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诗前小序谓：“开元二十六，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这里提供了几个信息：首先，《燕歌行》是一首“和作”，即“客”先有诗，高适“感征戍之事”，在原作基础上生发己意而作。其次，“客”从“御史大夫张公”处来，而“张公”一般被认为是张守珪。至于“客”的身份，王运熙怀疑是高式颜，而戴伟华则推测是王悔，彭兰以为是畅当，总之众说纷纭。 “客”的身份虽然纠缠不清，但主角“张公”却很清楚，张守珪何许人也？看《旧唐书·张守珪传》的说法，“开元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遂拜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是盛唐一位大将军。那开元二十六年时，张守珪在做什么呢？岑仲勉先生说：“二十六年，击奚，讳败为胜，诗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也。”（《读全唐诗札记》）  开元二十六年的一方主帅张守珪，在战场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轻敌。轻敌的结果当然就是是败北，既而连带引发第二个错误——隐瞒。当然，《旧唐书》的记载并没有把首要责任归咎于张守珪，而是说“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陁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判奚余众于湟水之北，将践其禾稼。”这样问题就出在张守珪的手下赵堪、白真陁罗的冒进。“奚”是唐代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之一。白真陁罗等逼乌知义率部征战奚部，乌知义本来不愿出兵，而白真陁罗“诈称诏命以迫之”，于是乌知义不得不出兵，其结果是因为轻敌，所以“初胜后败”。但问题在于战败之后，“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把失败的事情全部隐瞒下来，只上报胜利与战功。 但战争级别的真相，真能被主帅一人隐瞒吗？ 果然，“事颇泄”，皇帝便派牛仙童作为督查去调查情况。张守珪的反应是古代官僚最习惯的应对方式：“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陁罗，逼令自缢而死。”（《旧唐书·张守珪传》）一边是贿赂，一边是找替罪羊，而且还是开不了口的替罪羊。但是结果还是没能隐瞒，次年牛仙童因受贿事发而获罪，“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 有意思的是，《燕歌行》到底是不是刺张守珪之作，还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蔡义江就认为所刺的对象应该是安禄山，因为“出塞而还”或许表示“客”说的不是当年之事，而是开元二十六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诗序里“御史大夫张公”几个字说得非常恭敬，“若果为高适所讽对象，不应如此。”而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也有讨奚、契丹轻敌而败北的事情，所以蔡义江将讽刺对象说成是安禄山。  可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而不是历史，就在《毛序》所谓“主文而谲谏”。“郑伯克段于鄢”称“郑伯”也看不出什么不敬，但是“讥失教也”。至于“不恤士卒”的讽刺，又不必限于开元二十六年还是开元二十七年。须知高适所写不是“战地报告文学”，我们开始就说了，高适本人没去，他是听说，是旁观或远观，所以《燕歌行》写得不是一时一地的战争，而是高适对于边塞战争的整体性反思。如此，则反驳刺张守珪之说的证据恐怕就不是非常充分了。 我们再看另一种辩护，陈沆《诗比兴笺》说：“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珪置酒城上，会饮作乐，虏疑有备，引去，守珪因纵兵击之，固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句。”如此，那《燕歌行》中最脍炙人口的这句：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倒好像是称赞张守珪有奇谋，在大敌当前之际，用“美人歌舞”上演了一番“空城计”，维护了人心安宁、大局稳定，并在其坚强领导下，最终一举破敌致胜。这种思路或许出自明人钟惺？其《唐诗归》解此二句说：“豪壮中写出整暇气象。”受此影响，其后王闿运批《唐诗选》也说：“豪语，非刺语。” 不过，陈沆毕竟说得比较含糊，因为整首诗的“刺”意太明显，把“战士军前半死生”句解作张守珪的奇谋好像也有些圆不过去，所以他最后又绕回来说：“或追咏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要之观其题序，断非无病之呻也。”陈沆还是读懂了诗意，知道《燕歌行》绝非无病呻吟之作，总有现实针对性。钟惺读诗反倒有可能读偏了味道。 抛开这些评点不谈，从“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中，我们能读出豪壮吗？我读出的首先是荒诞，既而是沉痛。唐诗有时候会故作豪壮语，但我们若真只读出一味豪壮，就未免有些悲哀了。就像王翰的那首《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你觉得豪壮吗？确实豪壮，确实旷达，但绝句的读法必须看懂“三一格”，就是说第三句一转，第四句流出主意。“葡萄美酒”一扬，“琵琶马上”一扬，“醉卧沙场”甚至把快意洒脱，无所不惧的神情写到极点了，最后突然顿挫下去，“古来征战几人回”终于沉痛至极，于是你就明白了前面那些不是什么真潇洒，不是真的不在乎，反而是沉痛至极之语。清人时常批评明人学问粗疏，不免有清人的偏见，但于此诗而言，他们到底还是看得明白：“故作豪饮旷达之词，而悲感已极。”（沈德潜《唐诗别裁》）“诗意在末句，而以饮酒引之，沉痛语也。若以豪饮解之，则人人所知，非古人之意。”（朱之荆《增订唐诗摘抄》）  不要误以为盛唐边塞诗都是潇洒的、豪壮的、激昂的，好像不如此就配不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相反，优秀的诗人关注的是生命，不仅仅是那些站在历史之上的生命，更是那些被历史碾压过去的生命。是“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的悲怆，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的苍凉。它告诉你，当战争过后，最真实的一面是什么。 《河岳英灵集》称赞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在将帅眼中只有战功，不惜士卒之际，高适看到了战争的荒谬，看到了人民的不幸，并行诸歌咏，这便是高适的气骨，是诗的本色，也是使文学不至于流为“润色鸿业”“曲终奏雅”的“雕虫小技”，使文学之成为文学的价值。 作者简介  诸雨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曾在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求是学刊》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整理有《梦溪笔谈译注》。 本文章由京师文会出品，转载需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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