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国号的本义，与中国古代马车技术密切相关

商朝人的国号很奇怪，后人多以为是经商之人，实际上更可能是一个军事族群。

殷墟马车

“相土乘马”、“王亥服牛”、

商字，其字义本身有一个演变过程，按照《说文》，本意是“从外知内”。后世所熟知的“商贾”，用以指称现在所谓的商人商业，则见于《逸周书》，如“商通其财”、“商贾趣市”等，例子非常之多；说明商人的商，最晚在西周初期就已经是熟语了。但这个商与“大邑商”的商却不见得是一个意思。大邑商的商，更多是指交通、交流。因为殷商两位先人极大地改进了中国马车技术，使得天下物品和人的交通效率有了显著进步，故而曰商。这支族人也长期以“大邑商”为自豪。商者，正如《说文》段注：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

通说认为殷商先人“王亥服牛”、“相土乘马”，是用牛马贩运货物，故而称为商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查《说文》及段注可知，“王亥服牛”的服字，本身就与马车有关；且牛字在《说文》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件”，即“牛，件也”，而件的意思是“可分、拆分”。从这里可知，所谓“王亥服牛”，真实意思更可能是：王亥发明了一种同时驾驭多匹马的车子，即他发明的车辕能夹两匹及以上的马，故有服馬、驂馬之别。在历史上，牛车早于马车，单马车也当早于多马车，这里都有技术难点，是不容易做出来的。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服，用也。關雎箋曰。服，事也。一曰車右騑所㠯舟旋。騑毛刻作騎。誤。馬部曰。騑，驂也。帝馬也。古者夾轅曰服馬。其旁曰驂馬。此析言之。許意謂渾言皆得名服馬也。獨言右騑者，謂將右旋則必策冣右之馬先向右。左旋亦同。舉右以晐左也。舟當作周。馬之周旋如舟之旋。故其字从舟。从舟。聲。房六切。古音在一部。

《说文解字》：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㞑之形。凡牛之屬皆从牛。

服牛乘马，最早见于赵国史书《世本》，即“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馬”，这二人在世本中都是黄帝时代的人物，注释家多认为是黄帝臣子。后世因此将“服牛乘马”都视为交通工具。其实，按照《管子》乘马篇和《司马法》，“乘马”乃是一种封建兵役制度。《管子·乘马》反复讲到民众的军事义务的轻重必须适当，又引用了许多古代习惯法。《司马法》残文则明确指出“乘马”是一种兵役制度，一个乘马单位的含义是：64井576户男丁，须出战车1乘，甲士3人，步卒72人，马4匹、牛12头。也就是说：一个乘马单位，以1辆战车为核心，配备重步兵、轻步兵和牛马若干。这就是乘马的真正含义。而《管子》说“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可见“服牛”也与之密切相关，更可能是一种制度的专称。

《司马法》残文：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

驷马

乘马是一种军事组织方式

按照殷本纪的殷王世系，相土的年代比王亥要早四代（即振），相土大约生活在尧舜时期，王亥生活在夏朝初期。可见，“乘马”比“服牛”要早将近100年，这并不符合先有牛车、后有马车的历史事实。那么就很显然，中国是先有战车，然后再由相土发明了“乘马”这种军事组织方式。《竹书纪年》说“（唐尧）十二年，初治兵”，可见这次“治兵”很可能就有殷商先人相土的功劳，他贡献了“乘马制度”。于是，后人才能在《甘誓》中看到夏启与有扈氏大战时的排兵布阵，是一种步兵和战车的协同作战方式。只可惜，夏启的战车很可能还只是“单马车”。

《尚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往后100年左右，大约是夏朝少康、帝杼时期，王亥又将单马车改为了“多马”，可以牵引多匹马力，具体方式可以是双辕，也可以是一辕两夹。从后世“乘马法”可以看出，王亥的发明很可能是驷马，因为兵役义务包括了额外的4匹马以为备用，驷马战车也就成为后世的定制了。由此可知，“服牛”的真正含义，就是将单马车拆分为多马车，牛字作“件”用。看下图也容易看到，一辕两夹的造型也很像一个牛头，因此用“服牛”也是可以合情合理的。

中亚早期马车

辨析了这个真相，就可以推知：轩辕黄帝大约是驾着单马车征服天下的，其军事组织当时还不完善，到了唐尧时期才发明了“乘马制”，夏朝初期又发明了“多马车”。巧合的是，这两个关键的军事发明，都是殷商先人贡献的。那么，殷商先人何以会特别擅长马车制造及其作战技术呢？这就与殷商的起源有关了。如果坚持认为殷商起源于中原地区，那就很难解释这个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