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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以下简称静嘉堂藏本）是当今存世的最早的李白全集版本，这一点早已为学术界公认。本文不揣鄙陋，试对一些问题再作一些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一、版本渊源 李白在世时，即已名满天下，他本人亦有编纂文集的愿望。在广陵与他的崇拜者魏颢相见后，李白曾“尽出其文，命颢为集。”1上元二年（761），魏颢编成了《李翰林集》二卷，并为之作了序。宝应元年（762），李白往依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疾亟之际，将手稿万卷托付给李阳冰，并嘱其作序。由于安史之乱，李白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2故宝应元年十一月，李阳冰为李白《草堂集》作序时，即云“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3 关于李白集的卷数，《旧唐书·李白传》云，李白“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别集类有“李白《草堂集》二十卷”，为“李阳冰录”。 至北宋真宗咸平年间，乐史在李阳冰编《草堂集》十卷的基础上，又收集了诗歌十卷，校勘排为二十卷，名为《李翰林集》。他又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中所藏的李白的赋、序、表、赞、书、颂等杂著亦排为十卷，名为《李翰林别集》，4共收录李白诗歌776篇。治平元年（1064），宋敏求在乐史所收录的776篇的基础上，又得到王溥家藏的李白诗集的上、中二帙，内有乐史所未收之李白诗歌104篇。熙宁元年（1068），他又得到了魏万（即魏颢）所纂的李白诗集二卷，在其中捡出乐史本所阙的44篇；再加上广泛搜求唐类诗诸编、刻石、《别集》，又得到77篇，总合1001篇，连同杂著65篇，合为三十卷本《李太白文集》。此后，曾巩曾对此集中所收诗篇进行考定，于每类题下，注李白行踪，以寓编年之意。元丰三年（1080），苏州太守晏知止将此书授与毛渐校刊于苏州，世称苏本。南宋时，苏本已佚。陈振孙云：“家所藏本（笔者按，指《李翰林集》）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著。首载阳冰、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载新史本传，而《姑孰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歌行亦附焉。复著东坡辩证之语。其本最为完善。别有蜀刻本大小二本，卷数亦同，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歌诗，而杂著止六卷。以校旧藏本，篇数如其言，然则蜀本即宋本也耶？然则蜀本盖传苏本，而苏本不复有矣。”5陈氏从苏本后毛渐题“以宋公编类之勤，曾公考次之详，而晏公又能镂板以传于世”以及与其家旧藏本的对照比较，推断出蜀本传自苏本。这一点，后世学者大抵无异议。静嘉堂藏本，即渊源于此。 二、版式及篇目 静嘉堂藏本，版匡高五寸九分半，宽三寸四分半，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注双行，白口，左右双栏，版心记刊工姓氏，版心鱼尾下记“李几”，下记叶数。目录首行题“李太白文集目录”，次行低一格曰“第一卷”，三行低二格罗列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李华《翰林学士 该本从第二卷至第二十四卷收录李白歌诗，按乐府、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等十九个类别分别排列。凡同一类别，分散在不同卷中者，则再分上、中、下或一、二、三、四等。第二十五卷至第三十卷所收为文，记有古赋8篇、表3篇、书6篇、序20篇、赞16篇、颂2篇、铭2篇、记1篇、碑5篇、文2篇，合65篇。 宋敏求在《李太白文集后序》中记载此本所收李诗为1001首，实际只收998首。因为第十四卷收录了魏万的《金陵酬翰林谪仙子》，第十六卷收录了崔宗之的《赠李十二》，第十七卷收录了崔成甫的《赠李十二》。这三首都是他人赠李白的诗作而非李白诗歌，却被宋敏求列入李诗目录并记入李诗数目。 三、避讳情况 众所周知，宋刻本避讳极严，其中尤以官刻为甚。不仅要避本朝皇帝的名讳、庙讳，而且连嫌名（与姓名音同音近的字）也要避。以北宋为例，需避的有：始祖玄朗、翼祖敬、宣祖弘殷、太祖匡胤、太宗炅、真宗恒、仁宗祯、英宗曙、神宗煦、徽宗佶、钦宗桓。其他如嫌名徵、竟、镜、树等亦要避。 静嘉堂藏本由于不是官刻，避讳情况不是特别严格。综合起来说，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几乎必避者。即绝大多数几乎都避，只有个别情况下有所忽略。此类字有玄、朗、敬、惊（繁体写作驚）、殷、匡、贞、祯、徵等。这些字在书中多数以缺末笔的方式避讳，只有少数几处或一处不避。 二是几乎不避者。即多数情况下均不缺笔，只有个别情况下避讳。此类字有竟、镜、境、树等。 三是有时避有时不避者。此类字有桓、恒、弦、絃等。 此外，一些应当避讳的字，如“炅”、“曙”等，在此本中只是偶尔出现，亦未避。这种避讳不甚严格的现象，在其他坊刻宋本中亦每每出现，后世学者往往不解其故。笔者仔细审查对照了此本，发现一种情况是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卷中出现，而这些卷的刻工是不同的人，所以有的避有的则不避。如“竟”字，在第二卷《古风》中，均不避。惟在第十一卷中出现两次则均避。再如第二十卷《姑孰十咏·桓公井》之“桓”字，在目录卷中缺末笔，到了正文中却不缺笔。第二种情况是同一个字在同一卷中出现，竟也有避有不避。比如第十二卷《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闲窥石镜清我心”之“镜”就缺末笔，而同卷中下一首诗《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中“石镜挂遥月”、“开帆入天镜”两处均不避。同样第十六卷《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并序》一文中，“桓公累徵”之“徵”不避，而“当徵贾生”之“徵”则避。这种情况看来只能理解为由于不是官刻本，把关不严，因而在避讳问题上每每有所忽略。 需要注意的是，此本宋讳避至“桓”字，自“构”字已不避。这也说明，该本刻于北宋末年，是宋敏求、曾巩考次的第一传本，时间上当在咸淳当涂本之前。 四、印章及递藏经历 藏书印章是鉴定古籍版本、考查递藏经历的有力根据。静嘉堂藏本旧藏太仓王敬美家，在清代曾历经徐乾学、黄丕烈、蔡廷相、汪士钟、陆心源等藏书大家收藏，留下了诸多藏印。 “昆山徐氏家藏”、“乾学之印”、“健菴”三方为昆山徐乾学藏印，钤于目录处。徐氏为康熙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又任过《明史》总裁，《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时人有“大江南北大家之藏书尽归先生”7之评。有《传是楼书目》存世。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曾将其与天一阁范氏、瓶花斋吴氏并列为藏书家中之第三等，即“收藏家”。 “百宋一廛”印为黄丕烈所有，亦钤于目录处。黄氏为吴县人，字绍武，号尧圃，又号复翁，乾隆举人。喜藏书，自称“佞宋主人”，一生勤于校勘。嘉庆七年（1802），特将所搜购之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藏一室，名之曰“百宋一廛”，其助手顾广圻曾专门为之作《百宋一廛赋》。其藏书既精且富，为三百年间大江南北之巨擘，被洪亮吉列为藏书家中之第四等即“鉴赏家”。道光年间，黄氏藏书散出，大部分归于汪士钟艺芸精舍。 “卓如心赏”、“蔡廷祯印”、“伯卿甫”、“廷相”、“金匮蔡氏醉经轩考藏章”五方为蔡廷祯、蔡廷相藏印，分别钤于目录及第六、九、十三、二十等卷处。 “汪文琛印”、“士钟”、“阆源父”、“三十五峰园主人”四方为汪文琛、汪士钟父子藏印。汪文琛，字厚斋，在苏州开“益美布号”，饶于资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广罗珍本。其子汪士钟，字阆源，好藏书，艺芸精舍为清代著名藏书楼，黄丕烈藏书多归之所有，有《艺芸精舍宋元本书目》。 “湖州陆氏所藏”、“存斋读过”、“陆心源印”、“十万卷楼”、“存斋四十五岁小相”五方为陆心源藏印。陆氏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湖州人。咸丰举人，光绪时曾任福建盐运使，清末著名藏书家。藏宋本200余种，因名书室曰“皕宋楼”，有《皕宋楼藏书志》。光绪二十年（1894），陆心源在湖州去世，其长子陆树藩因陆家在上海办的缫丝厂倒闭，经营的钱庄破产，兼之创办慈善事业赔资，不得已出售藏书。1907年，陆氏藏书以12万元之价尽售与日本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遂从此飘洋过海，落户异邦，一时海内文人俱不胜叹息，以为憾事。直至1985年，巴蜀书社将此本影印出版，才使国人得以一睹其风貌。是本著录俱在，印迹灿然，不愧为人间瑰宝。 注释： 1、魏颢《李翰林集序》。 2、3、李阳冰《草堂集序》。 4、乐史《李翰林别集序》。 5、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 6、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 7、黄宗羲《传是楼藏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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