牌自行车，呼呼穿过北京二环内的大街小巷，去阿城家里催稿。

 

刚涉足文坛的阿城并不知道，多年后自己编剧的《刺客聂隐娘》，会帮助导演侯孝贤拿下第68届戛纳最佳导演奖。那时才30出头的朱伟也不会想到，自己在新世纪里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资深主编，主管的杂志叫《三联生活周刊》。

 

平时，朱伟若是早上去阿城家，阿城也不锁门，知道他来了，总会在被子里瓮声瓮气地说一句：“催命鬼又来了？”算是打过招呼。

这天傍晚朱伟进了屋去，没看到阿城，倒是看到了桌上给他的留言：面条在盆里。

 

< 作家阿城 >

 

那是一个作家容易成为“明星”，编辑也与有荣焉的时代。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几年里，朱伟先后发掘了莫言、余华、苏童等一批青年作家。这些如群星般闪耀了中国文坛的年轻人，当时相处得如同一家人一样，完全不见外。

 

那个时候，朱伟住在白家庄。几位青年作家中，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在厂桥，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在东大桥……距离最近的只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

 

没有电话和手机，他们兴致一来想见谁了，常常骑着自行车说到就到。坐在家里的人可能还在发着呆，哗的一帮人不打招呼就进了屋：“告诉你，今天找到一本萨特……”也不用太多寒暄，坐下就开聊。

 

当时众人还有一个保留节目——夜里“轧”马路。一伙人经常从张承志家走到李陀家，可能在李陀家楼下买一个西瓜，当场切开，临着路灯坐在马路边，一边吃一边聊文学。

吃完后，还没聊够的人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一路晃荡，直到走进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而此时，夜间活动的下半场似乎才刚刚开始。

 

据此不久的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诗人北岛和芒克蹬着三轮车，带领朋友们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先后把杂志张贴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单位的门口，又转身奔赴北大、清华。

那时负责在北京电影学院张贴的，是刚刚入校的新生陈凯歌。

 

< 芒克和北岛 >

 

大家都兴奋地意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北岛在《今天》的创刊词中郑重写下：“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诗人是敏感的。即将迎接他们的，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80年代。对于许多人来说，此前和此后许久，这样纯真的岁月都不曾、也再没有出现过。

 

《今天》创刊同年年底，身为诗人和画家的黄锐拉着阿城等人成立了“星星画会”。成员几乎都是想创造些新艺术的年轻人。

 

画会为争取艺术家自由表达的空间，首开突破权力先河，在露天办展，被屡屡叫停之后，并没有退让，最后不惜与官方公然对抗，引来众多社会人士在其中斡旋调停，一时成为社会热点。

这也被视作整个80年代大幕拉开之前一段意味深长的预演。“星星美展”上有观众留言：但愿星星落下之后，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 星星美展 >

 

黄锐一开始为画会取名“星星”，为的就是强调在十年动荡之后，每个人都应该如同天上的星辰一样，作为独立的发光体而存在。

 

 

作为串连起80年代文坛众人的幸运儿，朱伟出生于上海，60年代末开始在黑龙江插队。1971年，心气颇高的他写出了一部40万字的小说，那年他才19岁。

 

因正逢培养“知青作家”风潮，不久，他被请到北京修改小说，从此告别艰苦的农活，还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虽然小说经过几番修改，最终没能完成，但修改过程中，朱伟发现相比于写小说，自己的天赋更多在编辑上。《人民文学》也发现了他对文字的判断力，起了爱才之心，想把他留在北京。

 

刊物领导跟他交底：你的户口在黑龙江，《人民文学》没法为你解决户口，但准备复刊的《中国青年》可以。最终，朱伟曲线救国，在1978年先去了《中国青年》。

 

就在朱伟加入《中国青年》的第二年，“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冯骥才写出了自己的中篇三部曲。得到稿费后，他终于可以把“战斗”牌香烟换成“恒大”牌的。那时最让他发愁的，是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实在太多了。

 

< 冯骥才 >

 

他动手用木板专门制作了一个大信箱，挂在院中墙上，此外还准备了一个敞口提篮。每次打开信箱，他都得用提篮在下面接着，不然来信就会落满一地。

 

一些读者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只是写着“天津，冯骥才”，居然也能顺利寄到。更多读者把素未谋面的作家当做了最值得信赖的人，很多信的开头大同小异：我要告诉你一个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秘密……

 

冯骥才看过太多秘密后，深觉责任重大，又写了一篇《作家的社会职责》：我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

 

那两年他因为写作过劳，心脏不好，只能停写，到北戴河静养。不想这惊到了众多圈中好友。还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的刘恒代表整个编辑部扛了个大西瓜前去探望。更戏剧化的是陈建功，他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冯骥才已经去世的误传，白白动情地大哭一场。

 

1982年，朱伟所在的《中国青年》举办第二届“五四”青年文学征文活动，包含笔会环节。

 

相比于第一届时，朱伟只能简单收拾出《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几间宿舍让青年作家们闭关写作，这第二届笔会，选址在风景如画的桂林。

 

那一年三月里的桂林，会有年轻人手拿一本存在主义哲学家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到处晃荡，也有人更享受榕树下的闲散漫谈。上海青年陈村脖子上挂了个相机有备而来，目标最为清晰。他提出：我要去手术室看医生做手术，体验生活！

 

至于朱伟，充当的是“监工”的角色，每天的工作就是软硬兼施，逼这些年轻人写出最好的小说。期间，他成功阻止了陈村和另两位青年作家偷跑去张家界游玩的密谋。

 < 1982年桂林笔会成员。前排左二：朱伟。右一：陈村。>   来源：《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 中信出版社

 

朱伟对笔会作品的要求非常高，但一开始陈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0多天的悠哉时光很快过去，陈村随便应付出了一篇小说，不想被朱伟毫不客气地毙掉。朱伟知道他的才气，逼他再写一篇。

 

在朱伟的强迫下，本来想着收拾好行李就可以开心回家的陈村，不得已又埋头赶出了《花狗子嘎利》。

 

朱伟对陈村哭笑不得：他不愿写长，写累，除非被我逼着。

 

《花狗子嘎利》最后在朱伟的建议下改名为《蓝旗》，并获了大奖，可陈村仍然忍不住当面“控诉”朱伟：因受你压迫，方知写稿笔会的风险！以后再不会答应参加要立马交稿的笔会。我不会上当了！

 

直到90年代，朱伟还对已经拿了好几次上海文学艺术奖的陈村说：你比（王）安忆懒多了。陈村接受批评，回道：Yes，她专心。

 

 

 

1984年春天，和陈村同病相怜、也被朱伟在笔会上折磨过的作家李陀，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招待所里写剧本。同一栋楼里还有陈凯歌的《黄土地》摄制组。

 

几天后，摄制组出发拍外景，他去送行，也因此第一次见到了摄制组全部成员。大家都戴着太阳帽、穿着牛仔裤叽叽喳喳准备上大巴。李陀大吃一惊：印象中能参与拍摄的应该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没想到这个组几乎全是一群孩子模样的年轻人！

 

当时就算组中年纪最大的两人——导演陈凯歌和摄像张艺谋，也不过三十出头。

 

《黄土地》拍出来后，因为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电影，一度遭到一些无端批评。李陀想到那一车年轻人，不忍心，特地撰文声援摄制组。

 

 <《黄土地》剧照 >

 

李陀是内蒙人，有少数民族血统，仗义豪爽，平时大家都很爱聚到他家。江湖上人称“陀爷”。

 

同年秋天，年轻作家马原带着新作《冈底斯的诱惑》慕名拜访李陀，两人相约聊聊小说。极有个性的马原一进门坐下，就宣称：“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是霍桑。”语气简直不容置疑。李陀表示不同意，马原又立刻回道：“你根本不懂小说！”陀爷听了，竟然也没把马原赶出门去。

 

第二年，朱伟就在《人民文学》上刊登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马原出名后，顶着一头长发到华东师大讲课，再配上一双大皮靴，下面的女学生们全看傻了，觉得他就是超级明星。

 

1985年，调到《人民文学》两年后的朱伟，被破格提升为小说编辑室副主任，副处级别。他一时春风得意，立下豪言：我只和一流作家合作！

 

当时他眼里的一流作家有一位，叫莫言，刚满30岁。

 

 < 莫言（拍摄于80年代中期）>

 

那个时候，他们合作了好几部作品，互相已经非常信任。莫言告诉他，自己正在研究家乡的红高粱地和其中的传奇，小说名字就叫《红高粱》。朱伟知道了很兴奋，马上与莫言口头约定：你写完了一定先拿给我看。莫言答应了。

 

当时全国各大编辑部为了争取到好作者，常常发生“抢稿”大战。所以朱伟煞费苦心，一边要盯紧莫言的稿子，一边又不敢催他太急，怕催急了给写砸了，只能久不久问候一下。有一天朱伟照常问他写完了没有，却听到莫言说：刚写完，但被《十月》的创始人张守仁拿走了。

 

朱伟当场就急了。莫言也很无奈：我亦没办法，刚写完他就到了，说想看，坐在那儿看了就一定要拿走。这么好的人，我没办法拒绝啊！

 

朱伟当时就一个念头，一定要代表《人民文学》从《十月》手中抢回《红高粱》。

 

他也不顾张守仁是自己的前辈，一个电话打过去：老张，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我们《人民文学》的，您怎能就拿走了呢？文学界如果都这样，还有信义吗？！

 

张守仁很有雅量，没有废话也没有开高价，两天后又把稿子退给了小辈朱伟。

 

一年后，张艺谋看上了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红高粱》小说，因为莫言不愿意自己改编，就辗转请来朱伟改第一稿。

 

张艺谋那时在拍《老井》，一有空就找朱伟聊剧本。两人常在朱伟20多平米的家里指点剧中河山：这里需要大片大片的高粱地！北影厂烟火不够，这里战争场面需要简化！罗汉死后，那首歌要唱起来：高粱红了，东阳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把第一稿写完时，是一个雪后天，朱伟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在冰缝里扭来扭去前去送稿。

 

自行车仿佛在雪地里跳舞，好几次要摔倒，却终究没有。那天极冷，但朱伟心里充满热情：这是什么样的岁月啊！

 

 

 

1982年，22岁的余华还在浙江的乡镇卫生所里认真履行一名牙医的职责。

 

这时专跟虫牙、假牙打交道的余华，断然料不到，12年后，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活着》会被改编成禁片，并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光时刻——为葛优赢得了中国第一个戛纳影帝。

 

在乡镇卫生所工作的日子里，余华偶然读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顿时惊为天人。他深情地形容：“川端拥有两根如同冬天里的枯树枝一样的手臂，他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种衰败的景象。”

 

把川端康成引为知己的第二年，余华奉献出了稍显稚嫩的小说《星星》，登在《北京文学》上。因为这篇小说，他告别牙医生涯，进入海盐县文化馆。

 

1986年春天，余华在杭州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卡夫卡小说选》，那是整个书店的最后一本卡夫卡，却被同去的朋友抢先买去。他一路追到朋友家，憋了很久，说：“我有一本《战争与和平》。”终于，他用托尔斯泰把卡夫卡换回了家。

 

< 余华 >  

 

读到其中的《乡村医生》时，他恍神愣了半天，然后突然明白，什么叫做“用异常锋利的思维，轻而易举，就直抵人类的痛处。”

 

随之他写出了一篇残酷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并暗自得意：“这篇文章发表后，朱伟就会来找我！”

 

果然，一切仿佛尽在这个年轻人的掌握之中。朱伟找到他，相谈甚欢，两人第一次见面讨论的话题是：古人的想象力与叙述之简洁。

 

因为卡夫卡，这个似乎总是一脸坏笑的年轻人，从此不惧于在作品中直面人类所有苦难。

 

几乎同一时间，《北京文学》登出了一篇《桑园留念》。作者23岁，外表看上去，就“像个虎头虎脑的清纯少年”，非常羞涩。

 

但朱伟评价他：一出场就是一流作家，写的最好的就是欲望。“吱呀响的木门，涂过桐油的木窗，沿河濯衣的石阶，还有桑园里开花甜腻的桂花树，都为表达霉菌一样在其中发酵的欲望。”

 

这个年轻人是苏童。看着这个害羞的大男孩竟这般熟知旧时代中姨太太们之间的战争，朱伟推测是因为他来自苏州。

 

< 苏童 >

 

后来他写的最好的小说，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

 

1988年，苏童新婚不久，在北京新街口附近分到一个上下两层的小木楼，没地方做饭，却有咯吱响的老木梯，舒适老旧的调调，总吸引着一帮朋友跑去席地而坐大聊特聊。

 

那一年，朱伟全家回上海过年之前特去拜访。为表贴心，苏童还尽地主之谊，在自己的书房外为客人精心准备了地铺。可最终也没让客人睡好——当时的人谈起文学来，可以不分昼夜。苏童除了偶尔抱怨一下微波炉热饭完全没法吃之外，一直都抓着朱伟狂聊西方文学。

 

《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时，朱伟去乔家大院探班。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身上落满雪的张艺谋忙得一个镜头来回拍，根本没空招呼他们。一行人就自己顺着梯子登上了房顶。整个大院的房顶都是相通的，但有隔墙。人在其间穿梭找路，宛若进入迷宫。

 

在全院最高处，他们看到了雪夜里的乔家大院全景——“门窗都是黑的，窗口透着青光”。院落里，将会响起那句著名的吆喝：“一院点灯！……二院点灯！……”大红灯笼挂起。

 

很多年之后，朱伟还记得——“那天的好处，是在全院的最高处，领略了雪光中这座北方院落之美。”

 

 

如果非要给80年代的文坛选择一记最高音，大概许多人都不会反对1986年冬天举办的“中国·星星诗歌节”当选。

 

诗歌节上，顾城、北岛、舒婷……十大诗人从全国各地赶来，首次聚齐，却也是十个人最后一次聚首。粉丝们“诗人万岁”的高呼声中，摄像师肖全摁下快门，那些风华正茂的脸庞从此得以不朽。

 

< 左起：舒婷、北岛、谢烨、顾城、李刚、傅天琳 >

也是这次诗歌节中，盛名之下的朦胧诗派被第一次公开呛声，新的诗人和诗歌找到了崛起的空间。

 

如今回望1986年的鼎盛荣光，会发现在那之后，许多事情都慢慢发生了变化。

 

1987年，诗人张枣出国一年后，又带着无限眷恋与国内诗人朋友们重聚。可他失望了：“我在国外最怀念的谈话突然变得不那么沉醉过瘾，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时候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

 

当时全国较有名气的诗人里，就属北岛不怎么和大伙打成一片。他还一度设立了“今天诗歌奖”，试图与他眼中的“官方文学”抗衡。也许因为他一直抵抗的姿态，他总是表情严肃。

 

可清高如北岛，在1988年春节前夕，还是来到中国作协领取了“优秀诗集奖”。这是他一直“看不上”的官方荣誉，奖金2000元。领奖时见到老朋友，北岛有些尴尬：唉，快过年了，没钱花了。

 

朱伟很早就向北岛约小说稿，但两人直到1985年才第一次见面。见面时，朱伟看到北岛神情持重，还暗自好奇——早时的北岛，也是这般永无释怀的样子吗？

 

80年代末，北岛远走国外。1990年，朱伟第一次到美国。北岛带他进了一家唱片店，说：送你一张CD，自己挑。朱伟选了一张马勒第二交响曲，39美金。付钱时北岛就笑：这小子真会挑，花我40美金。

 

当时北岛的经济也并不宽裕，常需要教课贴补家用。虽然教的是写作课，但他每次开课前都会重申：写作是教不会的！因为它来自每个人的内心。

 

朱伟曾说，80年代，起码在文化圈内，还是一个不谈钱的时代。但韩少功却有不同的经历。

 

1988年，刚翻译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韩少功，决定远赴新成立的海南省。受“新建一个‘精神意义’之岛”的理想感召，他创办了市场化杂志《海南纪实》，首期就卖出60万册，开杂志实现经济自立之先。

 

 < 韩少功 >

 

在韩少功的带领下，这个杂志文人小团体很像一个理想主义公社——有公约，遵循民主、按劳分配等原则。

 

可惜一年后，乌托邦散伙。原因是：公约无力阻止团队在创获财富后产生的分歧。

 

那是1989年。

 

面对即将到来的90年代商品化浪潮，文人们沉浮其间，并不清楚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一个新十年。

 

同年，诗人海子自杀。一个时代结束了。许多年轻人仿佛在那一年纷纷老去。

 

< 海子 >

 

朱伟记下一笔，就像一声轻叹：那一年，大家都无暇于文学了。

 

回望这段岁月，北岛写下了那段被熟知的文字：

 

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80年代最后那两三年里，原本长发不羁、走到哪儿都有文学女青年求教的马原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时间越来越多地被世俗生活占用，一度远离了原来的圈子。

 

90年代初，他突然找来器材，并给全国文学圈旧友们一一打电话——他要拍一部《中国文学梦》。“使大家能看到活生生的汪曾祺，看到活生生的莫言与余华。”

 

才进入90年代，他就已经开始怀念80年代了。

 

1998年冬天，李陀在90年代初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约了朱伟等一群老友，去看望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的史铁生。

 

大家快十年没有聚得这么齐，都在一个小饭铺里坐下。凳子很小，每个人都挤在一起。有那么一瞬，仿佛80年代的时光又回来了。可聊起各自近况，又让人顿时叹息：彼此已经分道扬镳，距离已远。

 

2018年，朱伟已经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三年。《三联》于1995年创刊，创刊之初就意在市场化。

 

即使主编一职为朱伟在21世纪里带来了更多荣光，可让他无比眷恋的，还是那个更遥远的80年代，他这样回忆：“八十年代的重要性在于，国家的强大首先是因为个人的强大……我自己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通过八十年代怎么样从一个很小的我慢慢变得越来越大。”

 

转眼40年流过。

 

80年代，应该会永远召唤着这些多情的亲历者们，无法抹除、忘却，只是不会再轻易重现。

 

但它也永远会在那里，等着后来的人去发现：原来有人曾经那样热火朝天地活过，而你本来也可以，或者，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