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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伐楚时说齐受封时「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明明对他们伐楚不利，为什么还这样说？ 管仲“尊王攘夷”，打到楚国去，其口号便是西周初期周天子使臣邵康公的话：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一般认为，这个「穆陵」就在山东的临朐县。但是如题主所问，若是真是这样，那齐国以此为口号征伐楚国，不就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吗？于是，有人做出如是解释： 很多人都把《左传》记载管仲说的话理解错了。管仲说的“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这句话里，“履”不是指疆域，齐桓公时齐国的疆域东没有到海，西也没有到（当时的）黄河，而“无棣”、“穆陵”也不是今天山东省境内的地方。要讨论这句话中的地理问题，不是随便拿一幅春秋的地图就行的，春秋上下三百年，不同时期疆界差别可能很大，至少应该找出齐桓公时期齐国疆域的史料。 本身自己从来不曾关注荆楚以外的地名问题。既然看到这个问题，不免对王天同志所引杨伯峻所言——齐无棣非山东之无棣、齐穆陵非山东之穆陵——怀有疑问。这不仅仅是对观点的疑问，而且是对方法的疑问。 且听我徐徐道来。 管仲用「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来描述齐国可征伐之范围。不过据传统说法，穆陵在山东临朐县南一百里大岘山（见下图）。如果按照这个描述，那么齐桓公的刀兵岂不是连山东半岛都出不了？管仲这么说岂不是自己打脸吗？ 出于这个原因，杨伯峻认为穆陵「疑即今湖北省麻城县（现为麻城市）北一百里与河南省光山县、新县接界之穆陵关（一作木陵关）……恐不合《传》意，因其不至楚境也」（见下下图）。将「穆陵」大尺度的南移到湖北东北部的穆陵关，就等于把齐国可征伐的范围扩大到了楚国，也就避免了管仲的「尴尬」。 这一说法究竟合不合适？穆陵究竟应该在山东还是应该在湖北？齐国的征伐范围真的能远到湖北吗？ 1、从史源上考察 经查史籍，古籍出现过的「穆陵」至少有三： （1）齐之穆陵：山东临朐 杜预注《春秋左传》：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杜注：穆陵、无棣，皆齐竟（境）也。履，所践履之界。齐桓又因以自言其盛。】 （2）陕之穆陵：陕西咸阳 《方舆纪要》卷54：永寿县……又穆陵关，在县南四里，宋建。 （3）鄂之穆陵：湖北麻城 《水经注》：淮水又东北合黄水，水出黄武山，东北流，木陵关水注之，水导源木陵山，西北流注于黄水。 （4）淮南之穆陵门：不详其地 《齐太公世家》：【索隐】旧说穆陵在会稽，非也。（司马贞）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门，是楚之境。无棣在辽西孤竹。服虔以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盖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很明显服虔和杨伯峻先生想的一样。） 陕西之穆陵可置之不论，淮南之穆陵门不详其指，不过其出现的缘由其实与湖北之穆陵关类似，同样是出于维护左传的意图才出现的。我们将齐之穆陵称之为山东说，杨伯峻及王天同志之说称之为湖北说。 湖北之穆陵，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以「穆陵关」的名字出现，并且在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征战中多次出现，并且在全唐诗中被诗人提及频次极高。这表明，湖北之穆陵关，是南北朝时期开始受到世人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人诗作中屡次出现“穆陵”： 王维 《同崔兴宗送衡岳瑗公南归》：言从石菌阁，新下穆陵关。独向池阳去，白云留故山。 这些提及湖北「穆陵」的诗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总是与行旅有关，要么孤身一人南下北上，要么送友人南下北上。这就表明，唐代的穆陵关，其军事色彩已经淡化，转而成为文学士人行旅乃至公私商旅南来北往中经常途经的一个地点。换句话说，唐代时，湖北穆陵关所在的通道，可能相当的繁忙。 再看山东「穆陵」的穆陵。山东之穆陵则至少可追溯至西晋杜预之认可（见引文一）。但是实话实说，山东的「穆陵」以独立身份出现也不早，在史籍上，出现于北齐（见引文二）。可以说，两者在史书中出现的时代相当，但山东穆陵略占优势。 2、从地理形势看湖北穆陵关的出现年代 《梁书》：八年，敕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直阁将军任思祖出义阳道，攻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克之。 有这段材料，我们可以感知，这里的穆陵关实际上与所谓「义阳三关」类似，是桐柏-大别山脉上扼守南北通道的重要关口。这些关口的出现，必然与义阳地区（今河南信阳以南）南北通道的大量利用密切相关。关口的出现，首先取决于交通线的利用程度。关口所在的通道，必定是连接两个重要地区（或是政治实体，或是经济区域）的重要通道。譬如秦岭山脉中千辛万苦开辟的「蜀道」，又如唐代赣南开辟的「大庾岭山道」，前者连接关中与蜀中，后者连接长江流域与岭南的广州，交通价值不言自明。但是，一条无人走的路，即便他却是是一个险要之地，也是没有成为关口的潜力的。 穆陵关位于险峻的大别山中，据说自古以来便是沟通淮水流域和江汉地区的重要孔道，那么这个自古以来能不能够包括西周初期呢？甚至于能不能包括春秋初期（齐桓楚成之时）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目前我的答案是，不能。 尽管这里的孔道确实可以起到沟通淮域和江汉地区两个自然空间的作用，但是这一作用却未必为当时人所需要，至少后人看不出来桐柏-大别通道在周代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它在周代起不到连接两个重要政治实体或经济区域的作用。 西周初期，周成王时，楚国熊绎始受封于丹阳，这时的楚人比较靠谱地认为在湖北南漳荆山之中，实力微弱。江汉地区唯一具有实力的是位于湖北枣阳、随州一带的曾国、鄂国。昭王南征，曾率领抵达江汉地区。周天子南下，从哪里走呢？他没有从大别山走，他走的是南阳盆地-随枣走廊南下。楚人向北方、东北扩张从哪里走呢？走南阳盆地。吴国攻入楚都呢？也是走南阳盆地（见下图）。 据我所见（如有遗漏请补充），周代从未见到有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是通过桐柏-大别山中的孔道。也就是说，穆陵关通道，在周代时并没有起到连接两个强大政治实体的作用，更没有起到连接两个经济区域的作用。没有人员车马从这条通道经过，那这条通道上的某个山口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一个纯粹的山口罢了。穆陵关之名，出现在周代的可能性就很小，至少不会有名到被周天子或召康公知道。 为什么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中开始出现「穆陵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长期的分裂，尤其是一个长期的南北分裂、激烈对抗的时期。而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南北朝时代，淮河-桐柏山一线曾是南北政权对抗线，双方也往往利用山川地势进行拉锯对抗。而湖北麻城北部的「穆陵关」就处于南北政权对抗的火线上。在这种战争环境下，据守桐柏-大别通道的穆陵关就应在这一时期出现于史册，成为桐柏-大别通道上扼守南北的重要关口。 到了隋唐的统一时期，南北的对立对抗消失，穆陵关的军事功能和军事色彩也就自然趋于淡化。但是在帝国内部产生叛乱之时，它依然可以起到屏护江夏、防范淮西的作用： 《旧唐书》：初，李听守安州（今湖北安陆），未尝退衄。及道古至，诬奏听，移去之，乃自帅兵出穆陵。 穆陵关所据守的通道已经在唐代成为一条颇为重要的南北通道，沟通着淮西乃至京洛与荆湘等地。在这种背景下，湖北的「穆陵」屡见于史册诗作中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再反过来考虑。如果湖北之「穆陵」地名的出现真的如上所述，那么非要把西周初期就已出现的「穆陵」解释成湖北的「穆陵关」，大概是犯了时代错位的错误了。这是为了弥合一个他们认为的「错误」而生出新的「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恐怕一开始杨伯峻就理解的有问题。 3、以后世代替前世的错误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如材料所见，尽管管仲本身是春秋时代的人物，但管仲所描述的，乃是西周初年分封之时周王室对齐国的政治安排，所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乃是西周初年周天子对齐国所能够管理的地理范围的界定。西周初年，山东半岛对于周人而言是一片从未涉足的土地，这里不像西土那样早就有了周人的联盟，统治这片土地是刚刚臣服还尚未完全臣服的东夷。齐先君初入此地，乃是以一征服者身份面对半岛地区土著族群的存在，自身安稳尚未确定。刚刚分封的齐国，其势力所及，有没有达到「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呢？恐怕是没有的，至少齐都营丘以北就有一个薄姑，东南还有纪国和一大片土著。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国大夫晏婴对齐景公言：「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分封之初的齐国连家门口还没搞定，周天子会让他操心大别山的事情吗？他只能操心它半岛上的事情，就那片小土地。 我们再读两则材料，看看周天子为什么会让齐国担负这个任务。 《齐太公世家》：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这三段材料清楚地表明为何要让齐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原因是「管蔡作乱，淮夷畔周」，原因是三监之乱、淮夷失控，半岛上因此爆发土著叛乱，原因是周天子治下东土不稳。正因为淮夷失控、东土不稳，才会有周公东征，才会在叛乱平定后让齐国「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这意味着周公东征之后，周王室在表彰齐国的同时（惩难念功），也赋予了齐国以高级的政治任务——威服东土，使周人入主前半岛地区已有的族群（夷）不敢造次，也就是所谓「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对于此时的齐国而言，如果能够将「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的范围内治理好，恐怕就是齐国所负最大政治任务。如果果真将穆陵定在「今湖北省麻城县（现为麻城市）北一百里与河南省光山县、新县接界之穆陵关（一作木陵关）」，那不仅是在为难西周初期的齐国，而且是在侮辱西周初期的曾国（也即随国，地域范围包括今湖北枣阳、随州、京山北）！因为湖北麻城一带处于周南土的范围，齐国不仅没有力量而且没有那么大的资格去管理南土。毕竟，周王室已经在江汉地区安排了人手——曾国： 随州文峰塔M1出土曾侯与编钟铭文：王噬命南公（曾国之先君），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 看看，很明显曾国觉得大别山一带是他负责威服的地盘，是周的南土。所以，昭王南征，就先到曾国来驻扎，发动对荆蛮和楚国的征伐。只有曾，才是周天子在南土最得力的干臣。不然昭王南征咋不把齐国叫上呢。 那他们所以为的矛盾该怎么解释呢？如果管仲说齐国的征伐范围不过山东半岛，不就真的和楚国风马牛不相及了吗？ 在我看来。这个矛盾并不一定就是矛盾。管仲在楚人面前抛出西周初期邵康公的那一席话，就如同拉起一面虎旗，这可是周天子当年给我们的权力。我可不管什么北至哪里、南至哪里，我只知道「五侯九伯，女实征之」。即便管仲老老实实地把邵康公的原话都复述了一遍，其实他想拿出来用的只有那句「五侯九伯，女实征之」。 另外插一句，管仲的时代，负责威服南土的曾国，已经成了楚国的小弟。 以上的三言两语，说的是为什么邵康公说的「穆陵」不能是大别山中的穆陵关，而只能是山东的穆陵。无论湖北之穆陵的地理位置及其兴起原因，还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对东土和南土的政治布局，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打消杨伯峻先生的疑虑。 简而言之，试图调整西周初期地名的位置来弥合春秋时期的所谓「矛盾」，大概是行不通的。 反思 杨氏的错误实际上有一处值得着重考虑的疏漏。若要考证先秦地名之地望，同名溯源的法子可靠性有多大？因为后世文献中记载了湖北有一个小关口叫穆陵关，所以一干学者皆用此穆陵关去和先秦齐地的穆陵相对应，这个法子有多可靠？能不能多用？ 我是怀有深深的疑虑的。至少，这个法子恐怕不能作为关键性的论证手段，只能作为辅证。 详论待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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