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邓铁涛力曾挺中医抗非典！

  “我是为中医而生的人”  

从幼时眼见父亲悬壶济世，到后来走上中医求学之路，邓铁涛始终在为中医发展奔走呼号。他说：“我是为中医而生的人。”

邓铁涛1938年就曾与同学在香港合办了南国新中医学院。“中医学受轻视、歧视、排斥，从民国初的政策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医在这一百年里经常受到不正确的对待。”邓铁涛说，“自己感到中医这个宝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

邓铁涛一生多次上书中央，为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第一次上书，呼吁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二次上书，保下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就是中医界著名的“八老上书”。第三次上书，为中医和西医院校合并“踩刹车”。第四次上书，重申中医不能丢，呼吁全社会对中医加以重视。第五次上书，建议中医介入抗非典。

邓铁涛不担心中医走不出国门，而是担心中医走出去不姓“中”。他说：“我们中医一定要争气。日本人曾提出，中国人迟早要到日本学中医。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中国人没把中医学好、用好，一看到西医那些方法，心里就胆怯了。中医要有底气，要为全球健康提供中国处方。”

  抗击“非典”中医立功  

2002年末，一种世界首次发现的烈性传染病突然袭击广东，这种疫病后来被定名为“非典型性肺炎”，英文简称SARS。当时87岁高龄的邓铁涛站出来勇敢而自信地说，SARS是温病的一种，而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久，用中医药可以治好SARS。之后，邓铁涛立马撰写学术文章，以便全国中医介入抗击“非典”时参考。

临危受命，“非典”期间邓铁涛被任命为中医专家组组长。在他的努力下，当时他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了73例SARS病人，取得“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的“三个零”的成绩。

  邓铁涛：战胜非典我们有个武器库  

非典是全新的疾病，为20世纪以前所未见。无论中医与西医都遇到了新问题，中医不能袖手旁观。邓老认为，对病毒性疾病的攻克，中医自有其优势。从历史可以上溯至仲景时代。在现代，如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世界水平，并不因为中医无微生物学说而束手无策。1957年北京乙脑流行，蒲辅周用温病之法，疗效又达90%。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为暑热伏湿之证，邓老曾亲自参加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

国家七五攻关科研项目——流行性出血热之研究亦显示了中医在治疗急性热性传染病的成果：南京周仲英研究组治疗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为1.11%；西医药对照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P<0.01），明显优于对照组。江西万有生研究组治疗413例，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医药对照组为140例，病死率为10.7%（P<0.01），疗效优于对照组。由于时、地、人等有关条件不同，周氏、万氏的辨证论治完全不同，周氏治疗以清气凉营为主，万氏则以治湿毒法为主。此病西医同辨为病毒性疾病，按西医理论，病原相同，治法必同；但中医治疗如果两者对换，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邓铁涛认为，病原体只能作为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据之一，诊治的关键在于辨证论治。

这些事例说明中医辨证论治不把着力点放在对病原体的认识上，而在于病原体进入人体后邪气与正气斗争所表现的证候，这些辨证论治的理论及方法历传两千多年，的确是战胜“非典”的武器库。

  战胜非典的理论依据与特色  

世人多不理解为什么中医没有细菌学说，却能治疗传染病，对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效果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中医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中医虽无细菌学说，但细菌早已被概括于“邪气”之中。吴又可的戾气、厉气、杂气学说，已非常接近对微生物的认识。但温病的病原说发展到吴瑭，却使中医理论从另一角度认识了发热性传染性及流行性疾病，提出独特的温病的病因理论。这一理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极高的科学性，足以破解中医虽无细菌学说，仍然能治疗急性传染病之道理所在。

吴瑭之病原说为：

（1） 岁气、年时（气候与环境因素）；

（2） 藏精、冬伤于寒（人体内在因素）；

（3） 戾气、时行之气（致病物质）。

气候环境——致病物质活跃

发病的变化——正气不足以拒邪

这样的病原说比之只重视病原体的现代医学理论似略胜一筹。当然吴氏对于微生物的认识与现代微生物学相比，就有天壤之别了。如果我们今天把微生物学的知识，取代比较含糊的戾气与时行之气，那就是比较完满的传染病流行病的病因学说了。

邓铁涛认为，治疗不是只知与病毒对抗，而是既注意祛邪，更注意调护病人的正气，并使邪有出路。正如叶天士所说，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结，势必孤矣。这是一个多么高明的战略啊！

                                国医大师邓铁涛浅谈03年非典

  邓老非典中医治疗方案  

根据广东省中医院收治非典患者112例的临床观察和总结，邓老认为，该病属于中医春温病伏湿之证，病机以湿热蕴毒，阻遏中上二焦，并易耗气挟瘀，甚则内闭喘脱为特点。

邓老专门给出了针对非典不同时期的中医治疗方案：

（一）早期

多在发病后1～5天左右，病机以湿热遏阻，卫气同病为特点。治疗上强调宣透清化。常见证型有湿遏肺卫、表寒里热挟湿2型。

1、湿热遏阻肺卫证：症见发热，微恶寒，身重疼痛，乏力，口干饮水不多，或伴有胸闷脘痞，无汗或汗出不畅，或见呕恶纳呆，大便溏泄，舌淡红，苔薄白腻，脉浮略数。

治法：宣化湿热，透邪外达。

方选：三仁汤合升降散加减。

湿重热不明显，亦可选用藿朴夏苓汤加减化裁。

2、表寒里热挟湿证：症见发热明显，恶寒，甚则寒战壮热，伴有头痛，关节痛，咽干或咽痛，口干饮水不多，干咳少痰，舌偏红，苔薄黄微腻，脉浮数。

治则：辛凉解表，宣肺化湿。

方选：麻杏甘石汤合升降散加减。

（二）中期

多在发病后3～10天左右，病机以湿热蕴毒、邪伏膜原、邪阻少阳为特点。治疗上强调清化湿热、宣畅气机。

1、湿热蕴毒：症见发热、午后尤甚，汗出不畅，胸闷脘痞，口干饮水不多，干咳或呛咳，或伴有咽痛，口苦或口中粘腻，苔黄腻，脉滑数。

治则：清热化湿解毒。

方选：甘露消毒丹加减。

2、邪伏膜原：症见发热、恶寒，或有寒热往来，伴有身痛，呕逆，口干苦，纳差，或伴呛咳、气促，舌苔白浊腻或如积粉，脉弦滑数。

治则：疏达透达膜原湿浊。

方选：达原饮加减。

3、邪阻少阳：症见发热，呛咳，痰粘不出，汗出，胸闷，心烦，口干口苦不欲饮，呕恶，纳呆便溏，疲乏倦怠，舌苔白微黄或黄腻，脉滑数。

治则：清泄少阳，分消湿热。

方选：蒿芩清胆汤加减。

（三）极期(高峰期) 

本期多在发病后7～14天左右，临床的突出表现为气促喘憋明显，或伴有紫绀，病机以湿热毒盛，耗气伤阴，瘀血内阻为主要特点，少数可表现为邪入营血，气竭喘脱；治疗在祛邪的同时必须重视扶正，可选用白虎加人参汤、清营汤、犀角汤等加用活血化瘀之品，并静脉使用参附针、参麦针、丹参针等。

1、热入营分，耗气伤阴：症见身热夜甚，喘促烦躁，甚则不能活动，呛咳或有咯血，口干，气短乏力，汗出，舌红绛，苔薄，脉细数。

治则：清营解毒，益气养阴。

方选：清营汤合生脉散加减。

2、邪盛正虚，内闭外脱：症见发热不明显，喘促明显，倦卧于床，不能活动，不能言语，脉细浅数，无力，面色紫绀；或汗出如雨，四肢厥逆，脉微欲绝。

治则：益气固脱，或兼以辛凉开窍。

（四）恢复期

多在发病后10～14天以后，病机以正虚邪恋，易挟湿挟瘀为主要特点。主要证候有气阴两伤，气虚挟湿挟瘀。治疗强调扶正透邪，并重视化湿、活血。

1、气阴两伤证：症见热退，心烦，口干，汗出，乏力，气短，纳差，舌淡红，质嫩，苔少或苔薄少津，脉细或细略数。

治则：益气养阴。

方选：参麦散或沙参麦冬汤加减化裁。

2、气虚挟湿挟瘀证：症见气短、疲乏，活动后略有气促，纳差，舌淡略暗，苔薄腻,脉细。

治则：益气化湿，活血通络。

方选：据虚实不同可分别选用李氏清暑益气汤、参苓白术散或血府逐瘀汤等加减化裁。

  邓铁涛治疗非典的典型医案  

患者邓某某，女性，33岁，广东省三水籍，医务人员，因“发热伴恶寒2天”于2003年1月25日入院。

诊见：发热，微恶寒，干咳，无痰，动则心慌气短，头痛，微感胸痛，口干口苦，纳差，神疲乏力，舌淡红，苔薄白，脉濡细。

西医诊断：右下肺炎(非典)。

中医诊断：春温伏湿。

治则：清凉解毒，透热达邪。

处方：

青蒿15g(后下)、黄芩15g、柴胡12g、

大青叶20g、板蓝根30g、法夏12g、

枳壳10g、浙贝12g、紫苑12g、

天竺黄12g、杏仁10g、炙甘草6g，

每日1剂，水煎服，配合清开灵静滴加强清热，西药则投以泰能、稳可信。

2诊：1月27日，仍发热，热势上升，以夜间及午后为甚，T38.6℃，肢体困倦，纳食减少，舌脉未变，二便通畅；为湿热蕴毒，阻遏中上二焦之表现，治宜清热解毒达邪，解表宣肺化湿。

处方：

炙麻黄8g、杏仁10g、石膏20g（先煎）、

甘草10g、柴胡10g、黄芩10g、

半夏10g、竹茹10g、白茅根15g、

前胡15g、桑枝10g、苡仁20g、

滑石18g、藿香6g、佩兰6g。 

3诊：1月28日，热势仍未遏止，反有上升之势，T39.2℃，症状未减，疲倦加重，双肺呼吸音粗，肺底闻及少许湿罗音，舌淡红，苔薄白，脉濡细。

邓老意见：湿热蕴毒，毒势盛，并易耗气挟瘀，毒瘀互结，且变证多端，有入营之势，治宜加重清热凉血解毒，化瘀软坚散结，少佐益气之品。原方继续服用，加服安宫牛黄丸，并加用仙方活命饮，西洋参10g另炖服。

方药如下：

金银花30g、浙贝15g、赤芍15g、

白芷12g、陈皮3g、升麻6g、

防风12g、当归6g、虎杖20g、

皂角刺12g、穿山甲12g（先煎）、乳香6g、

没药6g、连翘18g、五爪龙15g。

根据西医观点，此时属于炎症渗出期，需要注意肺纤维化的问题，而运用仙方活命饮以化瘀软坚散结，甚为合拍。西药则停用泰能、稳可信，改用可乐必妥、复达欣。至1月30日，应用可乐必妥后出现头晕，故停用所有抗菌素，停用后头晕等症状大减，体温降至37.5℃。

4诊：1月31日，体温降至正常，但神疲，乏力，头晕，偶有咳嗽，白粘痰，无口干，舌淡，苔薄白腻，脉濡细，胸片：病灶增多，密影；热势已退，胸片虽病灶增多，强弩之末也，未足为虑，此乃正虚邪恋，治当清热养阴，扶正透邪，此时舌苔呈现白腻，为伏湿外达之象，治疗上并重视化湿、活血。

处方：

炙麻黄8g、杏仁10g、甘草10g、

黄芩10g、半夏10g、竹茹10g、

白茅根15g、桑枝10g、苡仁20g、

太子参20g、五味子20g、麦冬15g、

藿香6g、佩兰6g，

仍加服仙方活命饮，并加大补气而性温和之五爪龙至30g；热势既退，停用清开灵，改以参麦针益气生津。

5诊：2月4日， 已无发热，乏力，偶咳嗽，未闻及干湿罗音，舌淡，苔厚微腻，脉濡细。胸片示：有所吸收。但湿性缠绵，如油入面，且易伤气，又易挟瘀为患，治宜清热利湿，益气活血。

处方：

杏仁12g、甘草6g、青皮6g、

桃仁12g、当归6g、苍术9g、

五爪龙30g、太子参20g、橘红6g、

升麻10g、白术10g、神曲12g、麦冬10g。

加服：

太子参15g、土茯苓30g、茯苓12g、

枳壳6g、陈皮3g、威灵仙20g、

杏仁10g、苡仁30g、苍术9g、大枣3个。

6诊：2月8日，自觉身轻体爽，舌苔腻转淡，脉细。2月12日胸片示：右肺炎症全部吸收。守方略有加减，治愈出院。

总结：该病案有以下发病和病机特点：

（1）起病有接触同类病患者的病史，感受戾气，具有传染性，初期即有肢体酸痛等湿重的表现，为伏湿所致，较之普通的风温不同，故诊断为春温伏湿。

（2）起病后进展较快，2天右下肺即出现大片阴影，毒力强，出现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表现。

（3）患者神疲乏力、发热加重，为毒盛伤正的表现；患者初期之所以感邪受传染发病，是因为先有正气不足，邪乃干之，感受毒邪之后，热、毒、湿使正气更损，内因外因共同导致的结果，此外，患者神倦较重，与抗生素的使用，同样损人正气。根据上述病机，治疗应注重祛邪，所以初期透邪，给以清热解毒达邪，解表宣肺化湿之药。结合伏湿特点，自始至终应注意利湿渗湿使邪有去路。后期注重增强正气，益气养阴，因势利导，扶正驱邪。

本病有戾气、湿、瘀、毒、虚兼挟，故需随证治之。在治疗时注意“三早”，即早期应用安宫牛黄丸，可防邪毒内陷心包，阻止传变；早期应用人参扶助正气，及时停用抗菌素；早期应用活血软坚散结，防止肺纤维化，防止病灶扩散，以及加快病灶吸收。

本病的治疗效果满意；

其一，发热至退热仅用6天，比同类病患者退热快，此外如自1月27日T38.6℃时开始计算，至1月30日体温已降至37.5℃，历时仅4天；

其二，症状改善快，整体调理后，较之同类病人，纳食始终正常，大便通畅，胃气未受影响；

其三，多数病例最终会演变为双肺炎症，而本例未蔓延至双肺，且较低的白细胞、血小板迅速恢复正常，肺部病灶吸收快，应归功于扶正祛毒之法。

  中医并不是慢郎中  

中医不只是养生保健、治未病，中医并不是慢郎中，抗击传染病也毫不逊色。有人说，“非典”救了中医！从此，中医有了和西医平起平坐的对抗疾病机会。人们不会忘记为中医赢得声誉的邓铁涛。

行医御药80多年，邓铁涛一直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为中医诊断学的内涵建设提出了新的见解。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我感觉在中医学上我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体系。”89岁时，邓铁涛成为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他提出的五脏相关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专项的主要研究内容。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体系，邓铁涛提出了从补脾健胃着手对重症肌无力这一个世界难题的研究。40多年过去，邓铁涛及其科研小组治疗重症肌无力病人的有效率达到98.8%，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说我已经把它（重症肌无力）攻克了，有了经得起考验的社会效益。”

“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是中医腾飞的世纪。这是我的最大梦想。” 邓老虽然逝去了，愿他的梦想早日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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