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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得在《避暑录话》、《石林诗话》两书中似对阮籍甚是不满，以其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尤其是为公卿作劝进表一事，推说阮籍不该“论于康前”，并言其与司马氏有最附之嫌云云。 笔者以为，阮籍作劝进表，虽然有损于名七之“风骨”，然其之所以作劝进表亦是实非得以，况且以此一事而言“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未免有以偏盖全之嫌。这里试将对此及阮籍之出仕与入仕问题加以探索，略成拙见：  对礼法的言行转变和心灵上的崇尊礼法阮籍，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魏元帝四年(公元263年)。他出生于世代业儒的大家族。其父亲阮踽是汉末著名的学者蔡邕的学生，于文学上颇有成就，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与曹丕交往甚密。 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阮籍自幼便勤奋好学。“阮籍幼有奇才，八岁能属文，性恬静。”阮籍对礼法的态度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首先，阮籍三岁时(公元212年)，其父阮踽不幸去世，这给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但曹魏政府对阮籍母子仍予以照顾，阮踽生前的一些朋友同样对阮籍母子加以周济。这对阮籍的成长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便出于感恩，阮籍对于曹魏集团、对于儒学也应有所偏倾。阮籍少年时代好学不倦，十多岁时即有济世之志，饱读儒家经典。为其以后对礼法的崇拜打下了基础。 其次，青中年时期的阮籍于礼法的态度开始转变。“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曹操司马懿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礼教⋯⋯”(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  阮籍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在叹嗟自己生不逢时，宅有济世之志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关注着曹魏政府的命运。少年宏志，饱读儒学经典的阮籍，本就性情孤傲，面对曹魏的无能荒淫与司马氏的残暴无信，所谓的“礼”，所谓的“孝”，所谓的“忠”从此成为云烟，遂与诸贤作“竹林”之游。 然而这并不能说阮籍骨子里即“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鲁迅语)了。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叔嫂作别，他反的是“男女授受不亲”：遭丧却饮酒吃肉，神态自若：“临到安葬其母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表面上行为上的放浪不羁换来的是血的见证！何等的心力交瘁！宗白华先生赞阮籍道： “他拿鲜血来灌溉道德的新生命！他是一个壮伟的丈夫。”  阮籍的放浪形骸蕴蓄着无限忧怨在沈约看来，嵇康亦非时刻锋芒毕露，他也会察时观势，以耳避祸之途。此言虽非为阮籍开脱作劝进表之“错”，倒是因为叶梦得的“自宜杖死”太言过其辞。嵇康的吃五石散与纵酒，同样是为了避祸。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的介绍令人触目惊心，“只是二人的不同在于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嵇康的死除了药的关系，再则便是性格使然。阮籍的得免则成为许多人的口实。 事实上，阮籍放浪敷衍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如今都是无可厚非的，而阮籍能达到“口不臧否人物”之境界，这需要多大的努力！在《通易论》中，阮籍云：“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审乎人之德者不忧，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犯乎贵。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世人以为他“非礼”，这里的话正是他内心对礼教的尊奉的真情流露。  在好《老》、《庄》的背后，阮籍的内心有的是忧生之嗟、忧国之虑、忧惧之绪，所以才有了《咏怀》中的讽喻、怒斥，《大人先生传》中的神思向往。 消极的反抗铸成了阮籍人生的悲剧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谈及吃药的消极作用：易中毒而死：全身发烧义发冷；不能穿衣、穿鞋、戴帽。所以“五石散”如同清朝时的大烟，吃不得。更有甚者，药性一发，不丧命至少也会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晋朝人大约由此而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 然而，这样的放浪形骸，一方面与礼法违背，为“礼法之士”之嫉，为世俗所不容：一方面为避祸，伤身伤神。“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等诗句无不体现出诗人的愁绪伤怀。正由于他的放浪孤傲，阮籍直至30岁以后的正始年间才断续做了几次官。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阮籍不肯为东平相，却做了晋文帝的从事中郎。这分明是阮籍在做了几次让步后逐渐走了极端无奈之举。曹魏集团虽有对阮籍的恩惠，但其与司马氏集团请其出仕的用心是如出一辙，何以不在曹魏入仕而到了对自己的威胁更大的司马氏集团当道时出山为官？这是叶氏的口实，但史料记载，阮籍出任东平相是因为“乐其风土”，当步兵校尉也是因为“厨营人善酿，有聍酒三百斛。”且几次出任官职也不过十来天便辞官同归故里。 而最后的作劝进表实非令人心悦之举，但一方面因好友嵇康的被杀，一方面因良心有愧而不久便抑郁而死，这难道不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面对强大的恶势力，阮籍在痛苦的摇摆中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保全了自己的人格，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惋惜和深思。 文化的理想国，让每一个诗意的灵魂，都有栖身之地。感谢您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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