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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治通鉴·汉纪十七》
（三）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征调频繁），百姓贫耗（困乏），穷民犯法，奸轨不胜（百姓犯罪作乱数不清），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酷吏），条定法令（制定法律），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知情故纵，长官有罪，部下连坐），缓深、故之罪（从严处理的官员有事可以从宽处理），急纵、出之诛（宽大百姓的从严处理）。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官吏玩弄法律），禁罔浸密（法网越来越严），律令烦苛（条文越来越多），文书盈于几阁（桌上屋里全满了），典者不能遍睹（看都看不完）。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官吏利用法律的漏洞谋取利益），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多数人认为冤情太多）。
半民：社会就在不断翻覆中前进，文景“无为”、与民休息，天下因此而富有，但富有的天下必定要有所作为；武帝“大作为”于四方，汉帝国空前强大，但这背后是民不聊生，府库枯竭；所以昭宣之世就该有所反思，拨乱反正。
廷尉史巨鹿（籍贯）路温舒（人名）上书曰：“臣闻齐有无知之祸（公孙无知之乱是春秋时期齐国发生的一场政变。公元前686年，齐国大夫管至父、连称发动叛乱，杀害了当时的国君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齐国国君，但无知继承国君之位后不久即被雍廪的国人所杀，此后公子小白自莒国即位，是为“春秋五霸”的齐桓公）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骊姬本是骊戎首领的女儿，公元前672年，被晋献公虏入晋国成为献公的妃子，她使计离间了献公与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并设计杀死了太子，造成晋国的内乱，后来流亡在外的重耳回国继位，是为“春秋五霸”的晋文公）而文公用伯（成为霸主）。近世赵王不终（赵王刘如意被杀），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繇（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祸乱之后，将会有圣人出现）。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从前）昭帝即世无嗣，昌邑淫乱，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大一统的开端往往从慎重开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天意），宜改前世之失（政策失误），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涤荡繁苛的法律），除民疾（解除百姓的痛苦），以应天意（顺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还有一个过失还有，就是主持法令的官吏严酷）。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重新连起来）。《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错杀无辜，不如错误宽纵）。’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以严酷为好），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杀人才是自保）。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不合），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屈打成招）！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罗织罪名）。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再明断的皋陶也会认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画个圈的监狱也不能进）；刻木为吏，期不对（木头人狱吏也不敢面对）。’此皆疾吏（痛恨狱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减少繁苛的法律），宽刑罚（宽松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半民：路温舒所言治乱相替，虽是现象，比如“无知之乱”和“齐桓称霸”只是时间先后，却并没有必然的规律、联系；但这么多不断产生的相同现象的叠加，我们就不得不以为是规律了。要真的是深究其中的“联系”的话，那就是，后世往往鉴于前世之祸，究其根源，改弦易辙，拨乱反正，从而一个新的“治世”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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