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任何时候都倾向于默认：爱是一件有益身心的好事。然而鲜有人思考“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何时进入我们的观念中，构建了我们对世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又与生命的延续和幸福的传递有怎样的关联。卢克·里拉的《论爱》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爱在个人生活和社会层面的力量，而且从“爱”的概念发展入手，从历史角度，探究了“爱”与 “美好生活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何为美好生活”可是最受关注的哲学问题之一。 一、 爱与人道主义原则——爱作为理想生活的基石当提到“爱”这个词，我们脑海中第一个联系的概念可能是局限于两个个体间的“爱情”，或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也可能是对猫狗宠物的温情，无论哪种，都是某种出于人，对人类或对拟人化存在的关怀。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看待人类与世界的方式背后，运作的是“人道主义原则”，虽然“人道主义原则”在当今社会已然构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背景框架，但它绝非自然出现，也绝非永恒不变。 “人道主义原则”兴于文艺复兴。在哲学中，笛卡尔的著作为其象征。“我思故我在”——主体的理性思考成为人类价值的光标，笛卡尔为人的尊严奠定了纯粹而全新的基础——主体性革命。这场革命，奠定了整个现代思想的架构。由此，人类社会挣脱“自然决定论”。人不再被物理世界的“科学自然”所决定，也不是被社会历史中的“人文自然”所固定。“而是不断地通过科学和艺术进步，通过不断扩展的自主性的胜利，通过对不断增长的，有时是革命的历史掌控而‘自我创造’”。 按照时间顺序，在“人道主义”原则之前运行的是“宇宙原则”和“神学原则”。宇宙原则意味着，人生活的目的是从最初混沌走向和谐。“人们只有在找回宇宙次序中自己的自然位置时，才可能最终寓居现在，才可能离开希腊人眼中属于负面的怀念和期待的残酷压迫。”此时，哲学与神话相得益彰，共同谱写着宇宙原则。 当人对自然的探索遭遇困境，当众多疑难得不到解释时，“宇宙原则”逐渐难以自持，更替它的是“神学原则”。神学原则意味着，我们“身处神性旨意的和谐之中。通过大写他者（上帝）和信仰获得拯救”。于是在哲学中，重点成为对各种神学概念的阐释和讨论，在社会中则呈现为共同文化结构中的诸观念的意义和等级。 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学者们脱离人性的讨论。此时，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和对良好生活的追求都不再局限于对宇宙次序中位置的探索，或者通过遵从上帝的旨意。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参与历史从而赢得永恒。“归根结底，当一个人为人类进步大厦的奠基添砖加瓦时，是观念使他的生活得到证明。” 第一次“人道主义”虽并未插旗呐喊呼吁“爱”，但它在启示个体自主性的同时，将个体与“人类共同体”联系起来。人类是一体的，这一意识深入人心，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有压迫、等级，更多的是平等、友善，这让人类彼此间对其他个体的爱，有了合法性和规范性的可能。那么更具体些，爱究竟什么时候，或者说如何成为理想生活的基石的呢？ 二、 爱的概念分析——“解构原则”的兴起第一次人道主义革命只为我们留下将爱与人类价值相固定的可能性，平等和友爱刚刚成为构筑我们观念的基石，紧随其后的是“解构原则”的兴起。解构的时代，彻底怀疑一切形而上学或宗教幻想。从叔本华的悲观开始，被尼采和海德格尔充分发展。尼采宣告“上帝死了”，福柯便宣称“人之死”。第三个原则，人道主义——“仪式、自由和理性的主体人道主义观念一部分一部分构建起来的形而上学幻想，这样的主体致力于人类进步，并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的原则——产生危机。同一的理性人面具被扯下，我们看到了，“人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是被那些不断穿越和逃离他们的无意识的冲动、经济、欲望、文化和社会的进程打磨塑造而形成的。” “解构原则“似乎会导致第一种人道主义原则的破裂，但有趣的是，“解构原则“实际上比第一种人道主义原则更为人道，当人类整体成为人类同一时，特殊的具体个体的重要性被抽象化的人类经验所泯灭，个体天性受到逼迫。所以“解构原则“让我们将目光重新回到每个活生生的个体上，这就蕴含着第二种人道主义原则。唯有爱能神圣化人类多种多样的特点和现象。爱以扩展形式重新统一了人类的经验总体，使第二种人道主义成为可能，又不至与第一种人道主义势不两立。 爱的概念意义广博，我们对爱的原则的把握也能从三方面实现：分析的、历史的、和哲学的。从概念分析路径，有情爱（Eros）友爱（Philia）和圣爱（Agape）三大传统。 情爱是要“获得”或要“消费”的爱，基本上总是与战胜和满足（快感）紧密相关。欲望一旦获得满足便消失，所以需要被爱对象时而在场，时而隐退，情爱对象的不在场保证了情爱的延续，是促使情欲再生的过程。 友爱不仅指友谊，还指对孩子的爱。它是一种反射，而非反思，是“让我们快乐的他人如此这般的存在本身”。它是一个普通人在陌生城市与其所爱者的不期而遇的那种情感，不索取也不消费，像是因疫情而相互隔离的我们在接到陌生人为自己送快递的电话时的欣喜，像是对处于战乱异国中一场轰炸之下幸存者微笑的珍惜。 圣爱是爱的巅峰，依据西蒙娜·薇依的分析：“创世不是制造自身外在部分的上帝强大力量的表现，正相反，创世是上帝毫不动摇地恢复“让别人存在”的意向的结果”。圣爱是人性的、同样也是神性的爱，无论对方做什么，即使是在做坏事，也爱对方，即便我们反对某些人，但依然人道地对待他们。它还要求一种智慧，给另一个人留下全部空间，使其在自由中存在。 三、 爱的概念化历史——人的理性自主和生物性情感欲望每一条概念里路都伴随着历史对它的塑造和它对价值的引导。情爱传统中，爱情婚姻代替了理性婚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旧制度下，婚姻和家庭的合法性，是由家族系、生物学和经济学三要素决定的”。西方社会中，爱情婚姻起源于工业革命。个人财产与劳动让女性获得了新的自由，脱离令人窒息的财产、家族控制，而能根据自身意愿选择伴侣，最开始被歌颂的是工人阶级的爱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情婚姻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展露风头。 爱情，由于同自由密切相关而得到舒展，成为现代婚姻中被提倡的唯一原则，它尊重人的理性自主，也尊重人生物性的情感欲望，在现代爱情中，作为被爱者的个体，其独创性和小小怪癖都是“了不起”的。即使伴随着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人们也不愿意回到以功利为目的的婚姻上去，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维持爱情。 除了爱情婚姻这一典型之外，爱在其他领域都具有神圣化功能，爱作为神圣化过程的要素，逐渐发展为意义载体。神圣化的东西，就是人们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爱诱发出一种关系，一种神圣化的功能。我们只准备为世间个人，而不再为抽象的整体去死。”这种视角的变化是爱的革命带来的，我们对他人的命运不可无动于衷。这一信念扩充到政治领域，就是对其他民族的关照与共情。“我们不仅仅局限在法律和理性的人道主义之中，第二种人道主义完全向着“相异性”、向着多种多样的文明开放。” 最后，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思考的其实是爱的意义原则能否成为第五种意义原则。《论爱》的回答是对西方社会而言，那么对东方而言，关于爱的原则的思考，能够围绕哪些问题以何种方式开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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