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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秋雨先生所著的《文化苦旅》的最后几页，收录了一篇名为《祭笔》的文章。 在本文中，余秋雨先生从与自己分不开，离不了的笔入手，回想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那无数个挥舞笔墨的日子，既有他蛰伏隐藏的低谷期，也有他功成名就的高峰期。但最重要的是，无论他做了何种选择，经历怎样的人生，他的手中始终坚定地握着一支笔。 在余秋雨先生与笔的关系中，其实隐藏着千千万万文人的缩影。笔对于文人，就如同枪弹对于士兵，正是因为有笔，所以文人才可以留下千古流芳的佳作，留下震醒人们的真知灼见，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文人。  在电子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如今，键盘敲字或许已经渐渐成为创作的主流，但无论如何，笔对于每一个文人来说都应具有非凡的意义。今日，就让我们追随余秋雨先生的《祭笔》，一看笔对于文人来说，负有何种意义。 1.笔是文人创作最基本的倚仗，文人只有有笔，才能成为文人笔作为一种创作工具，对于文人来说，最基本的意义当然是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倚仗。也许在今天看来有笔无笔都并不能对文人创作产生什么具体深刻的影响，但在信息技术远远没有如今这样发达的过去，笔对于文人来说则与身家性命并无二异。 余秋雨先生在《祭笔》中这样写道。
由此便不难看出，在文革时期那些鼓吹教育无用论的反动人士是如何将一众文人禁锢束缚的。这种束缚不仅仅表现在将他们送往乡村，让他们难以重新回到城市，接受教育。还体现在束缚他们的精神，让文人的满腔热忱无用武之地，如今看来，也许这才是最残酷，也最“高明”的禁锢方式。精神被打入监狱，远比身体被囚禁更加令人感到悲痛。  反动人士对文人精神的束缚首先就表现在让他们无可用笔之地。余秋雨先生在这一段描述中的一连串疑问引人深思，他之所以将笔扔弃，是因为无字可写。与家人的联系被完全切断，自己又孤身一人，身处远离家乡的穷乡僻野，那么即便笔仍在手中，却也没有了下笔的理由。 其次则表现在让文人无可用笔之机。那些被要求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远离了书本与笔墨，从此一股脑地投入义务劳作的怀抱中。而这样的义务劳作甚至没有多少休息时间。据余秋雨先生所说，“用笔的时间也完全没有，永远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笔，想不起自己是一个能写字的人”。没有时间，提笔自然也就成了笑谈。 看似不禁用笔，实则以切断联系，限制时间的方式让文人根本无用笔之地，用笔之机。而反动人士之所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还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文人无笔，则难以成为文人的要点。毁掉一个文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切断他与笔之间的联系。  正如满清盛行多年的文字狱，表面上虽然也没有明文禁止文人墨客动用笔墨，但实际上却造就了文人不敢动笔墨的局面。稍微写错一个字，引起封建统治者的误会，那么招来的便是杀身之祸。在这种处境之下，文人个个自危，哪里还有闲心钻研文学创作。而没有了合适的文学创作的环境，自然也就没有了用笔的需要。所以，我们如今强调满清对文化的摧残，不仅在于它坑杀了多少文人骚客，更重要的是无数文人为此胆战心惊而不敢再提笔。笔与文人之间的联系以另样的方式被切断，文化就失去了被具化出来的最重要的方式。 所以，笔作为文人创作的基本工具，对文人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文人必不可缺的因素。 2.笔是先辈寄传承文化这一厚望予后辈的重要见证笔对于文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当两代文人相遇时，倘若后生得到了前辈的青睐，那么赠笔这一环节便必不可少。  余秋雨先生的父母分别赠予了余秋雨不同的笔。余秋雨的母亲在他七岁时给了他一支比毛笔还要长的蘸水笔，外加一瓶蓝墨水；而他的父亲曾经在他九岁时狠下心来买了一支价格昂贵的关勒铭。 而之所以选择赠笔这一方式，是因为余秋雨的父母都算得上是文人。在余秋雨的作品《借我一生》中，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母亲：乐于下嫁乡村的“大家闺秀”，气度胜过大富豪王尧辉的女儿王逸琴。可见余秋雨的母亲出身优渥，且在《祭笔》一文中也提到她曾经代村民提笔写信。而余秋雨的父亲余学文也是一位带有文人傲骨的的地地道道的文人，在文革期间余学文先生被革命群众揭发有政治问题。不甘就这样背负黑锅的余学文先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洋洋洒洒地写着一篇篇文字来叙述事情的真相。所以他二人都可以算得上是文人中的前辈。 如此看来，前辈对于晚辈余秋雨的赠笔，当然也不自觉地披上了一层文化意义。这份意义在于认可，与传承。因为认可，所以才选择赠笔。笔对于文人来说与身家性命无异，而文人之间的赠礼，自然也没有哪一份礼物的深层意义能赛过一支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笔，因为这是文人之间的心领神会。而传承则体现在对文化事业的继承，笔留予后人，后人自然倍感激励，有了更大的动力去提笔。正如被赠予了笔的余秋雨，就曾经接替母亲代村民写信，又在父亲眼睛失明之后，以父亲口授，自己笔述的方式，笔耕不辍地写了六十万字。正是这些字，才有了后来的《吾家小史》，才有了这样一份传承着昔日文化的珍贵之作。  无独有偶，晚唐著名小说家段成式，在当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可谓一代大文豪。可这样有名的文人在给后辈赠礼时也难逃一个笔字。为了表达对初出茅庐的余知古的赞赏之情，段成式大手一挥，赠予他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由此便不难看出笔对于文人的意义是多么重要了。 先辈赠予后辈笔墨，既是对后辈实力的认可，也是希望后生能够继承前辈之志，将文化一脉传承下去的美好祝愿的体现。所以，笔对于文人来说，还是先辈寄托传承文化这一厚望予后辈的重要见证。 3.笔，体现文人的精神追求与责任担当在《祭笔》一文中，余秋雨先生描述了自己先后起笔，弃笔，再起笔，再弃笔，最后再度起笔这样一波三折的经历。而这一段经历之中富含着余秋雨先生的精神追求与责任担当。  余秋雨先生第一次起笔是在七岁，那时母亲要求他接替自己，代村民写信。而余秋雨在写信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乡亲们殷切的目光和专注的凝视，从而明白了自己肩负着为村民服务的责任。
而余秋雨先生第一次弃笔是在文革时期。那时的他作为从事戏剧专业的知识分子，被要求服从安排，上山下乡。但讽刺的是，这样一位专修戏剧专业的高材生，却必须要在临走前观看一场彻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戏剧，《边疆新苗》。这使得余秋雨先生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所以他愤而将笔投诸垃圾桶，以此来作为一种抗议性的决裂。这是一种文人的骨气，是他宁可不用笔，也绝不让笔成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工具的强硬态度的体现。 余秋雨先生第二次起笔是在1971年，那时他得到回上海参与教材编写的机会，但从事教材编写的他时常遭受到主张废学停课的极左派的反对，这使得他义愤填膺。于是在当时风声鹤唳的紧张环境下，他偷偷潜入当时被视为禁地的大学图书馆里的外文书库，在那里将满腔热忱付诸笔尖，编写出了享誉盛名的《世界戏剧学》。这样的起笔无疑是一种反抗，带有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  余秋雨先生纠结许久的第二次弃笔与第三次起笔是在他游历完世界各地的文化古迹之后，那时的他不知为何无辜遭受抨击与诽谤，产生了起笔无用的念头。但余秋雨在经过深思熟虑和详尽地考察之后，发现那些抨击与诽谤他的文人，正是当年在文革之中鼓吹教育无用的文人。如今的文坛被这样一群人用笔不怀好意地占领着，自然引起了余秋雨先生的触动。
于是，他再度拿起笔，投身于文坛之中。如果他消沉，隐退，也许文坛就会被那些试图以笔夺笔的，居心不良的人所占领，而余秋雨的举动也会正中他们下怀。但如今他又站了出来 自然也预示着这些人算盘要落空了。 纵观余秋雨先生一波三折的起、弃笔的经历，其实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极富有责任担当意识，同时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的人。他起笔，是因为人民需要他以笔代信，黑暗的时代需要他撕开一个裂缝，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核在呼唤他去揭开自己的面纱。而他弃笔，是一种不甘，但绝不是妥协。他的弃笔，不是因为他甘愿向现实低头，而是因为他太过不甘，所以以决绝的方式，弃掉文人的命脉，以表心意。  笔对于余秋雨的意义如此，对于无数文人来说也一定相差无几。文人作为一个群体，在不同的个性之中又包含着被组织到一起的共性。 谁又能想到，在如今并不是那么重要的笔，在往昔却是一代代文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文化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重要倚仗，而那小小的笔，也投射着无数文人的缩影。 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可以在这缩影中看到，他们以笔书志，在笔墨之中挥洒着责任担当与精神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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