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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戒网瘾，我们会想到陶宏开，会想到杨永信以及他的“13号室”，还会想到豫章书院。 以年轻人为主的网络舆论，常常把送子女戒网瘾归结为父母的残忍无情以及家庭教育的失败。 比如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 《比杨永信更可怕的，是那一些不配为人的中国家长！》 《送孩子去网瘾学校，你们病得真不轻》…… “网瘾少年”的父母就是如此地招恨。 但你或许不知道，每个送子女去网戒中心的家长，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因素，诉诸“道德沦”实则是见木不见林的谬论。 网瘾和“留守儿童”现象一样，不是单纯的家庭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单纯指责家庭，没有意义。 一、被恐惧与成功学支配的育儿观 舆论对网瘾的关注，是从2004年一篇刊登在《武汉晚报》、名叫《谁能帮我救救女儿》的求助信开始的。 这位母亲在信中哭诉，自己的女儿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却因为网瘾问题而辍学。 字里行间浸透着她对女儿前途的恐惧。 而在此后，类似求助信不断出现，与《救救我女儿》没什么不同，都是在讲述网络游戏如何残害孩子，如果由其发展下去，TA的人生似乎就要完蛋。 他们把孩子送给杨永信，送到豫章书院，送往各种机能矫正中心，其实是出于对子女人生道路跑偏的恐惧。 这种恐惧，说到底是一种基于成功学教育观而生发出的朴素感情。 而这种情愫背后，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令人无奈的社会现实。 先说历史背景。 自孔子开始，中国就一直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尽管中国已经从传统社会转轨到现代社会，但这种心理，历经数千年迁播而不变，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国民心理。 这是一种集体意识，润物无声地渗透进每个家庭。 而网瘾地出现，直接挑战了这层心理，父母们视之如大敌，实是上述心理主导下的本能反应。 再从现实讲。 这一代网瘾少年的父母集中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他们虽然经历了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时代，但也有着物资短缺的苦涩记忆。 而在当下，步入壮年的他们，面临的职场竞争、社会竞争也极为残酷。 在教育依旧是普通人唯一上升渠道的背景下，他们不敢让孩子有行差踏错的机会。 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改变命运，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 而网瘾与学业天然不兼容，只有戒掉网瘾，他们才有重回正轨的可能。 从动机上来说，这就是“为你好”。 二、病急乱投医 在指责家长将孩子送进网戒中心前，要先问一个问题：除了去网戒中心，他们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答案让人沮丧——没有。 在电视节目片《网瘾之戒》中，柴静向家长提问：“（一些人认为）让孩子去接受治疗是不人道的，你们怎么看？” 一位家长情绪激动地回应，“谁有什么好手段？谁有什么好手段？拿来！” 这种愤愤然的背后，实在是穷尽了所有办法之后的“放手一搏”，没有办法的办法。 2017年8月，安徽阜阳市临泉县中学生李傲因痴迷网络，在被父母送进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训学校，几天之后，刘傲因在戒网瘾过程中死亡。 当记者采访刘傲父母有没有采取其他方式帮孩子戒网瘾时，其母回答，已试过很多方法。 比如带他出去旅游、走亲戚甚至根据孩子提出的要求去学动漫，但都以失败告终。 如果检索更多案例，都清晰表明：这些父母，都是在尝试了其他干预措施却无效的情况下，才选择将孩子交到他人手上来戒网瘾。 而且，多数网戒中心在接收孩子时都会跟父母承诺不会使用暴力、电击等手段。 但直到出现悲剧后，很多家长才恍然大悟，他们被骗了。 比如李傲的父母就说，“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得很好，说学校有心理辅导老师，教育方式也很温和，而且承诺绝对不会用电击之类的手段。” 但事实上，他们的儿子却在里面收到了非人待遇，最终致死。 三、社会有效干预系统阙如 与家长束手无策直接关联的是，社会缺乏有效的支持干预系统。 要看到，“网瘾少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与家庭教育有关，也与中国当下社会有效的公共治理的缺席有关。 有专家就认为，缺乏支持性的人际关系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根本原因。 比如，2009年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白川指出，中国的娱乐设施很稀缺，所以孩子们只能去网吧寻找快乐。 这有相关数据支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1年4月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截至2010年底，在网吧上网的青少年网民比例达到48.1%。 而在美国, 截至2000年底，只有1%的青少年在网吧上网。 有研究发现，那些到网吧使用网络的青少年更可能发展成为网络成瘾者。 所以，网吧的大面积出现与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追溯“网瘾少年”的形成原因，是想表明，拯救“网瘾少年”，父母有责任，相关部门也不能当甩手掌柜。 尽管当时的文化部在2010年就出台实施了《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去年7月10日废止），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拟将“网瘾防治”写入条文中。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国从来没有一个专门针对网瘾矫正的细则与规范，来指导到底该如何帮孩子戒网瘾。 这就使得各地对“网瘾少年”的矫正，要么局限于家庭内部的自救，要么家庭矫正失败后他们被送入没有资质的、商业性质浓厚的所谓“网戒中心”以进行“他救”。 但不规范的操作与盈利目的之下，致使戒网悲剧时有发生。 有效的合法的社会矫正方式缺席，让一群无助的、无知的父母“病急乱投医”，本质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四、别忽视了心酸的生存现实 无疑，父母管教不严，是造成子女沉溺网络的主要原因。 虽说职场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但一句“工作忙”洗白不了成年人对家庭责任的忽视。 只是，马斯洛需求层次坚硬存在，对一些人而言，无法兼顾生存与教育子女，是客观而无奈的事实。 比如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流行率显著高于城市青少年。 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青少年的父母通常文化程度不高, 缺乏对网络的认识和了解； 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村的青少年为留守青少年, 父母为了支撑整个家庭的生存，常年在外打工，而根本无法照拂子女教育。 在迫切的生存难题与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教育前景之间，农村父母选择外出务工，可能更符合现实生存逻辑。 新周刊的一篇报道显示，“绝大多数孩子（留守儿童）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上午睡觉，下午起床继续玩。” 这印证了《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的观点： 穷人更喜欢和更容易沉溺于屏幕和电子产品，而富人们崇尚不玩手机，不打电话，不上社交网络，不回电子邮件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留守青少年的父母，真的应该被指责吗？ 城市家庭的父母以“工作忙、生意忙”为理由为自己开脱，这是矫情。 但是，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家庭，他们的生存与教育困境，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背后是不均衡的发展机会与谋生资源。 他们没有被时代或政策选中，仍要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奋斗。 2020年是全面小康建成之年，但是很多都市人不知道的是： 我国仍有几千万人口尚未脱贫，一些人依然要为“吃饱饭”而努力。 他们中的很多人很无知，不懂得教育子女的重要性，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或许，只有等到他们富起来，才能真正懂得孩子染上网瘾的害处，才能腾出精力去矫正子女的网瘾。 所以在这个时候，先验地、一概而论地去指责父母没管好孩子，虽然政治正确，但未免因忽视了背后的复杂因素，而多了些冷酷的表情。 如果说，矫正或规避子女染上网瘾，城市的父母需要改变的是家庭教育环境与教育状态，那农村的父母，就更需要生产力的扶持。 只有让他们走出贫困，他们才能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能像一个正常的现代父母那样，将孩子健康地培养成人。 四、并非洗地 这不是一篇为为人父母者洗地的文章，而只是意图在流行的批判与指责中，呈现另外一个看待“网瘾少年”与“网瘾矫正”的角度。 就像绝大多数问题一样，这只是“复杂中国”的一个具象体现。 单纯从某一方面去归咎，看似直接有力，但单纯的道德指责往往失之片面，而忽视了问题的根本。 多维度地看待网瘾与戒网瘾，或许能为矫正中国青少年网瘾问题，提供更切实街的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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