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中国古代，宋代可以说是优待官员最为突出的历史时期，设计多种制度以维护官员群体的身份与地位，回授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回授制度在宋代官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回授又称回封、转授、回赠、回身等，是官员转官的一项规定。它是指官员将自身应迁之官或所改服色转授给他人的一项制度，本质上属于恩赏的再分配。回授之制萌芽于北魏孝文帝期间，正式出现于北魏末年尔朱荣显赫之时，广泛实行于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时期。经隋、唐两代的发展，宋代回授制度更加系统与完善。  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宋代回授之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且对国家、社会、个人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回授制度讨论较少，且多点到为止，不能很好地揭示宋代回授制度的历史镜像。下面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宋代回授制度的特点与影响这一议题进行系统梳理，既可更加全面地了解回授制度的多维面向，亦有补于宋代官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一、回授制度的特点任何事物都难于抹去时代的烙印，宋代回授制度亦不例外，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与前代相比，回授范围有扩大之势；其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其三，特恩回授广泛存在于宋徽宗之后，且表现形式多样；其四，存在通过回授制度表彰守节妇女的案例。 （一）回授范围逐步扩大  魏晋时期，回授的获得多因战功，因此，回授对象也仅限制于武将群体。如正光年间（520～524年），尔朱荣承袭祖上梁郡公一爵。之后，尔朱荣“以功封安平县开国候，食邑一千户”，后又以军功“进封博陵郡公，赠邑五百户。其梁郡前爵，听赐第二子”。当尔朱荣以军功连获两个实封之爵及食邑一千五百户之后，便请求将从祖上继承而来的虚爵转赐给第二子。又如永熙年间（532～534年），源子恭因战功，
至隋朝，方出现了出使突厥立功回授的案例。虞庆则因在出使突厥方面做出贡献，“上以庆则勋高，皆无所问，授上柱国，封鲁国公，食任城县千户，诏以彭城公回授第二子义”表明回授制度由战时体制过渡为日常政策，成为维护王朝平稳运行的一项国策。唐代，回授范围主要适用于爵位至上柱国、郡公以上者，回授对象限定在周亲范围内。如神龙元年（705年），“赐爵勋阶与国公者，累至郡公外，余爵听回授子孙”。无独有偶，唐代还有类似规定，天宝三年（744年）九月下诏：
总体而言，宋以前，可享回授者局限于中高级官员。 至宋代，回授范围的扩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西祀汾阴后，“恩赐如东封例”“，文武官该叙封欲回授祖父母者，听”。可知，拥有叙封资格者皆可享受回授待遇。据陈向利先生研究，宋真宗时期，现任将相、在朝一品任中书、中书门下二品及平章事枢密院官、在任使相则是叙封恩惠主要的实施对象。再结合宋真宗朝的回授案例，分别为升朝官寇瑊、太常博士陈从易、将作监丞张观。可知，宋真宗朝可享受回授制度者皆为中高级官员。  至宋神宗朝，回授范围扩大至吏人，熙宁元年（1068年），“旧许将合转官及其余恩泽，若人吏等出职，陈乞回授与亲戚官，今并乞不许回授”。该史料虽不再允许人吏陈乞回授，可是恰恰从反面证明，人吏在之前是被允许回授的。宋徽宗时期，回授范围进一步扩大，宣和二年（1120年），臣僚上言：“有小使臣偶因薄劳或磨勘转官，遂乞回授封赠父母，实为太滥，”连小使臣也可以用微薄的劳绩申请回授。另外，不仅文武官可以回授，宦官、伎术官也逐渐被允许回授。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诏：“内臣东头供奉官，如有情愿回授或封赠父母，亦听从便。”允许宦官将所获恩泽回授于父母。元符二年（1099年），诏：“翰林医官使、成州团练使卓顺之进秩一等，回授有服亲与翰林医官入内副都知冯宗道、如内押班刘惟简。”允许技术官回授于有服亲。因此说，宋代回授范围得到了逐步扩大。 （二）回授制度逐渐成熟 虽然说回授制度起源于北魏时期，并在隋唐逐步发展，但真正成熟并成为政府统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还要至宋朝。笔者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回授”一词，属于宋代的能占到七成以上。 回授制度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多，还体现在内容质量上的提高。具体而言，主要分四个方面： 首先，回授之事有主管的部门。元丰改制前，由中书吏房和司封司共同掌管；元丰改制后，由司封司独自掌管。且回授的运行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需要立功获赏官员上书申请，通过中书门下、台谏官及封驳管的审查检验，经过写制词、发告身，官员上谢表等一系列程序，回授之事才算最终完成。  其次，回授制度上升为国家法典，多通过诏令的形式来表达。如熙宁三年（1070年）下诏：“升朝官除南郊赦封赠父母外，不得以加恩、转官、服色之类回授及封赠有服无服等亲，其前后体例并罢之。”元祐元年（1086年）下诏：“文臣磨勘，待制、太中大夫已上至通议大夫止，余官至中大夫止，其中散大夫以上劳绩、酬奖合转官者，只许回授与子孙。”南宋时，还将回授制度写入了法律与经济资料汇编《庆元条法事类》之中。显而易见，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回授制度至宋代已经上升为国家法典。 其三，回授制度成为皇帝激励臣僚、驾驭国家的常规手段之一。战争、郊祀、登基、制礼作乐、修书，皇帝都会大范围地进行回授。连伪楚皇帝张邦昌也懂得利用回授制度笼络人心。建炎元年（1128年），张邦昌下令：“嗣位之初，宜广推恩霈……文武升朝官并禁军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并与封叙……祖父母在，愿回授者听。”南宋立国初期，宋高宗在奔亡逃命之时，仍不忘记利用回授笼络臣僚之心。 其四，在许多回授案例中，都出现了“碍止法人，依条回授”之语。如政和七年（1117年），因经营盐法有功，“诏郎官各转一官，内碍止法者，回授本宗有官有服亲”。又有建炎二年（1128年），“诏三省枢密院人吏该覃恩迁官而碍止法者，并令回授有服亲”。一方面，证明回授之事发展比较成熟，有条例可遵循；另一方面，也证明回授者较多，难以照顾到个人，以至于不得不“依条回授”。 （三）特恩回授广泛存在于宋徽宗之后且表现形式多样 伴随着回授范围不断扩大、回授制度逐渐成熟而来的，是回授制度的滥用与破坏。宋徽宗及南宋时期是回授制度的泛滥期。这一时期，特恩迁转的案例较多，表现形式多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立功者本该将恩遇用于回授，但亲属中却没有合回授之人，可以特恩迁转。绍兴十七年（1147年），舒州观察使潘温卿在皇城司任职满六年，“当依条特转两官，许令回授”，但是因其“本家未有合回授之人”，故其母吴国长公主请求“将温卿两官恩例许于见今官上转行一官”，于是，潘温卿被特授武宁军承宣使。 其二，转官碍止法之人，本该回授。皇帝为了激励官员，有时也会特恩允许转行。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张浚亲校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王福因车驾临幸进二秩，吏部认为“碍止法，令回授”，但经张浚请求后，被“特转行恭卫大夫”。 其三，回授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将官员自身恩赏转授给亲属，有“表孝道”“厉风俗”“劝忠义”之作用，但是回授制度被破坏，特恩横出，打的旗号也是如此。庆元六年（1200年），正奉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因进修《庆元编类宽恤诏令》及《役法撮要》了毕，被转行一官。因此上言：“窃见在法，诸臣僚不许以转官之类回授封赠……而绍兴、淳熙及庆元初，从臣相继有请，皆得回授，以赠其祖，间有并赠所生父母者。望许臣以今来合转一官回授与先臣所生父母，量赠秩号，以见微臣不忘自出之意。”所生父被赠朝奉郎，所生母被赠安人。可知，许及之明知“诸臣僚不许以转官之类回授封赠”，但为了表孝心，“不忘自出之意”，仍然请求回授，且引前例为声援。 其四，有时为了激励将士，也会特恩转行。乾道六年（1170年），金人侵犯湖襄，将士极力抵御，打退金兵。主管殿前司公事成闵请求“将统制官等四十八员并出等人合得恩数，令碍止法人特与转行”，得到了许可“，已给回授公据，令吏部缴申毁抹”。类似案例不止一例，淳熙二年（1175年），“武功大夫以上，因与金人见阵或收捕盗贼立功，并控扼暴露恩赏等，碍止法转官，给到吏部回授公据人，许于见今递减官上收使改转”。通过收回回授公据，以特恩转官方式，笼络军心。  特恩现象的确削弱了制度自身的权威，但特恩并非皆害而无利。“异恩益图显绩”，相较于常规的奖赏，“特恩”赏赐是皇帝对臣僚更大程度的认可，更能激起臣僚们的效忠之心。“特恩”作为驾驭臣下的一种有效手段，常被皇帝加以使用。皇帝并不是没有考虑“特恩”对法律的破坏，在“情”与“法”之间，皇帝有自身的考量，法以责众，情以示恩，两者的结合既维护了制度的规范性，又能够给特殊群体足够的照顾。表面上，特恩现象是对前行律法的破坏，是“法外用情”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法”与“情”都只是皇帝统治王朝、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而已，两者结合才能使王朝更加有效地运行。 （四）回授表彰守节妇女 在宋代回授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通过回授制度表彰守节妇女的案例。天圣五年（1027年），太常少卿赵贺言“：臣先有亲弟从则妻李氏，弟亡之时，年方二十一岁，唯有一女。其李氏守志，今近六十，闺门之内，妇礼如初。今遇南郊，臣见有孙男更不奏荐，望将恩例回授李氏邑号。”得到了批准。从二十一岁到六十岁，李氏一共守节三十九年，以至于赵贺甘愿将本该奏荐孙男的恩例回授给李氏。此情况并非个例，南宋时期依然存在。绍兴二年（1132年），在淮南东路宣谕使傅崧卿的请求下，皇帝下诏：“前承州镇抚使薛庆忠义死事之节显著，已降指挥赠官，与恩泽十资，其妻靖氏未有封号，许于见存恩泽内用两资回授，特封硕人，以旌守志。”薛庆忠因殁与王事，获赠恩泽十资。为了表彰靖氏的守志，特回授其为硕人。  众所周知，在程朱理学尚未根深蒂固的宋代，妇女再嫁问题十分普遍。一代名相范仲淹之母就曾改嫁，社会舆论并未对再嫁妇女评头论足。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为亡夫守节成为“忠诚”的象征，被时人所认可肯定，甚至加以褒奖。通过回授的方式，将恩例转授给守节妇女以加封邑就是鲜明的例证。 二、回授制度的影响任何制度的存在与发展都会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回授制度也不例外。 （一）对国家的影响 作为国家的一项典章制度，回授制度设计之初就是为维护王朝统治而存在的。回授制度对国家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有助于宋朝在严峻的外部军事压力下长时间生存。从宋太祖建国至南宋灭亡，宋朝始终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外部军事压力。回授制度作为奖赏军功的一种手段，将恩泽回授于亲属，起到了激励生者、安抚死者的功效。对于立战功之人，宋政府向来毫不吝啬。宋高宗绍兴年间，金人攻打顺昌府，将士奋力死战，获得大捷，杨宏、刘琦等人转行两官，一官于横行上转行，一官依条回授。在这份回授制词里皇帝这样写道：
可见，立军功者既可以自身升迁，也可以将多余之恩赏回授于亲属，最大程度保障立功军士的个人利益。而这样的优厚待遇势必会激发军士们的临战之心，更好地抵抗外族的侵略。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宋朝之所以能在西夏、辽、金、蒙古等外族的不断侵略下生存三百余年，回授制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避免出现宦官及宗室之祸。宦官及宗室是历代王朝防范的对象，在此方面，宋代可谓成功，当为历代之楷模。尽管成功原因多种多样，但回授制度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针对宦官与宗室，宋政府制定了不同的“止法”。升迁触及“止法”之人，必须将所得新恩回授于亲属，这样就避免了宦官或宗室升迁至高官。以此来限制其权力，以防功高震主，始终将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个人手中。 正如游彪先生所讲：“宋代宦官回授之制一方面大大限制了宦官升迁至高官，从而防止其擅权，也易于皇帝有效控制。同时，也给了宦官亲属晋升的机会，升迁到一定级别，又必须回授，这样循环往复，宦官极难升迁为高官，大部分宦官只能作中下层官僚。于是专制皇帝轻而易举地控制和操控了宦官集团，这恐怕亦是宋代无阉祸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止法与回授制度事实上也大大限制了宦官荫补亲属入官，官品越低，所得荫补越少，这也是宋代控制宦官数量及荫补亲属的重要策略。”  其三，笼络蕃夷之官，保障边境安全稳定。不像现代民族国家，宋代并没有确切的边境。宋政府比较“务实”，对于边境的少数民族，多采取羁縻之术，使其自我管理。对于蕃官，有时宋政府会通过回授制度来加以笼络安抚。淳熙十三年（1186年），思州上言：“杨氏乞故夫田祖行在任酬赏回授与孙男田庆裕等补官。”皇帝批答：“夷人补官，止是羁縻之术，可与放行。”可知，在皇帝看来，通过回授制度来笼络夷人，以达到安抚边境、稳定统治的目的，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其四，不可避免，回授制度中“特恩”现象的存在也对国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致使冗官现象更加严重。随着回授范围的逐渐扩大，特恩现象日益严重、法外用情比比皆是，这使本就冗杂的官僚体系更加积重难返。如宣和二年（1120年），臣僚在上书中提到“近日有小使臣不自揆度，偶因薄劳或磨勘转官者，遂乞回授封赠父母，既系小使臣，又非该遇郊恩，乃敢更相引例，攀援无止，不亦太滥乎？”小使臣为从八品以下的低级武官，这些人以“薄劳”“磨勘”等各种名目陈乞回授，必然会使冗官现象更加严重。 （二）对社会的影响 回授制度有助于培养孝道理念，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维护王朝统治。宋代回授制度的实施对象，多为立功者的亲属。皇帝礼遇文武百官，允许将恩例转授给亲属，目的就是为了激励亲属们帮助官员更好地为朝廷服务。亲属们获得实际利益后，也乐于这样做。在宋代，“孝”观念被统治者大力提倡，“孝”的表达空间为“家”，将之扩大至国家层面，就成为了“忠”。通过提倡孝道，可以起到教化风俗、稳定统治的作用。回授制度在家庭层面就表现为“孝”。回授制词中，皇帝多会提及“孝道”。宋高宗时期，赵咏之请求将所得恩例回授于生母，得到了批准。回授制词中这样写道：
 可知，以孝道为理由而申请回授者，皇帝大多会予以批准。臣僚也深知其中道理，在申请回授时，也多以孝道为理由。庆元二年（1196年），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韩侂胄因上尊号有功获赠一官，请求回授，“欲以今兹恩命一官，许曾大父琦照王安石、秦桧例加以真封，以一官赐谥先臣诫，岂独增贲九原，抑以见圣朝之孝治”，得到了批准。通过回授制度来践行孝道，可以培养臣僚的忠孝理念，加强人们的思想统治，更好地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服务。 （三）对个人的影响 回授制度对个人的影响可以分两个方面，即对回授者本人的影响和对被回授者的影响。如前文所讲，对回授者本人来讲，回授制度连接了“家”“国”之间，成为官员实现“忠孝两全”的良好途径，此不具述。对于被回授者来讲，回授制度对其影响也呈现出形形色色的特点。 首先，也是最常见的，被回授者可以迁升官阶。熙宁七年（1074年），因相度熙州营田有功，权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请求“以减年回授亶改一京官”，舒亶被任命为奉礼郎，奉礼郎在元丰改制前为寄禄官。 其次，可以加封邑号，这主要适用于官员母、妻祖母等亲属。天圣七年（1029年），左班殿直崔仲思“愿以所迁官回授母一郡封”，其母由舒城县君升为乐安郡君。  其三，可以得到实际官职。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诏“：王继先合转一官，乞回授，可与男悦道，特除直秘阁。”直秘阁是实际官职。 其四，可以改换服色。绍兴九年（1139年），新除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宋棐“乞以合转朝散大夫恩例，回授父右朝奉郎岘，改赐绯章服”，得到了许可。淳熙六年（1179年），诏：“知巴州杨虞仲乞将本身改服色回授于父，特依所乞。”可知，官员既可以将自身所改服色回授于父，以改服色；也可以将自身转官恩回授父，以改服色。 其五，可以减磨勘。上文所讲，忠州团练使以减磨勘回授于母，得封仁寿郡君；相对应，官员也可以将转官恩例回授以减磨勘。绍兴二十年（1150年），宣州观察使赵士衎“用其兄士术所得回授一官恩例，与减三年磨勘”。其六，可获得科举出身的资格。天圣八年（1030年），枢密副使范雍当转官，他上书请求将此恩典为兄范亢换取科名，范亢被赐同进士出身。由此可知，被回授者可以从多方面享受回授待遇。这样，被回授者一方面自己会尽忠国家，以报答皇帝恩典；另一方面，也会奉劝回授者效忠国家。就笔者来看，家属对官员的官宦生涯以及行政效率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中，我们不能忽视官员家属对官员的劝告与推动作用。 （四）对后世的影响 回授制度在宋代发展最为完备，也最为常见。随着南宋的灭亡，回授制度在元、明、清几乎难觅踪影，但仍可找到蛛丝马迹。元人黄溍所撰文集中记载：“国朝之制，官七品之上，咸得貤赠其先，所以广孝而劝忠也。”貤赠即转赠之意，属于将恩遇再分配，与回授的意义相同。由史料可知，元代七品以上之官员可以将恩典转赠给祖先，目的也是表“忠孝”。 《清史稿·选举制》也有类似的记载：“旧例仕宦至三品，幼为外祖父母抚养，其外祖父母殁无嗣者，许依其官阶貤赠，其余外姻不许貤封。”只有幼时养于外祖父母、外祖父母去世后没有后嗣，才允许转授，转赠范围被压缩到极小的地步。清人王玉树在《经史杂记》中提及回授之典，首先以举例子的形式追溯了回授之典在宋代的发展状况，并将其与元明两朝的封赠之制进行比较，使人一览回授之制的沿革变化与特点差异。方便起见，兹引于下：
从以上史料可知，回授之制在宋代最为兴盛。随着宋朝成为历史，回授制度也随之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元、明、清虽然还存在将自身恩典“貤赠”给亲属的案例，但于宋代相比，数量之少几乎可以忽略。其中原因，或是回授泛滥导致制度失去活性，或是君主专制加强致使官员待遇骤降，或是后世出现了取代回授的类似制度，这是个较复杂的问题。 三、结语宋代回授制度有较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与前代相比，回授范围有扩大之势，由最初的中高级官员演变为吏人、小使臣。 其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回授制度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多，还体现在内容质量上的提高。 其三，特恩现象比较严重，破坏了回授之法。表面上，特恩现象是对前行律法的破坏，是“法外用情”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法”与“情”都只是皇帝统治王朝、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而已，两者结合才能使王朝更加有效地运行。 其四，存在通过回授制度表彰守节妇女的案例。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为亡夫守节成为妇女“忠诚”的象征，被时人所认可肯定，甚至加以褒奖。 通过回授的方式，将恩例转授给守节妇女以加封邑就是鲜明的例证。宋代回授制度对国家、社会、个人及后世皆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国家层面来讲，回授制度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手段。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有助于宋朝在严峻的外部压力下长时间生存；其二，避免出现宦官及宗室之祸；其三，笼络蕃夷之官，保障边境安全稳定。当然，回授制度中“特恩”现象的存在也致使冗官现象更加严重。从社会层面来讲，回授制度有助于培养孝道理念，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维护王朝统治。 从个人层面来讲，通过回授制度，回授者连通了“家”“国”之间，实现了“忠孝两全”的愿景。被回授者则从各方面享受了回授待遇。最后，随着宋代的灭亡，回授之制也几乎成为历史，后世仅偶尔有些许余音而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