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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在光绪朝是身居中枢的秉国重臣。在多年主流史观叙述下，翁同龢享有十分正面的形象。一是在甲午之战中，翁同龢是爱国者的代表，与李鸿章的“卖国贼”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二是在戊戌变法中，翁同龢是光绪“帝党”维新派的中坚人物，与慈禧“后党”腐朽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历史的真相全非如此，翁同龢误国误民之事之罪不胜枚举。 先说翁氏误国误民的大罪。关于翁氏之罪，先看一段文献：“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推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这个“上”是谁呢？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历数翁误国之罪”，时在戊戌变法六年之后、翁同龢去世之际。由此可知，所谓光绪帝与翁同龢志同道合，始终师生情深的传说，是假的。 翁同龢 恰如光绪帝所言，翁同龢之罪首在甲午主战。关于甲午之战的是是非非，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等，历来多有讨论，难以一言而尽。但就当时设身处地的情况，引发甲午之战者、直接导致惨败者均罪无可恕。那么，甲午之战是怎么来的呢？“甲午之事，始于项城（袁世凯），成于通州（张謇），而主之者常熟（翁同龢）也，此自通国皆知，无可为讳。”袁世凯与张謇的情况先不论，甲午之事最终弄得不可收拾，翁同龢“居罪最伟”。其罪：一是放言高论，不切实际地大唱“爱国高调”，力主开战，使一力主和、实事求是的李鸿章们毫无转圜之地。二是大清北洋舰队的不堪一战，重要原因之一是多年“缺给养、无更新”，北洋舰队的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很多人以为是李鸿章干的，事实上是当时掌握大清“钱袋子”的户部尚书翁同龢一手运作的，李鸿章事前事后都只能仰天长叹，欲哭无泪。三是在甲午战事已起后，翁同龢“以私憾害公义”，因为与李鸿章的个人恩怨，在用人上先弃张学醇，再阻刘铭传，视军国大事如儿戏，导致甲午陆战迅速崩溃。甲午战争，一般人只知海战的惨败，孰不知陆战惨败才最终导致了事态的不可收拾。翁同龢是甲午之战的最大罪魁，仅此一项，就可以把他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甲午战争情景再现 翁同龢之罪次在胶澳割地。胶澳割地即光绪帝所说的“割青岛”，这个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甲午之战后的第三年。当时翁同龢兼管外交，主持在胶澳事件上的对外交涉。胶澳事件的细节比较纷繁，在此不赘，大清在处置胶澳事件上输得一塌糊涂，虽然有多人包括奕訢、李鸿章等均应负相当责任，但首要责任应由翁氏承担，正是他的怯懦无胆和拒纳良言（如张荫桓的建议），不仅导致了德国割胶东、俄国割东北，而且直接引发了列强瓜分大清的最大狂潮。翁同龢在处置胶澳事件中的表现，表明其才具能力和胆识魄力，与秉国重臣的要求差距甚远。该僚只善清谈空言，不谙经世致用，所作所为除了毫无实效，基本就是祸国殃民了。 翁同龢之罪三在戊戌变法。对戊戌变法的看法，向来见仁见智。但对翁氏的看法，站在保守派的立场，光绪帝的变法热情是翁同龢鼓动起来的，康有为是翁同龢引见给光绪帝的，翁同龢是标准的“维新派”，自然罪莫大焉。站在激进派的立场，翁同龢在向光绪帝引见康有为时一方面力陈“康之才胜臣十倍”，另一方面又说“恐其心叵测”，还怕光绪帝听不懂，进一步解释叵测就是“不可测”的意思。在处理自己与光绪帝、康有为的“三角关系”时，翁极尽掩饰虚伪之能事，不仅让康有为怀恨在心，而且让光绪帝大为光火。翁氏在戊戌变法中，并没有明确且坚定的主张，只是一名逢迎上意的投机分子。翁氏在“百日维新”开始后的第五天突然被罢免本兼各职，一般认为是光绪帝屈服于慈禧淫威的结果，实际上光绪帝对这位帝师早已厌恶透了，翁氏去职是在恭亲王奕訢临终遗言的推动下，由慈禧与光绪共同作出的决策。戊戌变法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也不论站在哪个立场，翁同龢都难逃被时人戳脊梁骨的下场。 康有为是翁同龢引见给光绪帝的 翁同龢在戊戌变法中预留退路，首鼠两端，表明其人品十分卑劣。事实上，翁同龢一生除了字写得好、为官还比较廉洁外，其他再无可称道。其人性人品不堪的主要表现： 一是“以私憾害公义”。充分说明其这一品格的是他对李鸿章的不依不饶。翁氏当时基本是不问青红皂白，凡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凡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原因是翁与李“私憾”甚深，缘由是当年曾国藩弹劾翁同龢哥哥翁同书的奏章是李鸿章起草的。翁同龢执掌中枢重权后对这一点念念不忘，凡曾国藩系、李鸿章系的官员一个都不放过，能怎么为难就怎么为难，更不用说对李鸿章本人了。不知有多少的军国大事，就败坏在了翁同龢的这种狭隘心胸上。 二是为人无底线，人品险诈卑劣。翁同龢与荣碌本是“盟兄弟也”，但翁氏早年为了投靠当权的恭王奕訢一派，居然对“铁哥们”荣禄先设彀后出卖。荣禄本身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翁同龢这事干得无论如何都太不地道了。因此让荣禄对其怀恨一生。不仅对荣禄，对很多人包括前述对光绪帝、对康有为，翁同龢都有“阴险小人”的本色表现，“阴诈”近乎是深入到他骨髓里的一种品格。 三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翁同龢仗着帝师的特殊身份和状元的名头，不仅不把一般同僚放在眼里，而且后来竟然对首席军机恭王奕訢都颇不尊重，还经常笑话满族重臣念错汉字“没文化”，基本把满朝文武都得罪光了。翁氏本来圣眷甚隆，早先慈禧欣赏他、光绪欣赏他、恭王奕訢欣赏他，否则他走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但所有这些“正能量”，最终都被他的人品挥霍掉了。恭王奕訢临终前对翁同龢的评价“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直接导致了翁氏被扫地出门。 四是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这是当时很多“饱学之士”的本色品性，翁同龢亦不例外。他对所有洋务都持鄙视态度，但对礼仪问题非常较真，较真到使光绪帝都难以忍受、数次对其大加呵斥的地步。 翁同龢书法 晚清民间流传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表明翁同龢当时的口碑就不比李鸿章更好。翁同龢弃世距今已有100多年，而今在其老家江苏常熟故居设有“翁同龢纪念馆”。据说纪念馆内以“文化名门·仕宦世家”、“恤民举才·清正廉洁”、“授读两帝·志育明君”、“力主抗战·抵御侵略”、“救亡图存·倡导变法”五大主题，展现了这位“维新第一导师”的人生历程，极尽身后的尊荣。让人除了呵呵，也就只能呵呵了。 附记：据史料记载，翁同龢为天阉，不能人道。其心理阴暗、心胸狭窄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同光年间，潘祖荫（后官至工部尚书）与翁同龢齐名，并称翁潘。据说潘祖荫亦为天阉，但潘祖荫的人格十分磊落。潘祖荫为清末著名收藏家，今国家博物馆的镇馆重宝之一“大盂鼎”，即为其藏品，后由其侄孙媳潘达于女士于1951年捐献给国家。潘达于女士本姓丁，其父丁春之为辛亥革命前山西定襄县满清时代的最后一任知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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