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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浙江萧山长河镇人，生于1928年。1937年我9岁时，抗战爆发，杭州沦陷，我们来家三房人加上我的堂房叔叔婶婶，共10口人，辗转逃难，在1937年年底住进了麦特郝斯脱路上的张园。当时叫做张家花园，1943年改为泰兴路35弄41号，80年代后期又改为威海路590弄35支弄41号。 1937年底刚从萧山老家逃难到上海的来家人，前排右一是来维新 当年的41号楼是一座空楼，没有人住。我家是住进去的第一家，我又是我家第一个进楼的。当时我才9岁，男孩子好奇又好动，得知要住上海的大房子了，在到上海的当天上午，我就迫不及待地跟着账房先生进去了，大人们和我的堂哥堂姐等是下午进楼的。乡下孩子初进大上海豪宅，一切都感觉新奇，反正那时所有的房间都开着门，前楼后楼都走得通，我就满楼蹿，到处跑。最后发现，我家租住的房间在后楼的四楼，几乎是全楼最差的房间，在以前房主的佣人房楼上，是用来晾衣服的“阴晾房间”。房主家的佣人，把可以晒太阳的衣服晾在后楼四楼门外的大晒台上，不可以晒太阳的衣服或是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就把衣服晾在“阴晾房间”。所以那间房间也很大，有30多平方米，有很多晾衣服竹竿。我父亲将之一隔为二，安置了我们逃难来的10口人（除了堂房叔叔婶婶，还有我大伯的两个孩子、二伯的两个孩子，我和姐姐、弟弟以及后母），这就是“演绎”成后来的41号后楼的407室和408室。至于那个晒衣服的大晒台，你可别小看，足足有100多平方米，那是我们孩子最喜欢的地方，后来又成了我的孩子和整栋楼的孩子们的活动乐园。当时我不明白，既然我们已经到了上海，已经住进了大洋楼，为什么要住人家最“蹩脚”的房子呢？前楼不是有很多好房子吗？我父亲说：“我们是来逃难的，是暂时租住的，仗打完了还要回去的。”虽说当时房价还未大涨，但在这个地段、这样高级的大洋房里，即便30平方米的“阴晾房间”，每月房租也要20元（当时大米5元钱一石，一石米156斤），这对我父亲这样一个绸缎庄的普通商人来说，也是很吃力的。谁知我在此一住竟住了50年，从读书、当学徒直到解放后考进税务部门工作、娶妻生子。1987年，单位领导为了奖励我工作业绩突出，分给了我新工房。我把张园41号407、408的房子加上新工房，经过组织同意，与静安区副食品公司交换了镇宁路的房子，于1987年底搬了出来。想想真是非常感慨，我是我家第一个走进这栋楼的，又是我家10个人中最后一个从楼里搬出来的，也是这10人中唯一现在还在世者。张园41号楼是一栋四层三开间的西式建筑，资料上说是建于1932年。此楼造得非常坚固、典雅，分前楼、后楼。前楼住房主一家，后楼是附属的，服务性的，有许多佣人住的小房间，也有宽大的储藏室。还有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个锅炉间，仅对前楼供热。前楼一进大门，有一个大约80平方米的大客厅，左右是东西厢房，往北有通道通到后楼。前后楼之间有两个小天井。前楼房间一楼到三楼都有热水汀。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还铺着大红的羊毛地毯，窗户都镶着彩色玻璃，设施都非常考究，那应该是张园里最大的洋房。
所谓主人一家，其实只住进来三口人——房主王宪臣夫妇和他们的宝贝女儿。前楼一层的西厢房中间有一道移门，可开可关。据推测，西厢房过去是个餐厅，客人多的时候，推开移门，就变成一个大宴会厅或舞厅了。大客厅里，有住户来此跳舞和溜冰。一层的东厢房两间，应该是会客室和账房间。一层西厢房的北边是厨房间，厨房间与西厢房之间有准备间，准备间墙上有个小窗，那是向餐厅里传递饭菜用的。前楼二层是整栋楼最好的房间。朝东南是此楼的建造者、苏州人王宪臣夫妇的卧室。二层朝东的一间房间，也就是此楼仅有的、带朝东开的小阳台的房间，是王宪臣女儿住的房间，也是全楼最高级的房间，全是柚木护墙板，多处有精美雕花。可是，也是时运不济，他们一家在此楼大约只住了三年。我没有见过他们，我们家1937年搬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搬走了，而且房子已经抵押掉了。原来，这个王宪臣曾是上海滩颇能呼风唤雨的人物，在英商麦加利银行当了30年买办（1907—1937）。他家大业大，还投资钱庄业，比较大的是荣康钱庄，他占45%的股份。发了财，在张园建豪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之所以这么牛，关键是因为他有“苏州洞庭帮”这个强大的金融家族背景——汇丰银行总买办席正甫的二儿媳，就是王宪臣的姐姐；王宪臣本人又是沈吉成（即席素恒，因过继给舅舅家改姓沈）的女婿，所以他由席家引荐，进入新沙逊洋行，又从新沙逊洋行的副买办，进入外滩外商银行的买办圈。他的弟弟王俊臣也是外商银行的买办，见哥哥在张园建了豪宅，自己也建造了一栋，比41号门面还要大，有五开间，就是现在的张园77号。然而，投机生意一旦做大了就容易栽跟头。1935年，王宪臣投资占45%的荣康钱庄破产，为清理债务，只好将张园41号大洋房卖掉。我从小就知道“谦祥益”这个著名的绸缎庄（上海的分号开在天津路上），因为我父亲年轻时去杭州的绸缎庄当学徒，学成后经熟人介绍来到上海，在一家绸缎庄与石君玉一起当客师（绸缎庄的业务经理）。约在1935年左右，石君玉听说，山西路上一家叫“豫盛祥”的绸缎庄要关门了，就与我父亲等四个人商量，想合伙把这家“豫盛祥”盘下来。大家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但又认为最好不要与原先的店名完全一样，以说明前后有别。于是定店名为“豫盛祥记”。这样，石君玉、来鹤鸣（我父亲）、程益三，还有一个是石君玉的朋友（不知其名），都成了“豫盛祥记”的股东。经营了一年，石君玉的那个朋友看看没有什么盈利，退股了，剩下石、来、程“三剑客”。石君玉是股东经理兼跑街，我父亲是股东兼账务及日常事务，程益三没有具体的分工，但有时来店里看看。那时，我们姐弟和母亲都还在萧山乡下。
两年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底杭州沦陷后，我们家因为父亲在上海办绸缎庄而逃难到上海，又因为与石君玉的关系，“发现”并落脚到张园。石君玉是苏州人，非常聪明灵活，外面的朋友联系很广。他早就知道了王家因钱庄破产而卖房子的事情，也知道房子后来被山东孟子的后裔、开设“谦祥益”绸缎庄的孟家买了去。“谦祥益”在全国各地有二十几个分号，在北京的门店旧址，就是现在位于前门的北京市丝绸商店，该店的店牌上面，现在仍旧悬挂着“谦祥益”的旧匾，可知其影响深远，据说当年是北京“八大祥”之首。孟家买了张园41号楼后并没有来住，虽然“谦祥益”在上海也有分号，但是主力在北方，因此这楼空关了一段时间。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人慌马乱，包括石君玉在内，大家都想把乡下的家眷接来上海避难，因上海有租界作为屏障，起码在当时日本人还不敢打进来。而在这时，孟家也有出租此楼的想法，因为长期空关也不是办法。于是就由石君玉牵头，联络了七八个好朋友，大家拼凑了几千元钱，成立了一个有五位股东的五昌公司，专门来做张园41号这栋豪宅的经租生意。这就是“41号成了抗战来沪避难人家的住所”之说的来由。从1937年开始，五昌公司成了二房东，石君玉是五昌公司的经理，由他与山东的孟家直接联系。我父亲是股东之一。股东自然有优先住进来的方便，于是包括石君玉在内，股东们都把乡下的家眷陆续接来住进楼中，当时的住户约有20家。然而战乱年代，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人进入租界，生意更难做了，我父亲所在的绸缎庄倒闭，父亲失业后回乡下了。这期间后母去世了，后母生的小弟弟两岁就夭折了，我和我姐姐在读书，仍留在张园。因为五昌公司的股东们都是一般的商人和职员，只能算是殷实人家，最有实力的石君玉，也不过是个“跑街”出身的商人。所以，把家眷安排住下之后，股东们一个个都退出了五昌公司，石君玉就把股资归还给原股东。到最后，公司里只剩下石君玉一个光杆司令，领导着两个“兵”，一个是账房先生，管收房租，还有一个看大门的阿四，负责日常的打理。石君玉从1937年一直坚持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山东孟家也不敢来人过问上海这边的事情。石君玉在公私合营后进入房产管理部门工作，由经租商变成了职员。
作为五昌公司的经理，石君玉最初对这栋大洋房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比如，为了避免各家做饭烟熏火燎弄脏房子，他规定不许各家自己生火做饭，由公司请来“包饭作”，大家出钱吃包饭。好在后楼一层西北有间大厨房，60多平方米，有两个中国传统的大灶和两个小灶，请“包饭作”前来做饭，理应没问题。“包饭作”很勤快，一早就把粥烧好，装在竹桶里，还配上油炸花生米或黄豆，送到每户人家的门口，服务还是不错的。可是后来，人家越住越多，甚至在小天井里也搭建了房子，众口难调，无奈何，石君玉只得允许各家自行生火做饭。整栋楼内最多时有四十几个煤球炉，其“烟火”之盛可以想见。说来也尴尬，这栋大洋房原本是一户人家居住的，楼内设施如厨房、自来水龙头和卫生间，都是按照一户人家的需要设计的。住户多了，吃饭、洗衣、上卫生间就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卫生间，只有前楼的二楼和三楼房间里有大卫生，一楼只有两个安在楼梯下面的抽水马桶，而四楼连一个马桶也没有。后楼三楼、四楼也没有卫生间。住户一多，几户人家合用一个抽水马桶，公益心又不够，卫生状况就一塌糊涂。石经理一怒之下，干脆关闭一楼楼梯下的公用抽水马桶，让你们刷马桶去！（上图）上世纪60年代末，来建伟（后）、来建平（前右）与表弟在张园
（左图）上世纪60年代，来维新、王丽梅夫妇在张园41号四楼大晒台上我们这栋楼最多的时候住过约42户人家，成分很杂，像个小社会。有资本家、房地产业主、技术专家、高级职员、科学家、假肢专家、名中医，也有普通职员。“文革”中还住进了四户原先在闸北区的住房贫困户。因为资本家和高级专家“文革”中受到冲击，被扫地出门，贫困户就被安排了进来。
我国著名小麦专家余松烈院士（1921-2016），当年就住在前楼东厢房的101室。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我听说他是学农业的，就对他非常钦佩，因为学农业是要到乡下去吃苦的，因此认为他精神很伟大。果然，他后来去山东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我国现代小麦精播高产栽培学的奠基人。余松烈是余家的二儿子，他的父亲叫余昌霖，他的哥哥是银行界人士，都住在楼里。余家当年晚于我家搬进来，大概在1940年左右。余家后代一直住到2019年3月的张园“更新”，他家大约四代人在此楼住了80年。前楼一层的西厢房住着一位名中医叫余天石，号称“金山名医”。他有正式行医执照的，在后门挂有堂号牌子。行医坐堂要有场所。一楼大厅里摆放着一些红木椅子，供邻里休憩聊天。他就与石君玉商量，让他在大厅里摆放一张桌子，供门诊用。石君玉同意了。余天石果真有名，慕名而来的病人还真不少，有的是从乡下跑了很多路来找他治病的。多年之后，他年纪大了，回乡下去了，这里由他儿子（上海某大学的文学教授）居住。1958年前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民办的威海路第五小学办到了我们楼里，余天石原先住的房间连同他门口的一楼大厅，都变成了小学教室。我的小儿子就在这所学校读小学，他的班主任也是我们这栋楼里的住户。余天石的儿子只好搬到一楼西北的“准备间”里去了。后楼二楼朝南的房间，住进了一个房地产商，叫蒋亚成，他原先在淮海中路一带也有房子。他的女儿学医的，是医生。女婿叫蓬永江，山东人，是位专做假肢的专家，很有技术，后来胶州路上的假肢厂就是他负责的。他们夫妇在楼里结婚，也住在二楼。蒋亚成的儿子高挑个子，很精神，头发整天梳得一丝不乱。既然成分是资本家，“文革”中就倒了霉，被扫地出门，房子分给了四家闸北区的贫困户，公共区域成了大家抢占的地方，房子管理就乱了套了。前楼二楼的东厢房，还有一家姓曹，是在十六铺码头开地货行的。老太太跟我后母是牌桌上的牌友，我们两家常有走动。前楼三楼的东厢房里，还住过一个国民党“县团级”的人物。原先我们都从未见过他，只见过他的家属，后来知道是接受改造去了。改造回来后，他被安排到了小菜场工作。1977年1月，张园里还发生过一场严重的火灾。就在现在张园弄堂口海港宾馆所在的地方，原先是一栋居民楼（市冶金局的家属宿舍），三楼以上住了9户人家。一楼二楼原先也是居民住，但是不知何时变成了半导体器件四厂。一天深更半夜，我睡梦里被呼叫声惊醒，原来弄口的那栋楼失火了。原因是下班时电烙铁的电源忘记拔了，加上设备老化便引起了火灾。我即刻翻身下楼，跑去救火，我的太太和两个儿子也赶来了。我帮忙搬氮气瓶，大儿子投入救火，太太和小儿子帮助搬其他物资。老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火势很难控制，等消防队赶来才平息火灾。
痛心的是，这场火灾不仅烧掉了一栋楼，还烧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年纪大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年仅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发现火情后，在楼里挨家挨户敲门敲窗，叫大家赶紧下楼逃命。大家都出来后，他发现那位老太太没有出来，再返回楼中去叫老太太，发现老太太已经没气了。等他再往楼下跑，楼梯已经被烈火封住了，他不幸遇难。火被扑灭后，我们找不到大儿子来建伟，心里很着急，到火灾现场去找。领导说，里面要么是消防队的人，要么送医院了。于是，我的小儿子来建平跑到有伤员的三家医院，还是没找到，但在第六人民医院的抢救室里，见到了那位因救人而遇难的英雄，他在高温中因缺氧窒息而牺牲。过了不久，大儿子自己回来了，原来他进去救火时，遇见一个中学同学是消防队的，对他说：“你这样不行！”就给了他一套救火“行头”。他跟救火队在一起，又是深更半夜，我们自然认不出来了。第二天，街道里表彰我们家，说是“全家救火”。最后还要说一说我的个人经历。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我因家境困难终止了学业，到一家儿童服装商店当了学徒。在上海解放前的几年里，我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红色工会的进步活动，上街游行、贴标语。上海解放后，1950年3月，我考取了上海市税务局，并先后在静安区财贸办等好几个单位工作过。我姐姐也考入了国家保密工厂，前往南昌，后又迁往四川宜宾。我于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结婚成家，在党的教育下努力工作，曾立过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后又在原单位发挥余热，到1998年第二次退休）。今年我已91岁，有三个儿女、三个孙辈、两个曾孙，与老伴王丽梅在镇宁路共享欢乐的晚年。本文由宋路霞整理，选自2019年第12期《上海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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