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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辞书研究》2019年第2期，今依原稿，体例略改。 一、《切韵》系韵书 陆法言《切韵》（601）原本已经亡佚，与之时代最近、内容最全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该书存五卷，其中平声上、下及上声有阙佚，学界称之为《全王》或《王三》（龙宇纯1968）。与《切韵》音系最为接近同时又在内容上有所扩充的是北宋陈彭年等在大中祥符元年奉敕编定的《广韵》（1008），也就是“广切韵”。《广韵》跟《切韵》相比，虽然在有些方面也反映出了语音的实际发展，但总的来说是对后者的承袭。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高本汉开始便已有将汉语中古音分作早、晚两期来讨论的意识，但严格区分中古时期语音资料的早、晚的做法，似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不多见。一般习惯上都是混在一起讨论，下面介绍相关韵书材料、涉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时，也不作严格区分。说到具体的问题时，再做分别。 自二十世纪初期开始，随着对敦煌出土写卷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斯坦因（Stein Auel）、伯希和（Pelliot Paul）等西方学者公布了一些《切韵》系韵书的残卷材料，并被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国民图书馆等机构收藏，后来又有俄国、日本等国学者所组成的西北考察团队劫掠了若干《切韵》残卷。另有新疆吐鲁番所出、德人列考克（Le Coq）所得《切韵》残片，现藏于柏林普鲁士学士院（周祖谟1983a：1）。 音韵学界常常提到的用以探讨早期中古音的韵书材料，除了上述的《王三》，其他还有： （一）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即习称的《王二》）（周祖谟2004，曹洁2013）。 （二）伦敦所藏三种敦煌出《切韵》残卷，即《斯二六八三》（也就是《伯四九一七》）、《斯二〇五五》、《斯二〇七一》，分别对应于周祖谟（1983a）中1.4、2.2、2.1三节所介绍的《切韵》残卷资料。王国维分别称之为《切一》、《切二》、《切三》，（三）巴黎所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伯二〇一一》，习称《王一》）等。国内传世的、内容保存相对较全的则有江苏吴县蒋斧藏本《唐韵》（存去、入二卷）。 目前所见与《唐韵》有关的资料，还有：（1）南宋魏了翁（1178—1237）《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五十六所录《吴彩鸾唐韵后序》。关于该书，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鹤山大全集”说：“《鹤山先生大全集》，宋椠本，黄孝廉荛圃所藏。有吴渊序，吴潜后序，又有跋一篇，末题‘开庆改元夏五月甲子诸生朝请大夫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公’，其下残阙，姓名不可考矣。细绎其文，盖亦蜀人，登宝庆元年进士，尝通判靖州者。”（2）清卞永誉（1645—1712）编《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八所录明项元汴（1525—1590）藏《唐韵》五卷，“前有孙愐序并四声部目都数，后题‘元和九年正月三日写吴王本’。” （王国维1983b、1983c）（3）周祖谟（1983）附录有“韵字摘抄和有关字母、等韵的写本”，其中第五种定名为“‘马’字残叶”，编号《伯二六〇九》。近来有学者指出（徐朝东2012：206—208），此页即为《唐韵》残卷。（4）周祖谟（1983）6.2小节收录《唐韵》残叶，编号“伯2018”。（5）现藏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一种韵书残卷（编号“DX1466”），据尉迟治平（1999）的考释，应属《唐韵》一系的韵书。 （四）敦煌出土的唐末字母材料，包括《归三十字母例》（《斯〇五一二》）、《守温韵学残卷》（《伯二〇一二》）。北京图书馆藏有《字母例字》一种，见于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年铅印本），其内容与《归三十字母例》相似（周祖谟1983：957）。 需要说明的是，探讨中古音的声母系统，不论早期、晚期，上述字母资料都是重要的参考，虽然其产生时代应在晚唐以后，但凭借这些资料，参考对《切韵》系韵书的反切上字系联，以及其他文献记载，可以推知早期中古音的声母。职是之故，也将其列为早期中古音的基本资料之一。 这些韵书、字母等材料，详略不一，尤其是敦煌所出的有不少是只言片语，且漫漶不易辨认，后来经过王国维、刘复（1931，1935）、罗常培（1928，1931）、董作宾（1928a，1928b）、唐兰（1947，1948a，1948b）、丁山（1925，1928a，1928b）、魏建功（1932a，1932b，1936，1939，1940，1948，1951，1957，1958）、陆志韦（1939）、凌大珽（1939）、姜亮夫（1955，1987，1990）、方国瑜（1937）、周祖谟（1848a，1948b，1958，1960，1979，1983a）、王联曾（Wang 1957）、葛信益（1993）等前辈学者的细心考察，确立了这些韵书材料的史料价值，它们对于认识隋唐以后韵书体制的变革、语言的若干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限于篇幅，只能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无法求全。更多的相关文献亦可参看熊桂芬（2015：918—927）。 其中王国维关于《切韵》等韵书资料研究的论著收入《观堂集林》（卷八），具体篇目除了上引王国维（1983a，1983b，1983c），还包括《六朝人韵书分部说》、《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书吴县蒋斧藏唐写本〈唐韵〉后》、《书小徐本〈说文解字篆韵谱〉后》、《书〈古文四声韵〉后》、《唐诸家〈切韵〉考》、《李舟〈切韵〉考》、《唐时韵书部次先后考》、《唐〈广韵〉宋雍熙〈广韵〉考》、《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武玄之〈韵诠〉分部考》、《书王文郁新刊〈韵略〉张天锡〈草书韵会〉后》等共十余篇，俱见于《王国维遗书（一）》，363—408页。 刘复（1931）收集了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多种敦煌残卷，该书下辑所收为语言文字（韵书）方面的材料，包括：（一）《唐韵序》（《伯二六三八》），即周祖谟（1983）7.2小节；（二）《守温撰论字音之书》（即周祖谟（1983）一书的附录九，该书题作《守温韵学残卷》，后来学界引用时沿用此名，简称《伯二〇一二》，与刘复（1931）的编号不同；（三）《刊谬补缺切韵》（刘书称其为《伯二〇一一》），即周祖谟（1983）4.2小节，该书题作《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亦即习称的《王一》；（四）《字书》（即《伯二七五八》）；《字宝碎金》（《伯二七一七》）；《俗务要名林》（《伯二六〇九》）。另外，刘复（1935）所收“十韵”分别为：（一）蒋斧藏《唐韵》；（二）《王二》；（三）《切一》；（四）《切二》；（五）《切三》；（六）《王一》；（七）五代刻本《刊谬补缺切韵》（《伯二〇一四》）；（八）普鲁士学士院藏唐写本；（九）日本大谷光瑞藏唐写本；（十）《广韵》（古逸丛书本）。 魏建功撰《韵书研究纲目》具体写成时间不详，为魏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教学讲义。 姜亮夫于1935年自费赴欧游学，访求敦煌经卷，并专门抄录、摹写敦煌所出的各种韵书残卷，撰成姜亮夫（1955）一书，后在此基础上又编成姜亮夫（1990）。此外，姜先生还撰写了多篇专门研讨中古音韵资料的论文，后俱收入姜亮夫（1987），其中一部分曾单独发表于学报，大部分则收入《瀛涯敦煌韵辑》之中。这些论文包括《瀛外将去敦煌所藏韵书字书各卷叙录》（写作或发表年代不详）、《王静安先生所录〈切韵〉三种卷子校记》（1940）、《刘半农〈敦煌掇琐〉所录王仁昫〈切韵〉卷子校记》（1940）、《敦煌韵辑凡例与叙例》（1941）、《〈切韵〉系统》（1955）、《隋唐宋韵书体式变迁考》（1955）、《隋唐宋韵书反切异文表》（1955）、《敦煌诸韵书切语上字不见于〈广韵〉诸字谱》（1955）、《敦煌诸韵书切语下字不见于〈广韵〉诸字谱》（1955）、《瀛涯敦煌韵辑补逸》（应作于1980年以后）《诸隋唐宋人韵书小韵韵次异同考》（年代不详）、《吴彩鸾书〈切韵〉事辩及其征信录》（年代不详）、《从敦煌卷子推测唐人对〈切韵〉系统诸韵书之刊补大例》（1988）等。 方国瑜（1937）收录多篇讨论《切韵》系韵书的论文，包括《蒋斧藏唐写本〈唐韵〉跋》（1931）、《敦煌五代刻本唐〈广韵〉书残叶跋》（1931）、《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跋》（1931）、《隋唐韵书之渊源》（1932）、《〈切韵〉、《唐韵》序文校录》（年代不详）、《〈西域考古图谱〉所录唐写本韵书跋》（1933）、《故宫敦煌两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1937）、《唐写本三种韵书校目》（1937）、《隋唐韵书部目次第表》（年代不详）、《玄宗〈韵英〉考》（1937）、《隋唐音韵书目》（年代不详）等，该书“附载”还选录了陈垣、丁山等所写与《切韵》有关的研究论文四篇。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45年开始撰作，1965年定稿，1983年正式刊行。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国内（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龙宇纯（1968）、潘重规（1974）、尉迟治平（1994a，1994b，1998，1999，2004，2006a，2006b，2013）、余迺永（1974，1999）、黄耀堃（1984，2000）、叶键得（1988，1996）等先生在隋唐韵书资料研究方面都有卓著的成绩。上田正（1973，1975，1987）、平田昌司（1981，1982）、平山久雄（2015）等日本学者对《切韵》系韵书反切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也颇有贡献。其中潘重规（1974）收录了《巴黎藏P二七一七号字宝卷子校记》、《影写瀛涯敦煌韵辑P二七一七卷抄本》、《新抄S六一八九字宝碎金残卷》、《S六二零四字宝碎金残卷题记》、《巴黎藏伯二〇一二号守温韵学残卷校记》、《新抄P二〇一二守温韵学残卷》等论文。 韵书资料对中古音韵研究的价值，这里不能一一详论。各种残卷所反映的方言基础，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了异质成分，目前还不能说定。下面联系《切韵》系韵书，对若干声韵特点及其韵书史背景略做讨论。 （一）云匣、禅船、从邪相混。云、匣母在中古南北方言的读音表现不同，北方方言中的匣母为软腭擦音*ɣ-，云母为双唇近音*w-；南方方言中的匣母和云母都读作*w-，同时另有部分匣母字读软腭塞音*g-。这是南北方言口语音的表现，至于读书音，南、北方言并不大，用王国维的话说，“法言之书，用六朝正音”（《观堂集林》卷八页二三背）,亦即金陵、洛下的书音都是承袭“洛阳旧音”。中古南方（以江东地区为代表）的口语音是云匣相混的，这一点从《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的反切、日译吴音等文献资料都有所体现（郑伟2018a）。敦煌韵书残卷方面，《切三》“雲，户分反”，“月，户伐反”（据《十韵汇编》页四四、二七六），都是云、匣母互为反切上字的例子。 《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说的是中古南方方言里从邪相混、禅船相混。《切韵》系韵书，禅船相混的如“莳”字《广韵・志韵》时吏切，读禅母；同书平声卷又有“莳，又音示”，“示”字《广韵》神志切，读船母。从邪相混，如“粗”字在《切三》《王三》《王一》为徂古反，读从母；《王二》为似古反，读邪母。龙宇纯（1965）对《切韵》系各种韵书所见的禅船、从邪、云匣相混的又切作了较全面的整理，可以参看。 （二）歌、佳、麻韵的韵次变化。《王三》，宋本《广韵》的佳韵为上平声第十三，麻韵在下平声第九，离得很远。但实际上《切韵》系韵书的韵目排序是有规律的，即按照韵目所代表的字的韵母读音来排列。（李思敬1985：54；郑张尚芳2011：93；郑伟2015：258）魏建功（1957：73）也早就说过：“《广韵》的韵目次序是按照一定的声母系统排列的。这一个系统是以舌音当头的。”则是从另一个层面指出《切韵》系韵书的韵目选字的规律。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即《王二》）的排序与《王三》、《广韵》不同，按照“歌··佳··麻”来排。韵次的改变是实际语音的反映，所以周祖谟（1958/2004：288）认为：“佳列于歌麻之间，是佳不与皆音近，而转与麻相近。”熊桂芬（2015：896—906）将《王二》与其他《切韵》系韵书的韵次做了全面比较，指出九点不同，其中就包括歌佳麻的韵次变化。该书进而指出《王二》调整韵次的理据：“一个是根据变化了的语音做调整，一个是根据语音的近似度，主要是主元音的相似程度做调整。调整过后的韵次很多地方显得更科学、更合理，因而为后代的韵书所继承。”（熊桂芬2015：906）该结论我们也很赞同。 （三）歌戈、真谆、寒桓的分韵。孙愐《唐韵》将真谆、轸准、震稕、质术、寒桓、旱缓、翰换、曷末、歌戈、哿果、箇过当作不同的韵，于是韵目数量由陆法言《切韵》的一百九十三韵增至二百余韵。“魏鹤山所藏《唐韵》删第廿八、山第廿九，盖已增谆、桓二韵”（据《观堂集林》卷八页十一），“又以残本去、入二韵求之，去声代十九、愿廿五，是中间阙五韵。当有稕韵，而入声有术韵，是谆之去、入也。去声有换韵，入声曷、末亦分为二，是桓之去、入也。去声箇后有过韵，是戈之去。则别谆于真，别桓于寒，别戈于歌，皆始于孙氏。”（据《观堂集林》卷八页十五背）韵书的分韵原则是把主元音和韵尾相同的字归为一韵，否则便是不同的韵；介音的不同不应该影响分韵，比如开合、重纽虽有分别，但都在一韵。 《唐韵》始将歌、真、寒三韵中分出戈、谆、桓三韵，一般认为是由于合口介音影响了这三个韵的主元音，于是形成内部主元音的差异，《广韵》根据韵书的分韵原则，将这部分带合口介音的歌、真、寒韵字单独列出，成为三个独立的韵。但据平山久雄（2009a）的统计分析，留在真韵的尚有见组合口三等小韵、庄组合口小韵字，其余的真韵合口字才是后来的谆韵；真谆分韵并非纯粹以合口介音为条件，而是根据主元音是否为圆唇元音。可见，真谆分韵虽为既定事实，但合口介音影响主元音的具体程度须视不同声母条件来定，而且戈[*ɔ]、谆[*un]、桓[*ɔn]三韵在后来的语音演变中，主元音确实都倾向于圆唇。 （四）齐栘分韵。南宋魏了翁《鹤山全集》载《<唐韵>后序》曰：“此书别出栘臡二字为一部，注云‘陆与齐同，今别’。然则今韵从陆本，疑此本为是。”（据王国维《观堂别集·魏鹤山唐韵后序书后》卷一页九背引）蒋斧藏《唐韵》现存只有去、入二声字，平声字未见，且唐武玄之《韵诠》五十韵头也列有栘韵成西反，但有目无实。宋刻配抄本《古文四声韵》平声第十三为栘韵，位于齐韵之后，但正文未列归字，只有存目，且误作“移”，韵序也误作十二。其他中古韵书： 《切三》（《伯二〇七一》）齐韵 “臡”人兮反，又奴兮反。“栘”字“成栖反，又今□以支二反”。（据姜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卷三页十八引） 《王三》齐韵“臡”人兮反，又奴兮反。“栘”成西反，又余氏、以支二反。 《伯二〇一四》也仅有“臡”字，且只读人兮反。（据刘复《十韵汇编》页三十二引） 《伯二〇一五》“臡” “栘”二字紧邻，且各为单个小韵。“臡” 人兮反，“栘”成西反。（据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页七四八引） 泽存堂本《广韵》“臡” 人兮切，又音泥。“栘”成臡切。又余氏、以支二切。 中古韵书所见二字反切，除了归入支韵，都用齐韵字作反切下字，可见即便单列出栘韵，从反切上并不能表明它们跟齐韵字的不同。只有宋本《广韵》“栘臡”的反切可以系联，但仍在齐韵。按齐韵字在韵图时代只出现在四等位置，而“臡”、“栘”的声母分别为日、禅母，只跟三等韵字相拼。这种声韵配合的例外，对于以展示声韵配合关系为目的的韵图来说，也做了特别的处理。杨军（2007：120）在论《韵镜》列字时说：“栘韵本不与齐韵同，韵书盖以其韵字少且仅有平声而寄于齐韵者也，然则与东韵上声字寄于董韵、臻韵上声字寄于隐韵相类矣。栘字正当列于本位，然则《七音略》此字既讹为移，又误列于四等邪纽位矣。” （五）仙宣分韵。敦煌韵书残卷《伯二〇一四》第卅一韵为宣韵，虽然之前的一韵卷帙残缺，但无疑为仙韵。魏建功（1948）比较了《切三》、《王一》、《伯二〇一四》、《王三》四种，其中五代刻本《伯二〇一四》将其他韵书所见的仙韵字分作仙、宣两韵，合口字都归入宣韵，但唇音字仍在仙韵。周祖谟（1981：4）说：“《切韵》和《唐韵》的仙韵和薛韵的合口都是不单独分立为部的。惟宋夏竦《古文四声韵》所据唐《切韵》仙韵之后别出宣韵，而且上声狝韵的合口也分立为‘选’韵。现在这种刻本韵书既有宣韵，又有雪韵，上声部分或也也有选韵。敦煌所出唐守温韵学残卷《四等重轻例》内也有宣韵和选韵。这都是中唐、晚唐时期分韵的一个新的系统。”魏建功（1940/2001：463）说 ：“孙愐、李舟两书或相承属如所谓五代刻本所示，而孙书韵部之‘齐’后列‘栘’，自其他材料推求，或是初本所分，后不复别。乃‘仙’后列‘宣’，‘狝’后列‘选’（依守温《字母》卷子及《古文四声韵》），‘薛’后列‘雪’（依《法五五三一》），又当视为孙系刊补之作，后之视为李舟特征者，亦不过《篆韵谱》有‘宣’韵一目故耳。” 敦煌残卷《伯五五三一》第廿为雪韵，其前为第十九薛韵（据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页四八五和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页七六七所录该残卷摹本引，薛韵韵目未见，但为该韵无疑）。如姜亮夫先生所言，“试以此卷与《〔伯〕二〇一四》卷第二种、第七种校，无一不相胹调，盖为同属同板之残叶也。”（据《瀛涯敦煌韵辑》卷十六之一）作为五代刻本韵书，该残卷出现与宣韵相配的入声雪韵，有别于仙、薛韵，显然说明了仙宣分韵是唐末五代韵书的惯例。 上述第三条真谆分韵，在入声层面则是质术分韵。《古文四声韵》承袭《唐韵》韵目列有第五质、第七术韵，此外还有第六聿韵，收字包括“聿*j-卒*dz-戌（周祖谟[1983a：927]将“戌”字误写作“戍”字。）*s-卹*s-黜*ʈh-怵*ʈh-出*tɕh-”等七字，术韵字则有“术*ʑ-述*ʑ-繘*j-”等（据宋刻配抄本页八引）。从声母条件来看，彻、昌、心、以母字均有，并没有明显的规律。《伯五五三一》入声有三十六韵，比《四声韵》还多一韵，可见前者除有雪韵，还应有术、聿韵。 仙宣分韵与上述歌戈、寒桓、真谆分韵皆有可比之处。韵书的作者这么做，应该是基于仙韵内部开口字与合口字之间的实际语音差异。开合由介音体现，但介音的不同会影响后接主元音的音质，这也是事实。真谆分韵在《唐韵》、《广韵》均有反映，齐栘分韵也见于《唐韵》（至少见于魏了翁《<唐韵>后序》的描述），仙宣分韵在《唐韵》各本虽未见，但齐栘、仙宣分韵均见于《古文四声韵》。王国维《书古文四声韵后》说：“夏文公进《古文四声韵》，……其书平声齐韵后有栘韵。……仙韵后有宣韵，与小徐所据《切韵》、大徐所据李舟《切韵》同。”（《观堂集林》卷八页十六背）可见，不同版本的韵书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不能仅凭个别韵的分合来简单判定其亲疏。不同的韵书编者对某个韵的开合对主元音的影响程度可能有主观的判断，进而有不同的音位化处理也未可知。 二、音义类辞书 自东汉孙炎以来，反切注音之法开始流行，“至于魏世，此事大行”，“自兹厥后，音韵锋出”（《颜氏家训·音辞篇》），所以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诸多为先秦典籍做音注的学者，这些代表不同时代、地域的音切材料作为《切韵》的前身，可以用来观察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异同。 陆志韦（1963）以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为基本资料，归纳反切构造的原则，比如就反切上字的用字来看：（1）很少用二、四等字；（2）用曾摄舒、入声字的数量远远少于用宕摄舒、入声字；（3）收-t尾的全部集中于质韵字，收-n尾的则多为真、文韵字；（4）规避真正的合口字（开合不分的唇音字和东、模等独韵字不算）。这其中有些似乎没有还看不出有明显语音学规律的制约（至少目前看不出来），比如前面三条，但有些还是可以从语音历史演变做些考察，比如第（4）条，再如“切下字多用k-类，切上字多用-k、-ŋ类；切上字的主元音多是-o(u)类；作者以为是同一种势力的不同表现”（陆志韦1963：385），此处暂不置论。另外，陆文还详细考察了徐邈（344—397）、吕忱（生卒年不详）《字林》、郭璞（276—324）三位的反切材料，简单论及的还有孙炎、王肃、韦昭的反切，其他的（比如应劭、郑玄、服虔、薛综等）只提到名字，对其音切未做讨论。 日本学者坂井健一（1975）是目前在这一领域材料最丰富、讨论最全面的著作。该书分别讨论了二十家音切的声、韵类特点，除了陆志韦（1963）所涉孙炎、郭璞、徐邈、韦昭、吕忱、王肃等人，还包括刘昌宗、李轨、郭象、向秀、王元规、崔譔、沈重、戚衮、沈旋、谢峤、顾野王、郑玄、何胤、施乾等。通过分析各家反切，再加上《切韵·序》里提到的早于《切韵》的所谓“五家韵书”，对照《切韵》音系，可知东汉到南朝这段时期内汉语（包括部分方言）语音的特点。 为了便于比较，下面列出上述二十三家音切注家的姓名、音义或韵书名、籍贯、生卒年：（坂井健一1975：31—32） 郑玄 周礼、礼记、周易、尚书、论语、毛诗、左氏传 山东省高密 127—200年 韦昭 左氏传、公羊传、尚书、毛诗、尔雅、论语 江苏省丹阳 204—273年 孙炎 尔雅 河南省卢氏县 220—265(?)年 吕忱 字林 山东省曲阜 260(?)—310年 吕静 韵集 山东省曲阜 265—316年 郭象 庄子 河南省武陟 ?—312年 崔譔 庄子 河北省清河 265—316年 郭璞 尔雅 山西省闻喜 276—324年 徐邈 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左氏传、谷梁传、论语、庄子 江苏省丹徒 334—397年 李轨 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氏传、公羊传、庄子 湖北省武昌 317—420年 刘昌宗 周礼、仪礼 317—420(?)年 向秀 庄子 河南省沁阳 370—?年 沈旋 尔雅 浙江省吴兴 460—530(?)年 何胤 毛诗 安徽省庐江 446—531年 夏侯该 韵略 安徽省亳县 503—557年 沈重 礼记 浙江省吴兴 500—582年 王元规 左氏传 山西省太原 515—589年 戚衮 周礼 浙江省海宁 519—581年 顾野王 玉篇 江苏省吴县 519—581年 陆德明 经典释文 江苏省苏州 556—627年 阳休之 韵略 河北省玉田县 550—581年 李季节 音谱 河北省赵县 550—581年 杜台卿 韵略 河北省定县 550—581年 国内学者（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如简宗梧（1971，1986）、林平和（1976，1978）、高明（1978）、吴承仕（1986）、黄坤尧（1992，1998）、张金泉和许建平（1996）、邵荣芬（1982a，1995）、蒋希文（1999）、范新干（2002）、简启贤（2003）、沈建民（2007）、罗常培（2008）等，都是专门讨论魏晋各家反切的论著。日本学者平山久雄（1966，1979—1987，2009a，2009b，2010）则对敦煌《毛诗音》的反切研究最为详谵，平山先生提出的反切“类一致”“开合一致”原则都是重要的发现。 唐初以降，仍有多家注音材料，与《切韵》音系大同小异。如颜师古（581—645）有《汉书》音注（作于唐贞观年间）（董忠司1978；谢纪锋1987、1992a、1992b），钟兆华（1982：41、46）认为，虽然“颜师古本人没有说明他的反切的来源，是自己的还是采用别的人的”，但是，“从种种关系看，陆法言的《切韵》最有可能为颜师古采用。时间上说，离的最近；内容上说，是当时集大成的一部韵书；学术渊源上说，又是颜之推等‘多所决定’的。”至于颜师古的《汉书》音注的方言基础，“从颜师古所处的条件说，他以长安话为中心的关中方言作为注音的依据，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钟兆华1982：9）。 颜师古曾为《急就篇》做音注，其注叙有“秘书监弘文馆学士上护军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明清之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晋夏侯湛抵疑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救》，习甲子。”黄汝成集注曰：“《急就篇》唐有颜师古注，宋有王伯厚注。伯厚又自作《姓氏急就篇》，皆所以便小学者。”（顾炎武1994：760）不过，《急就篇》的个别注音与《汉书》注音并不一样，例如：（大岛1981：21） 鹖〔汉〕音芬，字本作鳻，此通用耳……，音曷非。（〈列传五九〉） 〔急〕音曷（〈卷下〉） 釭〔汉〕音工，流俗读之音江，非也。（〈列传六七下〉） 〔急〕古红反，音工、古双反、又音江。（〈卷下〉） 若《汉》、《急》二书的音注都出自颜师古，不免让人生疑：为何同个字在不同书中的注音有别？此外，《急》还有几处引用了《广韵》的注音材料。如：（引自大岛正二1981：22） 钅焦，子消反，音谯，广韵音焦。（〈卷下〉） 萭，王矩反，广韵音矩，又萭。（〈卷上〉） 翟，广韵翟音狄。（〈卷上〉） 瓮，广韵于容反。（〈卷下〉） 如《急》音注确出自颜师古，不应该引用比他晚的《广韵》，说明这是后人增补的。这样一来，在利用《急》的注音材料时便要小心。 李善（630—689），初唐江都（今扬州江都）人，曾作《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注六十卷，其中的注音材料包含反切、直音两类，至少有一千五百余条。由于写作时代只比《切韵》稍晚几十年，因此是中古音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据徐之明（1994）的研究，“李善音是契合南北两地官音的读书音”。《新唐书·艺文志》：“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又《音义》十卷。”看来当时给《文选》注音的不止李善一家。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列有《文选音决》十卷，当与此有关（张洁1999a，1999b，2011；徐之明1999）。 唐李贤（653—684）曾与当时其他几位学者共同为《后汉书》（南朝范晔撰）作注，包括注音材料。据孙玉文（1993），除直接引用旧注外，李贤等的音注包括反切一千一百余条，直音六百五十余条。李注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反映的是读书音系统，《后汉书·班超列传》“龟兹”条下注：“《前书音义》龟兹音丘慈。今龟音丘勿反，兹音沮惟反 , 盖急言耳。”“龟兹”的注音取自应劭，不用今音。第二，反映的是唐初语音，以当时的长安音为基础。 唐卢藏用，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其生卒年大约为670—722年，曾撰《春秋后语释文》，包括反切、直音近五百条。二十世纪初陆续发现的敦煌出土的六朝唐人写卷中也有《春秋后语》及《春秋后语释文》（编号“斯1439”）残卷（张金泉、许建平1995：316—361）。据郑荣芝（1998：161），“卢藏用晚陆法言（562—？）一个世纪，总体而言，其语音与《切韵》仍大致相同，而有迹象显示某些音变现象已开始发生。” 唐颜元孙出生于七世纪六十年代，其高祖父为颜之推，曾编着《干禄字书》，此书本来是用来正字的，交代哪些写法是俗体，哪些是通行体。书中汉字的编排体例反映了《切韵》系韵书的体制，同时注语中也有反切。据王显（1964），（1）该书的小韵顺序不同于《王三》和《广韵》；（2）大韵顺序不同于《广韵》，而与《王三》基本相同；（3）个别小韵和个别字的归类不同于《王三》或《广韵》；（4）韵部数目少于《王三》，尤其少于《广韵》；（五）韵类与音韵结构与《王三》、《广韵》相同。此外，由于该书所收的字并非都有反切，无法做全面的反切比较，因而“不能断然说他〔引者按：指颜元孙〕所混合的韵部就是反映着语音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全面地解释所有混合的韵部来看，从一前一后的玄应和张参所记录的长安语音来看，假定颜书混合的韵部是实际音值已经变化的反映，有着种种困难。 唐开元间任朝散大夫的司马贞曾着《史记索隐》，其成书年代具体已难考证，应在公元719—736年之间（大岛正二1981：26）。据游尚功（1988），该书有不重复的音切材料一千八百余条，庶几可用以考察《切韵》到唐代中期的语音变化。张守节《史记正义》成书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其音注在于“正音”，消除南北方音对标准音的影响（游尚功1995），“然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鉅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今之取舍，冀除兹弊。”（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论音例》引）剔除引用旧注和重复的音切，《史记正义》共有近九百条可用的反切材料（黄坤尧1993，1994a，1994b；龙异腾1994）。 何超，唐初洛阳人，着有《晋书音义》（写作时代当不晚于747年，《晋书》一百三十卷，为唐房玄龄（579—648）等奉敕编撰，据邵荣芬（1981：12），该书包含反切三千九百余条，另有两千七百余条直音材料，“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以洛阳话为基础的《〔晋书〕音义》语音系统与《切韵》音系之间的差别还是如此之小，这在同时代的语音资料还没有找到其他例子。这说明《音义》和《切韵》确实具有共同的语音基础。”邵先生所说的洛阳话，指的是洛阳方音，它跟《切韵》音系的方言基础也还略有不同。 与何超同时代的张参撰有《五经文字》（书成于775年）。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唐人以《说文》、《字林》试士。其时去古未远，开元以前为改经文之日，篆籀之学，童而习之。……大历中，张参作《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开成中，唐玄度增补，复作《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全书有音切两千五百余条，“因为《〔五经〕文字》的时代距离《切韵》比较近，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切韵》以后音变的最早记录。”（邵荣芬1964：230） 唐孙愐根据《切韵》编定《唐韵》，序成于开元年间（713—741）。封演《封氏闻见记》（书成于788年）卷二“声韵”条：“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尔后有孙愐之徒，更以字书中闲字酿于《切韵》，殊不知为文之匪要，是陆之略也。”五代宋初徐铉（916—991）、徐锴（920—974）世称大、小徐，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兄弟二人都曾为许慎《说文》注音，大徐《说文·序》：“《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孙愐《唐韵》行之已久，今并以孙愐音切未定。”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多定也。切字，铉等所加也。”原注：“赵古则《六书本义》曰：‘汉以前未有反切，……今《说文》反切乃朱翱以孙愐《唐韵》所加’。”钱大昕曰：“朱翱自造反切，与《唐韵》反切不同。赵古则非是。”可见，大徐本《说文》的反切与孙愐《唐韵》有继承关系，可作为《切韵》音系研究的参考资料，虽然大徐本反切、蒋藏本《唐韵》与宋本《广韵》之间也有字音上的差异（严学宭1937）。小徐本《说文系传》所用的反切本之于南唐朱翱，是晚期中古音的体现。 佛经音义方面。唐京师沙门玄应《一切经音义》作于贞观十九年后，根据周法高（1948：376；1963：9—10）的考察，玄应《音义》与《切韵》音系大致相同，但前者不可能是对后者的因袭，因为“玄应书中从未提及陆法言《切韵》，《音义》中一字一音可以有几条不同的反语，和《切韵》也不大同。采用像《切韵》这样严密的声韵系统，而随便改换其切语上字，本身虽非韵书，而大体不致错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有些地方，音义虽比不上《切韵》的细密，而有些地方，却比《切韵》精细。假使切韵是人为的声韵系统，而为玄应所采恐不会如此”，“切韵和〔玄应〕音义的作者都大体根据一个语音作反切……陆法言作切韵，玄奘译经，和玄应作音义，都大体根据当时的长安士大夫阶级的读书音，所以大都相合。”因此，根据玄应音义的材料，既能看到中古前期音的诸多特征，也能间接证明，《切韵》并非杂糅古今、南北方音的综合音系，而是有着实际语音基础的单一音系。王力（1980：18）也认为玄应音义与《切韵》音系之间的语音差别不大，但就两者的音系基础而言，与周法高先生还有些不同，“玄应既是长安的和尚，他的反切必能反映唐初首都长安的语音系统。这是汉语史的宝贵资料。另一方面，陆法言的《切韵》并不反映隋代的长安语音系统。否则，玄应一切经音义和陆法言《切韵》的差别不会那么大。陆法言自己声称，他的切韵是‘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写成的，当然不是一时一地之音。”王力（1936/1958：2）早说过类似的话，“《切韵》所定的语音系统竟近似于潘耒的《类音》，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记录。”也就是说，王力承认玄应音系反映长安音，但没有说明是长安口语音还是长安读书音，又主张《切韵》是综合音系，都和周法高先生及我们的看法不同。 慧苑（生卒年约为670—750），唐代京兆（今西安）人，幼时出家，“内外兼通，《华严》一宗，尤所精达。以新译之经，未有音义，披读之者，取决无从，遂博览字书，撰成二卷，俾读之者，不远求师而决于字义也。”（据《开元录》卷九引）陈垣先生（2005：54）说：“《华严经》开元以前有二译：一、东晋义熙末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玄应《音义》卷一所音者是也；二、唐武后证圣间实义难陀译，八十卷，慧苑所音者也。……《开元录》、《宋僧传》，皆《四库》所著录，清儒不考，故不知慧苑为华严藏门人。……慧苑既为华严藏门人，则盛唐时人也。”《慧苑音义》共反切近八百条，写成的年代稍早于《玄应音义》（大岛正二1981：35），书约成于720年。日本学者水谷真成（1994）收录了多篇关于慧苑、慧琳音义的考证文字，并编有《佛典音义书目》。 关于慧琳音义，黄淬伯（1931）、河野六郎（1955）等都是早期的开创性研究。从初唐到中晚唐，标准音的基础从洛阳音转为长安音。学界常将玄应音与慧琳音作为这两种标准音的代表性文献。前者与《切韵》音系相当接近（周法高1948），然而到了中唐以后，《切韵》音系与北方口语及书面语的差别已经相当明显，“清”“青”之别在北方已不复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只有在当时的南方才能觅其踪迹，于是《切韵》被斥为“吴音”（李涪《刊误》卷下“切韵”条），著者陆法言也被误判为“吴人”（苏鹗《苏氏演义》卷上）。语音演变的时间先后在空间上表现为方言差异，亦即早期的音韵特征在方言里变成了存古成分，所以说“唐代的吴语可能有很多语音成分与《切韵》系统相同，而且北方文士对此也比较熟悉”（储泰松2014：76）。唐代始出现“秦音”一说，其特征可见于陈廷坚（或作元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慧琳《一切经音义》、武玄之《韵诠》等韵书。王国维说：“慧琳音义于《韵英》及《考声切韵》外多引《韵诠》三书，皆当时正音。琳师为疏勒人，其入中国，殆止习关中语，故独有取于此也。”（据《观堂集林》卷八页二五背引） 慧琳音义反映的诸多语音现象，如侯尤入模（如“浮扶”同音）、上声变去（如“抱暴”同音）两条是秦音和吴音的重要区别。慧琳音义所见其他材料（储泰松2014：79），未必具有南北方言的系统差异可言，如“髀”字“北人”蒲米反（齐韵）、“江南”必尔反（支韵）；“晒”字“北土”霜智反（支韵），“江南”所隘反（佳韵），看不出南、北方言音韵演变不同的规律。又“打”字“吴音为顶”，也跟现代吴语读德冷切（梗韵）而非迥韵的事实相反。 暂先置长安音和洛阳旧音的方言差异不论，慧琳音和《切韵》音可以分别代表晚期中古音和早期中古音。例如：（一）禅船母相混；（二）三四等韵与一二等韵反切上字不同；（三）止摄支脂之微四韵合并；（四）蟹摄三四等韵合并；（五）梗摄庚三清韵合流；（六）通摄东三和钟韵唇音字相混；（七）臻摄真韵重纽三等字与欣韵相混；（八）咸摄严凡盐韵相混；（九）侯尤韵唇音字与遇摄字合并；（十）轻唇音字的三等腭介音失落；（十一）元韵与仙韵重纽三等字相混等。当然，慧琳音也有其保守的一面，比如云母和以母的分别，鱼韵和虞韵的分别，梗摄和曾摄入声的分别等。（麦耘2002） 如果将“安史之乱”（755）看作是早期中古音与晚期中古音的分水岭，那么上面提到的隋唐时期的音韵史资料，可以按其时代排列如下：（据大岛[1981：37—38]引，部分音韵史文献是我们补入的） 陆法言《切韵》（601）—《汉书音义》（641）—《急就篇音义》（727—644？）—《文选音义》（658）—《玄应音义》（661）—《后汉书音义》（676）—长孙讷言《切韵》（677）—《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706）—《春秋后语释文音义》（720年之前）—《干禄字书》（710—720年前后）—《史记索隐音义》（719—736？）—《史记正义音义》（736）—《晋书音义》（740）—孙愐《唐韵》（751）—《慧琳一切经音义》（785—820）。 三、诗文押韵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说：“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顾氏第一种即指《关雎》一、二、四句末字“鸠、洲、逑”入韵，三句“女”字不入韵。第二种即指《卷耳》二、四句末字“筐、行”入韵，一、三句末字“耳、人”不入韵。第三种即指《考槃》四句末字“涧、宽、言、谖”均入韵。 西汉、东汉可以看作是上古音向中古音的过渡阶段，尤其是东汉，已经具备了若干中古音的特征。整理汉魏至六朝的诗文押韵，并将其分别与上古韵部、中古韵类相比较，是考察汉魏、六朝音的基本途径，尤其是汉魏时期，不像六朝，已有不少韵书出现，还可以通过各家反切来探求六朝音，汉魏音的基本只有押韵资料可用，西汉还有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经法》、《五十二病方》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春秋》等）、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张家山汉墓竹简（《引书》）等出土文献中的通假字可用，声训材料则有西汉刘熙《释名》、东汉《白虎通》，但通假、声训有其不确定性，所反映的汉字声韵的信息不一定很精确。因此，诗文押韵是汉魏六朝音韵的重要参考资料。于海晏（1936）、罗常培和周祖谟（1958）、王力（1936）、李荣（1961—1962）、林炯阳（1972）、丁邦新（Ting 1975）、何大安（1981）、周祖谟（1982，1983b，1996，2000a，2000b）、邵荣芬（1982b，1983a，1983b）、舒志武（1992）等学者在这一领域均有论著发表。 用诗韵来考证语音发展，有时候要注意到不同时代押韵标准的区别，而不是语音的实际发展。如果着眼于历代标准音，我们会发现，上古音分韵严格，韵部三十个左右，现代音的韵母也仅有四十个左右，而《切韵》系韵书所归纳的韵母，除去平上去入的不同，至少也有八九十个，所以学界常说汉语语音史是灯笼形，中间大、两头小。丁邦新（1975：291）根据王力（1936）、罗常培和周祖谟（1958）的研究，提出“两汉的音韵与上古音的分别不大”，“南北朝的音韵与中古的不同也很有限”。王力（1936/1958：55）说：“用韵的宽严似乎是一时的风尚：《诗经》时代用韵严，汉魏晋宋用韵宽，齐梁陈隋用韵严，初唐用韵宽（尤其对于入声）。”周祖谟先生（1996：1）也说：“齐梁陈隋诗文的押韵经过分析研究，阴声韵分为十七部，阳声韵与其相承的入声韵各为十九部，共五十五部，远比晋宋时期分得细了。齐梁陈隋时期分韵所以加细，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语音已有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诗文作家善于区分韵类，用韵要求精细。……如沈约、谢朓、刘勰、何逊等人审音辨韵特为精细，其对《切韵》的分韵影响更大。”此外，运用标准语抑或方言作为押韵标准，也会随作者的习惯而异，因此在使用这类材料时需要小心，立论时以之为旁证更妥一些。 如果用“四声一贯”的标准来看周秦两汉的诗文押韵，那么这宗材料可以反映去声独立至晚到魏晋才实现。段玉裁说：“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六书音韵表》卷一页十九）再从谐声来看，不少谐声字中只包含中古的去声和入声两类字，而排除了平、上声字，说明这类去、入声字在先秦只是一类（或者说“去为长入”）。古音学家划分出至部、队部、祭部等上古韵部，正是看到了这种去入关系。中古泰夬祭废四韵仅有去声，而无平上入字，正表明它们作为去声字，先秦实为长入，较晚才从仅有去入的谐声系列中分化出来。 《切韵》之前的韵书，最早的李登《声类》、吕静《韵集》等都已经亡佚了，我们在分析《切韵》的分韵时，可以参考《王三》等韵书的韵目下注出的魏晋南北朝“五家韵书”的韵类分合，以及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家的诗文用韵。周祖谟（1963：60—61）对齐梁陈隋之间南方（齐、梁、陈）和北方（北魏、北齐、北周）的押韵情况做了分类观察，并结合《切韵》韵目的小注，发现“《切韵》的分韵大部分与梁陈时期南北诗文押韵的部类相合。颜之推、卢思道等人的诗文用韵也大致与上表（引者按——指见于周祖谟[1963：60—61]的齐、梁、陈、隋之间韵文押韵的部类与《切韵》韵目的比较表）相同。” 四、域外汉字音 中古音韵研究的一大宗域外资料，是见于各类外语及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字音（Sino-Xenic），学界讨论较多的，有梵汉对音、日语吴音（Go-on）、日译汉音（Gan-on）、越南汉字音（Sino-Vietnamese）、朝鲜汉字音（Sino-Korean）、藏译汉音、夏汉对音等几种。 梵汉对音所代表的时代，从东汉到中唐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因为自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以来，不断有佛经被译作汉语，来自不同地区的译经僧人带有不同方言背景，可能会使得梵汉对音材料既有时代特征，也有地域特征。俞敏（1984）指明其搜集的二十余家梵汉对音材料的时代为后汉三国，译经所代表的语言可能不是梵文（Sanskrit），而是巴利文（Pāli），至于其方言基础，“三国里有译场的只有魏国的洛阳和附近、吴国的建业（支谦竺律炎在吴国武昌译过经；分量极少……）这两处的方音大致是统一的。颜之推说过，语音清正的地方‘独金陵与洛下耳’，正反映这一点”（俞敏1984/1999：2），说明当时译经用的应该是金陵、洛阳的标准音。这两地虽然一南一北，但其标准音几无差别。刘广和（1991a，1996）用东晋法显、佛陀跋陀罗、僧伽提婆等的对音，对东晋中原洛阳方音的声韵系统做了探索。上文引述过段玉裁“去声备于魏晋”的看法，绝大多数泰夬祭废字在东晋译经中仍然对译塞音韵尾，如：世贳śat、逝jais、卫vas/vat、罽kas/kār/ka(n)（祭韵）；会vās、奈㮈ṇas、赖raṣ、害hat、旆vas、贝pas/pat（泰韵）；贝（薄迈切）vaji（夬韵）；吠vai（废韵）。 尉迟治平（1982、1984）用北周、隋代阇那崛多、阇那耶舍、耶舍崛多、达摩笈多等四位经师在长安所译的佛经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时期的长安方音。施向东（1983）所用玄奘（600—664）和柯蔚南（1991）所用义净（635—713）的对音都反映了唐初中原方音。刘广和（1984，1991b）所用不空（705—774）反映了八世纪的长安音。 与中古音韵有关的日本汉字音，主要有吴音和汉音两种（藤堂明保1959）。吴音代表了公元六、七世纪前后中国江南地区的方言，汉音代表了中晚唐的标准语长安方音。严棉（1994）认为日本汉字音跟闽语，尤其是闽南语经历了相同的音变，日译吴音借自古闽语而不是吴语，但因为现代吴语（尤其是浙南吴语）和闽语在诸多特点上是一致的，“吴闽同源”也是学界大多数人的看法，所以吴音和中古以后的吴语的关系是无疑的。日译吴音一方面保留《切韵》音系（或更早阶段）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保留了中古南方口语的一些特征，包括： （一）匣母开口读g-（沼本克明1995；郑伟2018a），如：何ka、瑕ke、狐kio、骇gai、豪gu、后ko、含gam、闲ken、麧kitʃi、涸kwaku、项koŋ、弘guŋ、幸kaŋ、红gu。 （二）齐韵开口读洪音-ai，如：帝tai、礼rai、济sai。梵汉对音里的齐韵字，对梵文的-i、-e、-ai都有，不能只凭它来判定中古齐韵的读音（柯蔚南1991）。 （三）鱼虞有别。鱼韵读-jo或-o（吴圣雄1991），如：鱼gjo、除djo、女njo、吕ro；虞韵读-ju或-u，如：喻ju、雨u、具gu、株sju、须su。虽然吴音未必准确反映了中古鱼韵的实际音值（当时鱼韵应读不圆唇主元音），但至少反映了韵类上的分别。 （四）纯三等韵开口字读圆唇元音，如元韵开口读-on，如：献kon、建kon、言gon；欣韵开口读-on，如：勤gon。严韵开口读-on，如：严gon。纯三等韵只跟唇牙喉声母相拼，其韵母主元音均为央后元音，而这类元音更倾向于往圆唇化的方向发展。痕韵开口读-on，如：恩on、根kon、垦恳kon，也与此有关，因为中古痕韵字的主元音，学界普遍同意是拟作*-ə的。 （五）梗摄三四等读低元音（平田昌司1995）。如：荆gyau、秉pyau、戟gyaku（庚三韵）；祯tyau、盛zyau、掷tyaku、奕yaku（清韵）、屏byau、铃ryau、经kyau、霹byaku、击gyaku（青韵）。 由于某些音类从中古前期的洛阳书音到中古后期的长安音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以及译音材料本身有不能准确反映音值的局限性，日译汉音在很多方面和日译吴音相同，如：歌韵开口读-a、支脂之微韵读-i、覃谈寒韵字读-an、痕韵字读-on等。有些特征，无法判断是汉音的存古还是创新。如寒韵入声字的锐钝分韵在北京话中仍然保留，如“葛达”不同韵，这是《切韵》以后的语音演变，而吴音和汉音的寒韵字不论舒入或声母的锐钝，主元音一律写作-a。 汉音与吴音相比的创新之处，比如上述元韵字在汉音读-en，如：言gen、建ken；欣韵字读-in，如：近kin、隐in、欣kin；齐韵开口读-ei，如：礼rei、西sei、鸡kei；梗摄开口读-ei，如：京kei、命mei、精sei、逆geki、昔seki、经kei、的teki。（马伯乐2005）这些特征是中古音演变的结果。 关于朝鲜汉字音（高丽译音）的时代，马伯乐（Maspero 1920/2005：16）说过：“现存的朝鲜译音不能用于中古汉语研究。我原则上认为现在的读音实际上就是以五世纪吴方言为基础的新罗音，可是它也受到了以唐代北方方言为基础的高丽音的影响，在古音产生混淆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突出。”朝鲜译音反映了中古音的部分特征，如重纽三四等的分别（聂鸿音1984），支韵开口重纽三等读-ɯi、重纽四等读-i；真韵开口重纽三等读-ɯn、重纽四等读-in。 罗常培（1933）讨论的几种藏译汉音材料，如《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中宗要解》和注音本《开蒙要训》，都是敦煌藏经洞所出残卷，张清常（1963）讨论了《金刚经》的藏译汉音，高田时雄（1988）在罗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余种藏译汉音或藏文的汉字注音材料。材料的时代和地域方面，罗书指出其“可以代表五代时候的敦煌方音”。至于西夏文献中的汉字译音，以《番汉合时掌中珠》为代表，其年代为1190年左右，“西夏国区域占有今日陕西的北部、甘肃的西北部，那么它那汉译音当然也出不了那几处的方音”（王静如1930）。而日译汉音的语音标准是唐代长安音，所以说这几种材料都是中唐以后西北方音的代表，虽然时代上略有早晚，但目前来看，其内部一致性较强。例如： （一）次浊鼻音声母读作同部位塞音。中古明微母在《千字文》等藏译汉音材料中都用藏文的[’b]（[’]是对藏文字母འ的转写，也有转写成[ɦ]的）或[m]字母来对译的都有，泥母则用藏文[’d]或[n]字母来对译，疑母字用藏文[’g]字母来对译（罗常培1933：17、19、24）。龚煌城（1981）通过观察《掌中珠》里汉与鼻音字的西夏对音及相关的藏文对音，提出当时的汉语西北方音的阳声韵声母保持m-，入声韵的声母变为mb-。阴声韵是单高元音多作mb-，复元音作m-。中古泥母字也是类似的情况，比如“能泥涅”等字读*nd-，疑母字“银砚言验玉”等字读*ŋg-。同样地，日译汉音也把鼻音声母译作同部位塞音，如：宁dei、泥dei、迷bei、玉狱giok、鹅ga。 （二）全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字不论平仄读送气清塞音和塞擦音。罗常培（1933：27）指出，“全浊声母只有在《大乘中宗见解》里除去定母的仄声以外，已然大部分变成次清，在其余三种藏音里大体还都保持它的本音。”西夏文的某个字同时用中古次清和全浊声母字来注音，如“铺菩蒲薄泊葡”对译西夏文的phu1，“他达”对译西夏文的tha1，“天田甜电殿”对译西夏文的thɪ̯e1，“起气其”对译西夏文的khi2（龚煌城1981）。 《大孔雀明王经》汉译密咒里的不空汉字对音，显示並母字对bh-、定母字对dh-、群母字对gh-。梵文的b、d、g用汉语鼻音声母字来对译（刘广和1984）。可见八世纪的长安音全浊声母字可能在向次清化方向演变，鼻音字带塞音成分也跟藏译汉音及后来的夏汉对音相同。 （三）中古宕梗摄字的鼻韵尾弱化。罗常培（1933：30—31、64）说：“宕摄字在《千字文》跟模韵对转，而《阿弥陀经》跟《金刚经》读aṅ, ……梗摄字在《千字文》跟齐韵对转，……有几个残余没变的便跟‘曾摄’的登蒸两韵一律写作ei。”刘广和（1991a）指出八世纪不空译音中的部分宕摄字译作-a，如：忙莽ma、囊曩na、娘穰n᷉a、仰n᷉a；梗摄清青韵字在咒语对音里一律没有鼻韵尾。从《掌中珠》看到的十二世纪西北方音，也是类似的情况，“凡今音iŋ，古音ĭəŋ、ĭeŋ、iɒŋ、iɛŋ，西北方音为iə᷉类音的，在西夏都是e”。（王静如1930） 越南汉字音（安南译音）跟朝鲜译音一样，时代层次也比较复杂。越南汉字音的主体层大概是晚唐以后的长安音（三根谷彻1972，1993），所以反映了晚期中古音后期的特征，而古汉越语是《切韵》时代以前传入越南的汉字音，秦汉、魏晋、南朝时代的音韵特征均有可能出现。如寒山合并、宕江合并是中古后期的特征，庚二庚三有别、药觉有别是《切韵》时代的特征，鱼虞有别、麻佳同韵则是中古以前的特征。 五、结语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古音韵研究中主要涉及的四类历史性资料：《切韵》系韵书、音义类辞书、诗文押韵、域外汉字音。每一种资料都有其特别的价值及局限，本文在介绍前人的研究的同时，着重说明了不同资料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中古音的音类分合、音值表现等特点。总的来说，《切韵》系韵书和音义类辞书是最可靠的内部资料，域外汉字音是音系折合的产物，拿它来分析音类分合比拿来探讨音值变化更为可靠，诗文押韵即便在表现音类分合方面，有时也未必准确，更何况押韵习惯经常因时因地而已，所以说只适合作为参考。 参考文献 曹 洁.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陈 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储泰松.佛典语言研究论集.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丁 山.唐写本《切韵》残卷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切韵专号.25—27期合刊， 1925/1928a：57—59. 丁 山.唐写本《切韵》残卷续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切韵专号.25—27期合刊， 1928b:60—61. 丁 山. 《切韵》逸文考.“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切韵专号.25—27期合刊，1928c:6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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