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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探讨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的问题以后，有一个关于文学本质问题还没有涉及，那就是：文学的价值何在，或者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学？ 第一个提出这问题的中国人是孔丘（前551.9.28～前479.4.11），是中国现已知的第一位文学批评家，他的《孔子诗论》（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文学批评的文章。除了这篇著作以外，他的文学观念散见于《论语》、《礼记》等书中，这篇专著以及散见的文学观念多数都是围绕《诗经》来说的。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孔丘活动当时，只有一部《诗经》是完整的文学作品。（老子的活动时间应在孔子之前，但《道德经》的成书一定在孔子之后，所以他不曾见到那五千字的韵文。）他曾经训诫自己的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兴”本是《诗经》的“六义”之一，是一种创作的手法，也叫做“起兴”，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起兴的对象可能与后文叙述的对象有一定比拟的关联性，这种起兴方法也叫做“比兴”。另一种就是两者并没有关联，只是纯粹的起兴。但无论如何，起兴始终具有一种感染的目的，通过对“他物”的歌咏，达到联想的效果，以深化了对“所咏之词”的理解。所以，在孔丘先生这句话中，“兴”的意义是表示因联想而产生的共鸣，朱熹解作“感发志意”（《四书集注》），大体应该不差。且这种“感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传导性质的愉悦，并不具备任何功利性或目的色彩。具有“无功利令人愉悦性”、“无概念的普遍性”、“无概念的必然性”、“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等特征，也本质特点应该符合审美的概念。（参考康德《判断力批判》）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起兴的对象多数是对自然景色的描摹，这种描摹自然是审美的。所以两者叠加起来，最终的指向便是文学的审美价值。 “观”，郑玄解释为“观风俗之盛衰”（《论语集解》），我们后来的文论学者有的认为郑注过于狭隘，但近年来的出土的文献给我们的教训是，尽量不要否定汉儒的意见，他们经过道统传承，比我们更接近先贤的意见。事实上，在《论语》中，紧接这一段话的是“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诗大序》说：“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又说：“《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所以孔丘先生主张《诗经》的读法是从考察历史、观察教化遗风等角度的开始的。这种古今的交融之中，流露出的实际上是一种人文关怀。而人文关怀恰是人文学科的终极价值所在。因此，我们说，所谓“观”，其实就是观察人文思想。《易传·贲卦》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指的是文学的思想价值。 “群”，其实就是康德所说的共通感，用孔安国的话解释，即“群居相切磋”（《论语集解》）。朱熹说君子“和而不流”，这话也对，所以切磋的结果是有共同观念，也有意见差异，这时候就需要就礼乐的介入。所谓“乐统同，礼辨异”（《礼记·乐记》），乐统同的结果是，承认人格，甚至物格的天然平等，视一切无生、非人的世界与我相同。钱钟书说“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者作有生者看，二、以非人作人看”（钱钟书：《管锥编》），这是我们民族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两个特点。而礼辨异的结果，则是承认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并顺应这种差异进行仪节上的规范。所以在孔丘先生所提出的社会理论当中，礼乐制度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功能。但礼实际上是一种仪节的演变，乐则是对普通音乐的提升，两者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属性。强调艺术的政治色彩和社会功用，也在文学上得到了延伸。他曾经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也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在文学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比较中，孔丘认为，文学的审美性要先于社会性，而社会性却终于审美性。他曾经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可见比较《诗》与《礼》两部著作，孔丘更看重诗的文学审美的一面，而强调礼的社会价值的一面。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他在“兴观群怨”中，将代表审美的“兴”放在首位，而将“群”排在第三。但他又是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的，所以才在后面补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云云。他的弟子卜商曾经问他《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一句是逸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并不是指这句诗的实际意义，而是询问它的社会目的何在。孔丘先生难以回答，只好说：“先有素色的底子，才能够绘画。”卜商反问：“是说礼在天然的伦理之后吗？”（这句话更加含混不明，我们取当中的一种解释。）孔丘高兴地说：“启发我的是卜商啊，我可以开始跟你谈论《诗》了。”孔丘认为可以同卜商谈论《诗经》，正是因为卜商了解了《诗经》的最终归宿是礼，也懂得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以审美为先，以思想社会为重，这是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 而“怨”则是指文学的情感表达，孔安国解释：“怨刺上政”，有怨言、有讽刺，所以作成诗歌来表达。《左传》中多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哀公二十一年，为了讽刺鲁国的国君姬蒋，齐国百姓作了这样一首歌：“鲁人之皋，数年不觉悟，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而《诗经》中更不乏这样的例子，如《邶风·新台》就是讽刺卫国国君姬晋的，而《二子乘舟》更是为了纪念惨死在宣姜手中的卫伋和卫寿的。当然，孔安国的说法也不过一家之言，《诗经》中还有很多表达私人情感的作品，比如《卫风·氓》、《邶风·静女》等，这些诗歌也多数是出于“怨”，或怨负心，或怨失期，或怨可望而不可得。“怨”是从《诗经》以下中国诗人最主要的情感，孔丘先生特别提出“怨”字以代替一切情感，目的在于强调文学的情感价值。 至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分别体现出了文学的伦理价值、政治价值和资料价值。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其实就是其社会价值的一种具化，由于西周建国后，中国人开始由对神的信仰转到对人的信仰，宗教约束转换成为历史约束。所以孔丘认为，以历史为依托的文学可以起到“使乱臣贼子惧”的功能。后人将孔丘的这种意思发展并总结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山东通志》）到了宋代，周敦颐首先倡导“文以载道”，相信文学的伦理和教化的功能。 而文学是在特定时空内产生的艺术，所以会保留该时空内很多的物种资料、社会资料等等，所以其还具有存史功能，具有资料价值。这一点在汉赋中体现为最，司马相如《上林》、《子虚》二赋，极度铺排，堆砌物类，讲求文华，是把所有的才学写在一篇文章里。现在我们要找到那时的一些动植物资料、社会上的一些风俗都可以从两赋里面寻而得之。而左思《三都赋》之所以“洛阳纸贵”，据说就是那时有人把它当作资料集合分类的类书来读的（参考顾颉刚《国史讲话》）。 以上，就是孔丘先生提出来的文学的七种价值。这七种价值不但被他的后学继承下来，也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佐证。在沃伦、韦勒克所著《文学理论》中，提到“文学显然可以代替许多东西——代替在国外旅行或羁留；代替直接的经验和想象的生活；还可以被历史家当做一种社会文献来使用”（《文学理论》第22页），与“兴观群怨”说遥相应和。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学思想的一些闪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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