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云鹏《罗汉图四帧》,纸本镜心,23×31cm×4,明徽派版画作为中国版画的领军者,一定程度推动了中国版画的发展。在明朝中后期有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积极投身墨谱版画的设计创作,为其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功。时尚芭莎艺术今天便带你了解这位中国版画“洋为中用”的第一人。 与我国最为著名的国画大师相比,丁云鹏的大名似乎并没有那么响亮。但当我们将视角回移至2016年北京匡时十周年的春拍现场,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丁云鹏《少陵秋兴图》,纸本设色,引首:32×97.3cm、画:32.3×138.2cm,1586年 在当日的“澄道——古代绘画夜场”中,丁云鹏的风景画《少陵秋兴图》领衔33件拍品,以2875万元的高价成交,并创下了其个人作品的最高成交纪录。在惊叹之余,不妨让我们以此为契机,深入了解这位“鲜为人知”的传统画家。 丁云鹏《十八应真图》,纸本设色,28×373cm,明 丁云鹏《罗汉渡海图》,绢本镜心,28×26cm,明 ▲「 过目不忘画肖像 」 丁云鹏是明朝著名书画大师,其艺术天分自青年时代起就誉满乡里、广为人知。在其诸多作品当中,数他的人物画最为知名。 丁云鹏《罗汉渡海图》,纸本水墨,30×249cm,明 丁云鹏《十八罗汉图卷》,绢本设色,31×336cm,1622年 在他最早为乡亲绘制的肖像图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人物外在的精致细节,还能从中感受每个人身后独特的性格特点。也正是出于此原因,丁云鹏从很早开始便博得了一些墨商与书商的赏识。精致细节的背后,是丁云鹏的超强记忆力。 丁云鹏《维摩演教图》,纸本设色,133.7×60cm,明 丁云鹏《文殊菩萨像》,纸本设色,129×56cm,1618年 据传当年徽州的一位盐商听闻丁云鹏画功了得,就以请其赴宴为由邀他为自己画一幅肖像。起初丁云鹏并未察觉这位盐商的意图,便欣然应允。在宴会当天,这位盐商一再和他说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话,令丁云鹏感到非常不适。于是他灵机一动,装疯卖傻地予以搪塞,吃完饭后便绝尘而去。 丁云鹏《罗汉图》,纸本设色,107×35cm,明 然而这位盐商并没有因为他的不理睬而放弃讨画。数十天后,他特意备着厚礼亲自登门拜访。这时令其意想不到事发生了,画商眼睁睁地看着丁云鹏将一张栩栩如生的肖像画摆到了他面前,定睛一看,画中正是自己那张满脸生意经的面孔。经过这件事,大家再一次刷新了对丁云鹏的认知,他的画家身份也更加得到了民众认可。 丁云鹏《致“伯仁”札》,纸本水墨,24.5×21cm,明 凭借着精湛的画工,丁云鹏在早期的文人画领域做得风生水起。而到了明朝后期,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文艺界尤其是绘画领域更是“随风而动”,丁云鹏也不例外。 丁云鹏《白云红树图》,绢本设色,107×43cm,1613年 这时,艺术家的创作手法变得大胆起来:行笔不羁、夸张,试图用“拙”、“朴”的绘画语言传递人物的内在意境。而这种被称作“变形主义”的画法,在经历了明初院体花鸟画、浙派、明中期的吴门山水后,终于在明晚期以丁云鹏为代表迎来了自己的另一波高峰。 丁云鹏《疏林远山》,纸本镜心,68×33cm,1607年 丁云鹏《降龙罗汉》,纸本设色,53×51cm,1609年 ▲「 信仰虔诚的佛徒 」 众所周知,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因传播路径不同分化为众多分支。其中,向东传播自汉代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构建。绘画就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在宋朝前,中国绘画就是佛教绘画的代名词。 丁云鹏《佛像》,纸本设色,116×45cm,1613年 就人物画来说,到明清时,与描绘佛经故事相比,画家们更偏爱罗汉及观音主题。而与此同时,这些人物形象也随着文化的融合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本西域风情十足的观音和罗汉变得越来越“接地气”——样貌中国化、生活化;内容亲民多样,并渐渐走入了群众内心,成为了大家的精神信仰和心灵寄托。 丁云鹏《竹林观音图》,纸本水墨,137.5×53.5cm,1614年 而在这之中,丁云鹏便是一位画佛能手。他的拿手主题在其50岁左右发生了变化:前期多画观音,风格朴素雅致、高古隽秀,用细笔描出的线条如蚕丝般循环缠绕;而后期则多以罗汉像为主,栩栩如生、庄严肃穆。 丁云鹏《罗汉图》,纸本设色,73×33cm,明 对于这一点,明朝画史论著《明画录》为丁云鹏留下了这样的评价:“善画佛像,得吴道元法,其白描罗汉,工于禅月金水两家,别具一种风格。” 丁云鹏《松溪雅集图》,纸本设色,16×49cm,明 丁云鹏《十八应真图卷》,绢本水墨,62×401cm,明 不过现在看来,丁云鹏之所以能将佛教绘画筑为经典,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虔诚的佛徒。在创作中,艺术家时常会将自己对于佛教典籍的理解加入其中,并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僧佛肖像为介质传递到大家眼前。 丁云鹏《白描水仙图》,纸本水墨,29×396cm,明 丁云鹏《十八罗汉渡海图》,纸本设色,45×173cm,1604年 ▲「 徽州版画,“洋为中用”? 」 其实早在南宋时期,安徽徽州地区的雕刻工艺便已开始兴起。之后随着工匠们不断地摸索,在传统的木、竹、砖、石“四雕”和徽墨、歙砚(shè yàn)的雕刻基础上,逐渐钻研出了版画印刻技术。 丁云鹏《洗象图》,绢本设色,111×48cm,明李志鹤勾摹丁云鹏洗象图画稿 到明朝中叶时,版画的发展到达顶峰,而徽州版画也逐渐演变为一支独立的流派。除此之外,徽州雕刻艺人的众多发明也都促成了我国雕版印刷的多次技术革命——“套版彩印”技术、套色木刻印刷及“木版水印”技术等等。这一系列成就共同铸造了“世界版画中国之最,中国版画徽派之最”的神话。 丁云鹏《群仙祝寿图》,绢本条屏,155×50cm×12,明 丁云鹏《西园雅集图》,纸本设色,168×95cm,明 而丁云鹏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看着制墨雕版的“琐事”长大,自然对其有着先天的了解。后来,作为徽州当时最为出名的画家,他广受制墨名家邀请,在资本与文化的双重烘托下创作了诸多图书插图及墨谱绘画。值得一提的是,就连明、清两朝太子亲用的图书教材——《养正图解》中的插图画稿也都出自丁云鹏之手。 丁云鹏《罗汉渡海图卷》,绢本水墨,62×401cm,明 在绘画方面,丁云鹏也因长期从事雕刻版画工作而备受影响。以其代表作《三教图》为例,在画面中除人物之外,观者会最先察觉到树干的纹理坚硬异常,这显然是受到木版雕刻中“锋利”刀法的影响。 丁云鹏《三教图》,纸本设色,115×55cm,明 而将他称为“洋为中用”第一人的原因则更为特别。据传在1606年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传教时,其随身携带的比利时铜版画《宝像图》几经转手到了丁云鹏手中,并被他转绘。在创作时,丁云鹏充分将中国绘画的白描手法与西方绘画代表性的透视、明暗相结合,使之在具备中国民间版画通俗性的同时,也有了西方绘画的内在精神。 丁云鹏《韩林寂观图》,纸本设色,100×25cm,1612年 而到现在,徽派版画的发展前景却不容乐观,亟需新一代艺术家将当代的创意思路投入其中。也许在年轻人眼中古为今用并不简单,但若以丁云鹏的视角出发,当时的他何尝不是一位新人?也许正是因为对创作一直保有着热切期待,丁云鹏的大名才永远地“流淌”在了盈盈的艺术河流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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