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防联控的当下，企业陆续复工，长三角跨省通勤愈发频繁。 在各省界道口严格的联防联控措施下，身份证明、居家观察证明、居住证明、工作证明等各类证明文件，对于需要跨省通勤的上班族来说，是绕不开的环节；其中也不乏一些被重复隔离、被劝返的现象。 “这周我还是向公司申请在家办公。”家住苏州市区，但工作单位在上海长宁区某跨国家电制造企业的沈亮（化名）称，“从苏州市区到上海通常是走G2京沪高速或者S58沪常高速，以往自驾去单位单程需要约1.5小时；如今也不敢贸然出行了，因为从上海返回苏州后，要进行7天隔离。” 跨省需持证上班 沈亮说，他所在公司苏州市区往上海通勤人数不少。在家办公，很多事情无法面对面沟通，效果会打折扣，或多或少会影响效率，甚至直接影响企业效益。 虽然还有一些不便存在，但为方便长三角人员通勤，跨省联防联控早已开始突破。 就在2月14日，上海市嘉定区与江苏省昆山市率先签订了《嘉昆两地联防联控备忘录》，实行了嘉定安亭、昆山花桥两地证明相互认可的跨省《工作通勤证》措施。 2月15日，嘉定区将上述《工作通勤证》的使用范围覆盖到了整个嘉定区和太仓市，助力两地企业复工复产再提速。 何为互认？根据协议，互认的嘉定、太仓两地（工作在嘉定、居住在太仓和工作在太仓、居住在嘉定）的企业职工，由两地企业在仔细核对人员信息和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形成员工“白名单”，将该名单与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承诺书，一并报企业所在地属地政府（管委会），经两地政府核查比对后下发《新冠肺炎防控期间工作通勤证》。这一互认方式嘉定、昆山两地也适用。 然而，仍有一些企业被排除在外。家住苏州昆山的徐女士自1月23日从上海返回后，已经居家隔离了7天，她的复工历程还是受到了一些阻碍。 “我平时在上海市中心上班，开车每日往返，如今复工成了难题。”徐女士告诉记者，“一方面，由于我的户籍是湖北省，属于重点地区，我担心从上海回到昆山后需要进行14隔离；另一方面，如果改变通行方式，则要去坐昆山开往上海的大巴，是否风险会更高，况且17日之前的该大巴班次都还未恢复。” 从事文化行业的李先生也是昆山来沪复工的。“这两天我正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隔离，满14天就可以去复工了。”他告诉记者，“疫情之前，我每周要沪昆往返2、3次，现在是想回不敢回；因为上海和昆山两边都要求隔离14天，隔离期不到，更谈不上复工了。” 尽管企业有呼声，但既要保证防控到位、又要为员工通勤行便利，就需要互认双方有很好的信任基础。记者从上海市嘉定区方面了解到，嘉定和昆山、太仓两个市对接；目前嘉定和太仓的互认正在安亭的4个街镇试点，之后会全区铺开。 也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昆山、太仓的通勤人群跨入上海其他辖区会有难度，因为该人群是否通过了其他公共交通的接驳，就很难控制了。而对于苏州，其由于外来人口占比多，所以从防控角度来看仍然是重点区域。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吴江、嘉善）内如何实现更高效的员工通勤、复工，相关规划也将于近两日出台。 疫情应急系统化管理 通勤信息在长三角地区互认，其步骤仍应以大数据为背景。 根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发布的《2019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上海周边城市与上海已经一定规模跨城通勤的双向联系，手机信令大数据测算的上海市域跨城通勤者共1.45万人，上海市域跨城通勤人数实际约为5.7万人。其中，与苏州通勤最强，占总人数比重高达85%。 上海主要存在跨城通勤联系对象有苏州市、南通市、嘉兴市，无锡市也存在着少量的跨城通勤现象。而苏州方向去往上海中心城区跨城通勤者高达总数的94%。 毋庸置疑，人流量与疫情发展密切相关。首先，科学设置路径、分步骤推进复工范围，是一些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做法。 记者在江苏南京方面了解到，其在2月14日0~24时无新增确诊病例，传递了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的信号。随后，涉及企业招聘、返程、上岗、管理、服务等全流程环节的服务政策陆续出台。 比如，在2月15日晚间，《关于支持企业组织返宁务工人员有序来宁复工的通告》发布，鼓励去往宁波复工人员集中包车返岗；相关支持则是：对指定运输企业采用包车形式点对点接送并补贴50%包车费用，进城防疫卡口则应为包车人员进行快速查验、快速放行。 包车返岗成了目前跨省上班族的最优选择。记者也巴士管家APP中的“复工企业运输需求服务平台”看到，苏州、常州、淮安、徐州等地成为了主要的包车需求地。 2月16日，上海金山、平湖、嘉善三地也共同推出“两书一证（《个人承诺书》《企业承诺书》及通行证）”人员车辆互认通行机制，该通行证有效期暂定一个月。 据排摸预估，由上海金山前往平湖嘉善的每天通勤人数约3100人，由平湖嘉善至金山的每天通勤人数约1500人，这一协同互认的做法可以暂时解决跨省车辆限行、人员隔离难题。 此外，除了省级边缘的跨城通勤外，各中心城区间的互认也需逐步加强。由此，城市应急系统化管理模式也受到业内关注。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政协委员伍爱群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疫情爆发、快速传播以及其防控遇到的困难，一定程度暴露了超大城市人口和资源空间过度聚集的隐患。 如何完善应急系统化管理？伍爱群建议，从城市管理部门来看，风险情报收集、数据分析、风险监测和预警等“关口前移”推进力度还有待加强。尤其是对新型公共卫生危机的应急处置机制有待建立健全，应建立定期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演习制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