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先民与闽粤赣山区畲民的关系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不断与其他民族接触、融合而发展成为我国主要民族的，而客家作为汉民族共同体内的一个支系，也同样在南迁的过程中和其他民族不断地融合同化，并最终在闽粤赣交界区形成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客家民系。在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问题上，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应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形成的。在这之前，迁入闽粤赣边区的汉人称为客家先民或叫中原汉人。客家先民进入闽粤赣边区时，与当地的土著畲族民互相学习、融合，产生了密切的关系，为共同开发该地区取得显著成效。客家民系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与闽粤赣地区的畲民的同化融合比较典型。可以说客家先民到达闽粤赣边区后是经过与当地土著畲民的磨合而发展壮大起来，并“反客为主”成为闽粤赣边区的主要居民。千百年来闽粤赣边区的土著畲民、客化畲民与客家人共同开发了“客家大本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客家先民迁入前，畲民是生活在闽粤赣边区最主要的“土著” 上面讲到客家与畲族有如此密切之关系，研究客家文化的许多问题就免不了要与畲族相联系。那么又何谓是畲族、他们又是怎么来的呢？据有关史料和文献记载，族，自称“山哈”。“哈”，畲语意为“客”，“山哈”，即指居住在山里的客户。传说他们的始祖盘狐因为帮助皇帝平息了外患，得以娶其第三公主为妻，婚后迁居深山，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婿姓钟，子孙逐渐繁衍成为畲族，但这个名称早期并不见于史料记载。唐代，居住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蛮”、“蛮僚”、“蛮”、“蛮夷”、“峋僚”、或“山都木客”等。南宋未年，史书上开始出现“畲民”和“契民”的族称。从这以后，闽粤赣边区的少数民族几乎都以畲族称之，不再有其他称呼。现，读音she或yu。读she意为刀耕火种，读yu指新开垦的田地。“畲”字作为民族名称，大概是由于他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耕而被命名的。据顾炎武的说法，就是在山里搭棚而居的人。如今大部分畲民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80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使用接近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瑶族“布努”炯奈话的语言。 
 南迁的客家先民对畲民产生重大的影响客家先民迁入闽粤赣边区以后，与当地的畲民杂居而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在精神、心理特征、风俗民情及情感等方面都产生了共鸣，无庸置疑这就导致他们在各方面都产生密切关系。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期间两族双方都取长补短吸取对方的精华，所以可以说不管是任何民族间的融合都是双方面同时进行的，而不能简单地说是某一民族融合吞并了另一民族。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专家学者中注重客家先民对畲民的影响，而忽略了畲民对客家先民的影响。在客家先民大批进入闽粤赣边区以后，出现了“反客为主”的现象。虽然也有客家先民接受畲族文化，但那毕竟是少数，因为当时客家先民与世居闽粤赣边区的畲民相比更为先进，也更有势力，理所当然客家先民对畲民的影响就更大更明显。 在客家先民入迁闽粤赣边区之后漫长的岁月里，畲民在整体上与客家先民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同化与融合的关系，故而畲民在客家先民入迁后逐渐地向先进的客家文化靠拢，总体上来讲主要是客家先民对畲民的影响，同时畲族的许多独特的优秀传统也对客家先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就对两族在耕种技术、修族谱、唱山歌、语言、服饰、婚姻等方面进行一番比较，以说明两种文化互相吸取、互相影响。客家先民重修族谱，畲民受其影响也开始修谱，客家先民（即中原汉人）自古就重视修族谱。据清代史学家钱大听研究，汉人修族谱始于汉代，魏晋时盛行。修谱的目的是借谱以抬高其社会地位。客家先民或漳、潮人都很重视修族谱，几乎各姓均有。凡所见族谱，他们都把自己的祖先说是来自河南、山西等中原地区。而畲族是少数民族，与中原并没有直接渊源关系。可是在族蓝、雷、钟三姓族谱中，同样也把自己的祖先说是来自中原，出身于权贵之门，借以抬高社会地位。上杭《雷氏族谱》云：“雷氏源于黄帝诸侯国。秦汉以降，代有传人。上杭一世德雷梓福，其先居山西平阳府冯翌村，郡望故冯翌。”从中可知，畲民开始学汉人修族谱除了也像汉人一样借谱抬高自己的身份，说明他们的身份并不比汉人低外，我们想他们修族谱其实应该主要是受了客家先民重视修谱的风气所影响吧。由于汉人对修族谱有几千年的历史经验，畲族人修族谱经常请汉人帮忙或者写序。可想而知畲族族谱与汉人族谱是何种关系，所以畲族的族谱往往从语言、内容到风格都与汉族谱的差不多。从中可以看出畲民修族谱是受了客家先民的影响。 在耕种等生产技术上，两族互相学习。客家先民向畲民学习最明显的体现在“畲禾”的种植上。在历史上，畲族是一个依山而处，居无定所的民族，在长期的开荒垦山过程中，他们曾培育种植了著名的早稻——“畲禾”。这种早稻适宜缺水的山地种植，高产耐旱。据明、清时期闽、粤、赣边区各州县的地方志文献记载，这种畲禾在该地区客家人聚居地广泛种植。客家先民到了闽粤赣边区后发现那里的畲禾质量高，便向当地畲民学习种植方法，同时当地畲民也向客家先民学习先进的耕作技术，这就是汉人与畲民在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互相学习的体现。  从闽粤赣边区客家人服饰来看，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客家人的服饰可以找到当时畲民服饰的痕迹。中国南方的畲民因为与汉族人民在生活习性、审美方式、气候条件、生活方式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在服饰上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唐代居于漳州地区的“蛮僚”（畲族先民），其服饰“椎髻卉服”，“左居椎髻之半”。潮州的少数民族头饰，至明代仍行“高髻”。现今畲族妇女服饰虽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但保留其民族服饰特点仍很明显。但是从总体来讲畲族妇女的服饰上衣为黑色大襟交领式，两旁开深衩；领囗、两襟及袖端均饰有花边或花纹图案；下身穿黑色长裤，有的穿短裤、打脚绑，腰间系围身裙、腰带，发式系用一支细长饰物（竹木或铁丝）梳成高暑、插上银簪和各种料珠。如今，三明、闽西客家妇女的服饰，与中原妇女的服饰迥然不同，却与畲族妇女的相似。显然，这是客家服饰文化受了畲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香族山歌与客家山歌互相影响，族民间文学是以传说故事和山歌为主要内容，他们以歌行乐，以歌当话，以歌叙事，以歌抒情；其特点是七言一句，称四句为一条，曲调多半以一条四句构成一个乐段。畲民唱山歌都是清唱，很少伴有动作。其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和二声部重唱等。山歌的歌调均有严格的韵脚，第一、二、四句一定要押韵，不押韵，称为“不平”。客家人和畲民唱山歌均使用方言，即景、即物、即率，随口而出，与一般诗歌之用文字撰写不同0。客家山歌也大都七字一句，四句一条，这些在畲族山歌同样具备。客家人与民山歌均以歌唱形式口头流传，成为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世代相传。客家山歌与畲族山歌曲调也不相上下。“闽东罗源县畲族人民中流行一种山歌曲调与闽西长汀客家山歌的一种唱法甚为接近。在闽东畲族山歌中，有一种“福鼎调’与闽西武平桃溪、上杭城关等地的客家山歌也有紧密联系。”客家山歌与畲族山歌除在内容、形式、曲调诸方面有许多相同或近似之处外，还有不少甚至名称都是一样的。从中可见畲族这个有独特文化的民族逐渐为客家人所吸收、同化并最终作为客家自己独特的文化加以发展，而畲族山歌中也吸取了许多客家文化的内容，由此体现了客家山歌也是在逐渐地融合其他民族文化之后才形成的。 客家先民入迁闽粤赣边区以后，在民俗风情上也对畲民产生了影响。显著的变化体现在畲民与客家先民及其后裔通婚上。在客家先民及其后裔未迁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之前，畲族的婚俗实行严格的族内婚制，即在本族不同姓氏、或同姓不同香炉（即同姓不同宗）间通婚。自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大量迁入闽、粤、赣边区并与畲族人民交错杂居后，逐渐打破了族内通婚的局面，他们与客家先民一起开发山区经济，在一起劳动生息中不断接触，通婚便理所当然。由于客家先民的影响，畲族也从族内通婚中走出来，逐渐演变为族外通婚。 在客家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接触中，与畲族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互相影响和整合也十分典型。从中可知，客家文化是同其他民族不断接触、整合和同化而形成的，他们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独具特性的客家文化才应运而生。南迁的客家先民与畲民进一步开发闽粤赣边区闽粤赣边区在客家先民入迁前，即在唐以前还是“林邃密”的荒野之地。这种状况特别在闽西和粤东尤其为甚，到处是猛兽出没，“瘴昏”、“恶溪”的景象。因为当时居住在闽粤赣边区的主要是过着原始般生活的畲、苗等少数民族先民，他们刀耕火种的生产技术，以及稀少的人口没有能力去开发这一广大山区。然而，伴随着客家先民的入迁，闽粤赣边区自唐未以来特别在北宋，这种局面大为改观。以闽西为例，宣和元年至二年（1119-1120年）被贬在沙县监管税务的李纲便这样称赞他所处过的闽西北山区：“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礼裕淳古，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此与桃源何异？”这说明北宋未年包括闽西在内的闽粤赣边区已经有许多人居住，也可以看出闽粤赣边区已经由客家先民与畲民逐渐开发。甚至连偏远之极的山区都已有人在开辟“田园水竹”安家落户了。关于畲民与客家先民筑田开发闽粤赣边区的现象在《古今图书集成·艺术曲·农部》也有这样的记载“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所致，雨露所养，无不少获”。由此可见，到北宋时期闽粤赣边区经过客家先民与畲民的努力，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加上辛勤耕作收获喜人，客家先民把从中原地区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畲民熟悉当地地形知识相结合，共同设计创造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筑坝引水灌溉，如宁化“其在县东百二十里，居民障溪以成，自宋迄今为利者，日大陂”。还有比较典型的是长汀的定光陂，它拦汀江筑堰灌溉附近大片旱地，是北宋未年定光禅师设计的，它的建筑奇特，筑于河床宽阔的水流较缓处；采用三角捺刀形状，陂坝分三道溢流口以减轻承受水流的正面冲力。它历经汀江江水千年的冲刷，仍傲然屹立，这充分体现客家先民与畲民聪明智慧融合、创新的成果。由于客家先民与闽粤赣边区畲民的共同努力，使这一山区在农业、手工业、建筑、文教和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这一地区成为日后的“客家大本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客家先民的入迁与畲民进一步促进陶瓷、造纸等手工业的发展。众所周知，唐未至北宋时期闽粤赣边区手工业比较突出的有陶瓷，从大量出土文物可知，闽粤赣边区在客家先民迁入前，当地的畲民已经掌握了陶瓷制作方法，但那些陶器都是原始而粗糙的食用器具，客家先民迁入后，他们先进的陶瓷制作加工技术与畲民所掌握的生产经验相结合，促进闽粤赣边区陶瓷业的兴盛，也促使该地区陶瓷工艺以精美而著称于世。赣南：最著名的是赣县七里镇古窑瓷器，它在古代与江西境内的景德镇和吉州古窑齐名。闽西：比较突出的是今长汀境内近年发现的县城西门窑址和南山村北约一公里处的碗片山。据有关专家鉴定都是宋代瓷窑遗址，其中碗片山的两座“龙窑”，产品色泽均匀、湿润而光亮。这说明闽西在宋代的烧瓷技术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粤东：最典型为至今仍享誉岭南的大埔陶瓷。据民国《大埔县志·地理志》记载，当地历史上有二十九个村办厂；而据地名考查，当地有二十六个村落以“陶”、“窑”、“碗”字作地名，可见其历史上陶瓷制造之盛。 从许多相关资料可知，由于客家先民的入迁也促进了闽粤赣边区造纸的发展。据有关调查和研究成果表明，“肇始于唐宋”的汀州造纸业在北宋时已发展得相当完善，造纸作坊到处都是散布面极广，造纸的收入也成为当时汀州人重要的经济来源。宋人苏易简《纸谱》载，各地造纸，“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麸、稻杆，吴人以茧，楚人以格。”用嫩竹造纸这一古老的技术，至今仍在民间可见，将乐、永定、连城、上杭等地一些山区就继承了这一传统造纸技术。从中也可以说明，闽粤赣边区在唐末到北宋时期造纸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客家先民进入闽粤赣边区以后，除了促进陶瓷与造纸业发展外，该地区的纺织、制蜡、茶叶及食品加工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太平寰宇记》载闽粤赣边各地土产：赣南虔州为“铅、糖、竹梳箱、蜜梅”，闽西汀州为“鼹鼠、茶、龟”，粤东梅州为“山蕉、竹布”等。客家先民的大批迁入，促使闽粤赣边区人口急剧上升，也促使该地区建置的增加与城池的拓建。据乾隆《汀州府志》记载：南宋中期，汀州境内共有主客户223432户，比北宋崇宁年间净增长141978户，短短的150年间，户数翻了近三倍。由于人口的激增，南宋朝廷开始重视并加强这一地区的管制，他们在闽粤赣边区不断升级和增加建置。如在闽西，唐末前有一州二县，即汀州与长汀县宁化县。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汀州添置上杭、武平两县，到了元符二年（1099年）又置清流一县，又增设了莲城（连城）一县。 在赣南，人口增长也很惊人。据明嘉靖《赣州府志》记载，南宋宝庆中叶（距南宋亡约50年），赣州主客户合计217880户，人口639394人。从元丰三年到宝庆年间，短短130余年，赣南的人口净增长3倍多。显而易见，在这一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北宋未年的北方人民南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赣南在唐未以前有一州七县，即虔州与赣县、虔化县、南康县、信丰县、大瘦县和安远县。在五代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年）置瑞金、龙南、上犹、石城等四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又添兴国、会昌二县，赣南至北宋有二州十三县。 粤东在唐未以前完全独立的客家县有程乡与兴宁两县，五代南汉乾和三年（945年）于程乡置敬州领县仅程乡一县。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改敬州为梅州，领仍仅有程乡，熙宁四年（1071年）置长乐县（今五华县）。至北宋粤东建置也至少有一州三县。客家先民进入闽粤赣边区以后，与畲民杂居开发该地区，当时朝廷也派兵驻守赣南地区，对它极其重视，宋朝还将各级行政区按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分为望、紧、上、中、下五个等级。因此，在客家先民及其客家后裔不断入迁闽粤赣边区并与畲民融合时期，闽粤赣边区人口直线上升。 客家先民迁入闽粤赣边区以后，与民在信仰和文教等方面也不断地磨合、同化并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产生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在信仰方面，有些客家先民受畲民的图腾崇拜的影响，也开始相信图腾，而更多的是畲民受客家先民的影响也开始信仰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这也就促进了这一地区塔寺、祖庙等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完善。如客家著名的土楼、走马楼等建筑风格的创新。 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入迁闽粤赣边区对当地畲民和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推动的作用。客家先民迁入闽粤赣边区以后与当地畲民共同开发了闽粤赣边区，使该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空前局面，这为闽粤赣边区后来成为客家大本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客家民系在此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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