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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郑光荣书记。原为中文系总支书记，后为江西师大党委书记，江西省文化厅长。为人正派，处事公正，爱才，有领导水平，在江西师大声望甚高。右戴眼镜者为钟义伟书记，原为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后为中文系总支书记，校党委副书记，处事沉稳，虑事细密。是我老乡，在校是对我帮助甚多。 （第二次开门办学仍是学农，在离南昌二百多里的上高县泗溪公社。重点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批判资本主义的苗头，在山上造三百亩农田，调查大队合作医疗。 再一次开门办学是学工。那是一九七六年，到九江港务局。港务局是大单位，大学生来开门办学，他们不会太当一回事。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整顿，形势刚有好转，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总理刚去世，四月五日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又乱了。所以工人干活懒洋洋，我们去批修正主义，他们态度也不冷不热，很多情况推说不知道。 最后一次开门办学是学军。一九七六年九月,军事拉练。沿着秋收起义的路线向井冈山行进。荷枪实弹夜哨站岗，胆怯紧张。刚到三湾，九月九日。我们住一所小学。下午，忽然听到毛主席逝世消息。带队军训的十几名解放军官兵，连夜由一部汽车接走，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我们即刻改变计划，第二天从三湾出发，爬一二十里的深山高岭，又走二三十里的公路，到一个叫文竹的地方。这里是铁路站的起点。全体同学从这里乘火车，日夜兼程，返回南昌，参加悼念活动。 入学教育，军训，开门办学，在学校上课时间不多，而且断断续续。教室不够。课排不满。一开始，只是上午有两节课，周一、二、五、六都是古代文学，周三写作，周四政治。下午则只有周三有体育课，体育课又没有体育器械，很多课上不了。下午没课，则是自学，或者安排组务会，政治学习，或者讨论其它问题。 在这种情势下，老师真不好当。尽管如此，我们的老师为了教学，为了培养我们，真是尽心尽力。 很多老师刚刚复钩从农村上来，家里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安顿。他们大多还和进驻校园的工人一样，住筒子楼。一家四五口人，有的老少三代，只有十几平米一间房间。 楼道垒一个炉子，就是他们做饭的地方。那楼道，一溜全排满了黑乎乎的炉子，堆满了煤球、木柴和其它杂物。到了做饭的时候，这家点火，那家生炉子，满楼道是浓烟，那烟熏得整个楼道就像当年的煤井巷道。 有的老师还没有解脱，在文革中受到批斗，还戴着各种帽子，沉重的政治压力还在他们头顶。那时根本没有评职称这一说，很多老师都还只是讲师、助教。 但他们毫无怨言，一旦投入教学，经历过的许多磨难在他们心里似乎都没有了痕迹。从农村复钩一上来，还没有洗净乡下的泥土，马上投入紧张的教学。 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那样有责任感。在他们心目中，其它都是次要的，唯有教书育人才是天职，才是最大的责任。他们对学问，对专业，对学生，真是真诚。 发给我们的教材，很多都是老师自己编的，自己备课写出来的。那个年代，自编教材和备课真是不容易！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参考。可供查阅的数据也不多。老师都脱钩下放，都被赶到农村，颠沛不定中，很多书都丢了。那年代，书有没有用还不知道。图书馆的书很多还打着捆，----幸亏打着捆，严实地封存着，文革开始破四旧，才没有被送去造纸厂，才免于化成纸浆的厄运。---但现在要编教材，要备课，就没法查阅了。老师们备课，编教材，都在那图书馆自己把一包一包的书打开，去查找自己所需要的书。 一位老师后来告诉我，那时他备课，正值夏天，方志、古籍在图书馆五楼书库，那里不通风，闷热得很。他一进去就脱衣服，打着赤膊，只穿一条裤衩—-反正没人-—一手一条毛巾不停地擦汗，一手则翻阅着手头的书。打开一捆，又打开一捆，直到找到所需要的数据。整整一个夏天，为了备课，就这样在闷热的书库度过。晚上看书备课，忘了时间，不知不觉就天亮了，于是洗把脸随便吃点东西就上课。 我后来的硕士生导师，胡守仁老先生，这时七十多岁高龄，还有其它一些同样高龄的老先生一起，同样投入教材的编写之中。 幸好老师都有水平，虽经磨难而实力犹存。教材编下来了。《写作讲义》，自己编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自己编的！还有其它教材。编好教材，又要印刷。那年代，找一家合适的印刷厂也不容易啊！印刷质量，费用，都要考虑。我所知，《古代文学作品选》的印刷，找了好几家都不合适，最后在下面偏远小县城找到一家战备印刷厂，这才算解决。七十多岁高龄的胡守仁老先生，冬天那样冷，还去下面那小市镇校对。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校对。 我们领略了老师们上课的风采。 古代文学的周盈科老师，个不高，脸红扑扑的，西装头梳理得一丝不苟，声音慢悠悠，「这个……嗯，……这个」的拖音，没有多少多余的动作，只是背着手在讲台上踱来踱去。 胡正谒老师年纪较大，满头白发，脸清瘦，满是皱纹，滑稽的眼睛总在淡眉毛下骨碌碌转，声调抑扬顿挫而宏亮，显出充沛精力，但那眼皮却始终搭拉下来，让人以为他是边讲课边养神，但讲到精彩处，先是躬着身，摊开双手，搭拉下眼皮，静静地讲，然后慢慢仰起头，挺起腹部，猛地向上一抬手，声调突地抬高八度，这时会圆睁着眼睛。讲课很活泼，经常满堂笑声，但他自己始终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一本正经，一脸严肃，以他抑扬顿挫的宏亮声音讲下去。 讲工具书用法的余心乐老先生，小个子，小圆脸，小眼睛总透着有点小狡黠的光，讲课总是笑咪咪，象一尊弥勒佛。余老先生居然也做家务。那时他住校园后面筒子楼一楼，常能看到他从楼内出来，端着一盆应该是厨房的水，一跳一跳地到远一点的地方把水倒掉。他讲课不用讲稿，只一支粉笔，口才不怎么流利，但滔滔不绝，辞海，古诗，典故，如数家珍，随便写一个字，便能说出辞海如何解释。有好事者专门查对过，一字不拉。略一思索，口里又冒出一首唐诗，也是一字不拉。 政治课的李时务老师讲课很严谨。文艺评论课的彭兆春老师，脸瘦瘦的，眼睛却大大的，略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讲课有条有理，很有神采，总是用那大大的眼睛扫视着大家。文艺理论课还有陈昌怡老师，则总略带点小轻蔑却令人亲切的笑，时时露出一两句略带点小刺的幽默话语。 《红楼梦》讲座的万萍老师，个子不高，一副可爱的娃娃脸，一副白边眼镜，显得特别文静。一把扇子手中一摇，潇洒自如，讲台上踱来踱去，不用讲稿，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红楼梦》的诗词脱口便来，背《好了歌》，抑扬顿挫，一气而下。讲了十几个人物，每个人物性格故事如数家珍。后来知道，万老师在南昌讲《红楼梦》，至少五十场。前面说的那位在闷热不通风图书馆书库，打着赤膊，一手不停擦汗，一手翻书备课的，就是万萍教师。 鲁迅研究课是位女教师，叫韩文敏，朝鲜族，前额高宽，口齿清楚，讲杂文，材料非常熟悉，理性分析，一层一层，娓娓道来。 讲毛主席诗词的是刘方元老师，他是系副主任，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专家，对史传文学研究尤深。爱写古诗，传每日写一首。一位非常和蔼的老先生，白发，大方脸，嘴略宽，嘴唇略厚，讲课不紧不慢，把你带入佳境。 教写作的两位女老师，一位张桂年老师，一位于淑珍老师。张老师短发，黑边眼镜，人看上去精干，讲课也精干，说话干净利落，而且善于把理论的东西和具体作品结合起来，深入浅出，上午四节课一口气讲下来，学生听得忘了下课时间。于老师讲课语气平和，带着女性的温柔，但很有条理，循循善诱。 汪大钧老师瘦瘦高高的，教现代文学，每一句话都很用力，仿佛每一句话都要强调，都是重点，让学生不敢轻轻放过。外国文学是刘国屏老师和肖承珍老师。刘老师上课不太笑，但也说不上严肃。说话不紧不慢，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少说一句话，每句话都像是标准的论断。肖老师则总是带着笑，语速也比较快，好像恨不得十分钟就把一堂课的东西全部教给学生。 最后一个学期，中文系德高望重的胡守仁老先生也给大家讲课了，讲怎样读书。他讲了几点，一，雄心壮志，二，勤奋，三，独立思考，四，在比较中学。胡老先生脸相特别慈和，像一尊佛，讲课带着他家乡吉安口音，慢悠悠，大家奉若神明，听得特别认真。 有些同学是挑剔的。正常的教学评议之外，私下的「月旦评」是少不了的。一些老师的课，他们私下交口称赞：「这老师有水平！」「这老师厉害！」 老师上课风格不一样，水平也不一样，但他们都很认真。不论课上课后，只要是面对学生，他们都倾注全力。真是细心，耐心。每次作业，老师都批改得非常仔细，特别是作文。 要说到郑书记和锺主任。 郑书记名叫郑光荣，江西宜黄县人，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五○在县政府参加工作，一九五二年在省干部培训班学习后，即到省公安厅工作。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后来任江西师大党委书记，江西省文化厅长，我们还是称他为郑书记。 郑书记热爱教育事业，对江西师院，对中文系有深厚的感情。他说，他有过两次选择，都选择了江西师院。他本在公安系统工作。一九五七年，他已是省委常委、副省长、政法部长王卓超的秘书，兼省政法部办公室秘书科长。他所工作的省政法部撤销，干部安排有三个去向：一是省直机关，二是下地、县，三是高等院校。他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的秘书，他工作过的公安厅和其它政法部门都欢迎他去。他却没有选择人人向往的省直机关，而选择了很多人不愿去的高等学校，来到了江西师院。 他说：「从小尊敬老师，羡慕教师职业，幻想自己将来也能成为一名教师。」他说：「只读了初中，很想继续深造，因此想在大学工边工作，一边学习。」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不久，郑书记就被打成「走资派」。受尽折磨之后，作为「五七」大军领队，下放到江西铅山农村插队落户，劳动锻炼。后来调东乡工业管理区工作。 再后来，一九七一年，他调任省计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无论从政治生活待遇，个人发展前途，还是从子女就业着想，他都应该选择计委。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肥缺。但是，他从乡间回到省城，怀揣着到计委报到的通知，却先到阔别四年江西师院校园。 有好友劝他：「文革师院把你整得那么惨，你还回去干什么！」但他见校园满目疮痍，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又痴情不改，终于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到省委组织部要求改派，再次选择了师院，选择了中文系。 郑书记很有水平。他只读了初中，到师院后坚持下课堂听课，与学生谈心，与老师交朋友，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很快就能自己备课上课，参加文艺理论课和写作课的教学，在省级报刊发表文艺评论文章，参加省作家协会，后来又发表学术论文。退休之后，又练习书画，俨然大家气度，闻名于省内书画界。 郑书记更有领导才能。善于掌握政策，顾全大局，团结大多数，而且为人公正，识才，爱才。五六十年代，「左」的思想盛行，重成份甚至唯成份，他担任系书记，却不拘一格选拔、提拔人才。一个教师教学成绩各方面都很突出，只是家里成份是资本家，郑书记毅然把这个教师作为系里发展的第一个教工新党员。 「文革」结束后，郑书记任校党委书记。省里一个有名的造反派头头，他的子女报考中文系，成绩非常好。他不搞株连，毅然依章录取，后来这个考生成为著名学者，在一所大学任博士生导师。有一个老师，叫应明生，只是地方小师专毕业，只在乡镇中学任教，却在国际有影响的杂志发表数学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郑书记毅然破格把他调入师院，二十多岁，就晋升为教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又一个老师，叫胡克。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被某大学开除后，行医为生，却有几篇论文解决国际性的数学难题。右派还未平反，即调入师院，第二年，右派平反，第三年，晋升副教授，再一年，破格晋升教授。数学才华如涌泉般迸发，先后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两部专著，被德国《数学评论》聘为评论员。他提出的数学定理，有一个被美国《数学评论》称为「胡克不定式」，有二十多个被国内著作收入，其中有六个被称为「胡克不定式」。 中文系有刘世南，自学成才，其学问得到钱锺书、吕叔湘等国内著名学者的称赞，先秦典籍非常熟稔，《左传》可以倒背如流，但只读完高一。还有陈良运，极有诗才。两人都被调入，成为中文系的教学科研骨干，国内著名学者。郑书记后来调省文化厅。一次谈话他对我说，到文化厅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抓人才。 郑书记处处想到人才，想到教师，自己却极为清廉，生活非常简朴。比他职历浅的，年龄小的，甚至他的学生辈，都住上了三室甚至四室一厅，有着豪华的装修。郑书记身为江西最高学府的书记，第一把手，身为省文化厅长，却在极为普通的二居室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依然是老旧的水泥地，老旧的石灰粉墙，老旧的阳台，老旧的窗户，老旧的沙发，老旧的茶几，老旧的餐桌。他提拔了很多人才，帮了很多人的忙，却从来不要人家送礼，不要人家记得他。我后来离开江西师大，每次去看望他，也只能象征性地买一点水果之类，买多了，郑书记会责怪批评。 因此，一九五七年到师院中文系担任党支部书记时，只有二十五岁。当时调干生比较多，年龄都比较大。郑书记很快就在和他年龄不相上下的大学生和知识渊博的老教师中树立威信。在师大，上下没有谁不尊敬他，钦佩他。他任党委书记那一段，凡事只要他开了口，没有谁说二话。这不仅来自他的权威，更来自他的水平，为人正派，处事公正，在师大多年的声望。 在省文艺界，郑书记也很有声望。读书期间，以及后来我留校，参加过几次省里的文艺会议，郑书记也参加。只要郑书记发言，座间必无杂声，大家都认直聆听。他一直住校园内，不论在校内任职，还是在校外省文化厅任职，不论在职还是退休，师大的很多人物，不论仍在师大任职，还是已经调离师大，都爱去看望郑书记，谈形势，谈思想，谈师大的情况，谈心里话。不论在位不在位，他和师大的新老教师仍然是朋友。我离开师大那么多年，每次回到南昌，必要去看望郑书记。 后面将要讲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郑书记对我有过直接的帮助。读书几年毕业能留校，应该也因为有郑书记这样的领导。因为到我们毕业时，社会上对我们这批工农兵学员已有不少异议。在这种情势下，要把工农兵学员中比较优秀的留在高校，也应该是有阻力的。但郑书记，还有学校更高的领导，还是把我们留了下来。这可以看作是郑书记对人才的重视。后来的留校，对我个人来说，是前行的关键一步，如果没有郑书记这样重视人才的领导，结果真是很难说。 郑书记对于我们，更多是熏陶。读书期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而郑书记是系里最高领导，那时和郑书记直接接触不多。从师生的言谈，可以感受到他的声望，可以知道他平易近人。听过他几次报告。因为尊敬他，知道他有水平，因此听他的报告特别认真。感到他既有高度的政治和理论原则，又每句话都讲得很实际。读书期间，参加过几次省里的文艺会议，参会者围坐一起，听过郑书记发言。感到他确实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常常简单的几句话，就能把问题说透。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自然站在党的立场，从党的工作和政策的大局，从全国政治的大局考虑问题，同时又结合文艺的实际，讲文艺界的内行话，并不讲空话，不讲外行话，因此让人听了很信服。 直接的接触，是班里写作组一次安排写批判文章，我执笔成稿后，组长和我去见郑书记，向他请示。郑书记对文章提出具体意见，他说：「不要写成文艺评论式，政治理论性要强一些。」又是站在全局，更高的高度。那次给我印象特别深。 站得更高一些，视野更开阔一些，有总揽全局的眼光，对于后来我做学术研究，也是很需要的。当然，这需要我在实践中逐步体会。这种体会，从读书期间就开始了。确实幸运，遇上郑书记这样的领导。我相信，共产党内有不少像郑书记这样有能力，有水平的干部。正是有像郑书记这样的一批干部，他们的指导，他们的熏陶，我们这一代人才得以健康顺利成长。 锺主任名叫锺义伟，那时是系办公室主任。锺主任后来是系总支书记，校党委副书记。我们有时称他锺主任，有时称他锺书记。 现在中国一些大学的院系，有专门管理学生的副书记副院长副系主任。那时我们那里没有。那时系主任是后来我的导师胡守仁先生。胡老先生本是学问中人，不善管也不太管行政事务。那时候他任系主任，只是借重他的学术声望，印象中他并不管事。系副主任是刘方元先生。刘方元先生也只管日常教学，别的事不太管。 锺主任六十年代初本系毕业。那时郑光荣已是系书记，应该是郑书记选中留校。作为办公室主任，是郑书记的左膀右臂。系里管理各种事务，包括学生事务，除了郑书记，主要还是锺主任。他经常到学生中来。到宿舍看望学生。开门办学，到学生所在的各个点巡视。学生有什么问题，一般都是锺主任出面处理。读书三年，我们因此和锺主任接触比较多。 锺主任很沉稳，考虑问题很细密。喜欢分析问题，即使叙述某个故事，也在叙述中作分析。总是考虑各种可能性，喜欢说「比如说……」，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在分析各种可能性。在各种可能性中，找出最好的可能性。说话不紧不慢，有时事情很急，对方说得也急，但他并不显得着急，常常要停一下，并不急于回答。这个时候，其实他在思考，思考问题的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思考片刻之后，提出的办法，总是比较周全。 锺主任是我老乡，老家就在南康，就在唐江。唐江，我在卢屋村，他在锺屋村。两个村相隔不到一公里。刚入学，入学教育，锺主任就作动员报告。入学教育结束，锺主任又作总结报告。但我生性不擅主动和人交际，尽管知道锺主任是唐江人，但不敢主动去拜访。 那一次，锺主任看望刚入学不久的新生，到我们宿舍小坐。大家围坐着，聊些家常，他问同学生活情况，生活是不是习惯。当然，也是要和同学熟悉，因为很多只是招生时从照片上见过，他要和同学对上号，便于以后开展工作。其它同学交谈热烈，我坐在一角，并不作声。锺主任打量我一下，问一句：「你是卢盛江吧？」他应该从招生档案上看过我的照片，知道我是唐江人。我嘴笨，只是「嗯」了一句，竟没有顺口问候他。那天算是第一次相见。锺主任第一次见到我本人，我也是第一次和锺主任「说话」。 后来是班里同学蓝帮生邀我。蓝帮生是南康人，他很活跃，和人打交道很主动，工作能力很强。所以他在班上任生活委员，后来又成为省煤炭总公司的老总。蓝帮生当时邀我：「我们去看看锺主任吧！」那时学生到老师家串门是很寻常的事。我于是跟着蓝帮生，到了锺主任家里。我们三人都说家乡话，当然很亲切。后来，我也单独，或者和其它同学到锺主任家。聊家常，聊学习。 我发现锺主任很平易近人，也很善解人意，很会关心人。我渐渐地不再那么拘谨。刚入学的时候，仅因只差半年工龄，不能带薪，经济上损失很大，思想负担也重。后来因其它事，也有苦闷的时候。有时，我会向锺主任倾诉。锺主任总会讲一些道理，耐心地开导我，让我烦闷的心情纾解不小。 除下面要讲到学习上锺主任开「小灶」之外，生活上得到锺主任的照顾。有一次，上体育课，打篮球，被人踢一脚，脚受了伤。伤得还很厉害，医生说损伤了软组织，引起了筋收缩什么的。脚跟不能着地，只能弯曲，不能伸直。我睡上铺，没有本事爬上去，只好和同学临时换一下，睡到下铺。到医院看，敷了药膏，服了药，也不顶用。医生说：「也没有别的办法，要不给你一些洗和搽的药吧，不过得自己熬药。」这让我为难。宿舍哪有熬药的地方呢？这事被锺主任知道了，他说：「到我家里熬吧！」我犹豫，毕竟太打扰。师母也是唐江人，姓刘，很温和，也说：「就到家里熬吧！很方便的。熬个药，有什么打扰的。」就这样，每天在锺主任家熬药。锺主任家是老式的一室一厅，空间不大，厨房也小，那十多天，满屋里药味。 锺主任和我是老乡，带有特殊的感情。我知道，他也关心其它学生。其它学生也得到过他的帮助。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道路上，遇到这样的好老师，确是幸运。 班里有一些比较勤奋好学的同学。老师往往会对这些同学个别辅导，特别指点和帮助。后来回想这一段学习生活，一些同学闲聊，这叫作开「小灶」。 让学生抄讲义。那时有些课没有教材，即使有教材，老师讲的很多内容，也是教材里没有的。老师备课的讲义，因为各种原因，不一定能全部在课堂上讲授。我们就有同学想把讲议抄下来。后来我也在大学任教，也有学生想抄讲义。但大多是为对付考试。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一般说来，考试不难过关，特别是经过那次课堂测验，老师作检查的事件，考试一般都不会难。那时抄讲义，纯为想多学点东西。这个时候，老师总是很乐意把讲稿拿给学生抄。 借书。那时图书馆借书不方便。有很多限制。比如书库的书，老师可以借，学生不可以借。借书种类和数量也有限制，有的书，一次只能借一本，要把上一本还掉，才能借下一本。有的书，图书馆甚至没有，只有老师有收藏。这个时候，老师常常到书库把书找出来借给学生，学生不可以借读的书，老师就把书借出来，再转借给学生。老师家里私人藏书也常常借给同学。 学生到老师家串门，请教问题，是常有的事。有时老师也主动找学生。同学听课、作业有问题，有思考，老师约同学到家里谈，一次不行，再约一次。单独约谈，更像是开「小灶」。我也享受过这种「小灶」。 入学的时候，师生交往不多。几次开门办学，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下子就熟了。那时老师都住校园内。有的老师刚从农村复钩上来，学校没给解决教工住房，于是和学生同住一栋宿舍，我们住东边，老师住西边，甚至和学生的房间隔壁。老师和学生共享一个大水房，大厕所。每天可以看到有的老师在水房洗菜洗衣，在过道生炉子做饭，侍候孩子。师生来往特别方便。走几步，一敲门，就到了老师家，或者进了学生宿舍。现在的大学，很多老师住在校外很远的地方，下了课，老师回到家，学生和老师很难见面，师生交往是没有这么方便了。 班里组织了两个写作组。系里派了专门的指导老师。我在文艺创作评论组，指导老师是彭兆春老师。每篇稿子写完，彭老师都要看过，都要找我们谈。郑光荣书记也亲自和我们谈过。每次都谈具体的文章，具体的问题，较之课堂上一般的授课，更有针对性，更有启发，更有收效。 我们是不幸的，遭遇「文革」那样一种不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们又是幸运的，遇到一批很好的老师。 文中图片为班里同学提供，谨致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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