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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年），对于大明王朝而言可谓是黑暗的一年。这一年，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怂恿之下，御驾亲征，最终在土木堡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溃败，为大明王朝的中衰拉开了序幕。 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英国公张辅在内的66位辅政大臣殉国，明英宗朱祁镇本人被俘，进而所带来的北京城危在旦夕，大明王朝岌岌可危，向我们证明着在封建家天下制度之下，君主昏聩所带来的毁灭性结果。但天可怜见，幸亏在于谦的带领下，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大明王朝也才避免了倾国之危。 但关于土木堡之变的责任划分，则显得颇有意思。或许是出于避君者讳的考虑，宦官王振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这场大变的始作俑者。 理由也十分充分，从王振一党擅权专政到“皇上是为驾幸老奴府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似乎直接将责任全部归于王振也并无过错。 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我们不得不去怀疑一个事关明朝的史实。那就是明朝的宦官专权，是一种没有实权的，白手套式样的专权，它体现在即便是被称为“立皇帝”的刘瑾，当明武宗想要除之时，易如反掌；体现在“九千岁”魏忠贤，也因为害怕崇祯帝，最终畏惧而选择自尽，究其根源就在于明朝的宦官并不掌握兵权，只是皇帝们的手套而已。 王振之说，显然并不能取信。而这场巨变之中，朱祁镇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另外作为父亲的朱瞻基亦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起明宣宗朱瞻基，人们都会冠以明君之谓。从其执政而言，在他执政的十年间，他继承父亲朱高炽的策略，选贤与能，对于杨士奇、杨溥、杨荣等人也都委以重任，也从实际出发结束了明王朝大规模的对外用兵，经济上明王朝也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号“仁宣之治”。 但若说在对外民族政策上，朱瞻基的眼光则明显有不足之处。如果说从交趾撤军、放弃奴儿干都司乃是因为财政拮据之下的无奈之举，那么他在对待蒙古诸部的策略上，那就是养虎遗患。 在经过明太祖朱元璋八次北伐、朱棣的五次北伐之后，蒙古诸部形成较为稳定的势力——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三部都选择接受明王朝敕封，但这种接受又夹杂着对大明王朝北境的不断劫掠袭扰。 虽然明王朝没有实现消灭蒙古诸部的目标，但是也正是这种分裂之下，瓦剌、鞑靼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不断的互相攻伐。而作为最好的羁縻政策，朱棣时便时而攻伐鞑靼、时而攻伐瓦剌，防止在蒙古高原重新出现一统的局面。 但在宣宗朝时，这种局面彻底被打破。明宣宗有句：王其宁心静志，安居边塞，无听间言（《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八月初三）”。 在停止大规模用兵的同时，他对于蒙古诸部采取的是积极不干预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弊端就是对西部蒙古的瓦剌的强大坐视不顾，对于备受脱欢攻击的鞑靼部也拒绝履行宗主国义务、坐视不顾，反而对于早已臣服大明的兀良哈部却大打出手。 这种错误的对外政策，所带来的恶果便是瓦剌部在脱欢为首领时，打败阿鲁台的鞑靼部，进而在正统初年实现了蒙古帝国的再次统一，祸患已成。正统四年脱欢死后，也先承位，瓦剌的势力也达到了鼎盛。 一个强大的瓦剌帝国，一个上升期的大明王朝，两者最终在土木堡相遇。对于瓦剌也先，他当得瓦剌一代雄主，但他又绝非成吉思汗、忽必烈般的人物，否则也不会有于谦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只不过历史的有意思之处就在于历史给他安排的对手乃是朱祁镇，这样一个被朱瞻基冠以此子可以兴国的昏聩之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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