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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王实味，但很多人却不知道他有两段令人唏嘘的婚姻。 1928年，颠沛流离的王实味，来到南京暂住在当年北大时期的同班同学曹孟君家里。不久，原在北大学习时的同班女同学、湘妹子刘莹也来到曹孟君家。三位老同学相聚，自然有说不完的话。从刘莹的谈话中知道，她这次从老家湖南途经南京，再计划前往上海，就是为寻找党组织，争取恢复其党籍。 此后不久，王实味和刘莹都先后抵达上海。他乡异地，举目无亲，原来早已认识的两位年轻人，交往日益密切，加之年龄（刘莹出生于1906年，与王实味同龄）、学历相当，彼此心中那层窗户纸很快便捅开了。刘莹将此恋情通过同在上海的大哥，转告远在湖南老家的父亲。老人从侧面了解王实味的基本情况后，回信表示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谁知刘莹原本对父亲就有怨气，这封信反而促成了两位年轻人的婚姻大事。1930年元月，王实味与刘莹终于结为伉俪。他们当时在上海菜市路租了一个亭子间当作婚房，过上了全新的生活。这便是王实味第一段婚姻的开始。 王实味与刘莹成婚时，当时两人都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收入。王实味只好以卖文为生，一边写小说，一边搞些文学翻译，靠稿费维持两人的生计。虽然生活拮据，但夫妻却恩爱有加。1931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取名“王劲枫”，意为强劲有力的红色，以表达对革命的向往。在这期间，因文学创作缘由，王实味与作家张天翼、徐志摩、丁玲等文友多有交往，并给鲁迅、胡适写过信，邮寄过稿件，并得到对方的回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王实味还与北大老同学、后成为托派分子的王凡西（又名王文元）、陈清晨有过联系，并受王凡西之邀翻译过托派的书稿，这为日后引来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 呕心沥血的文学创作，捉襟见肘的物质生活，使王实味的健康每况愈下，肺病日趋严重，经常大口咳血。刘莹为此忧心忡忡，与王商量后，于1932年冬，两人离开了上海，王实味到浙江杭州治病疗养，刘莹则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回到湖南长沙娘家（娘家为富商），每月按时给王实味邮寄30元医疗生活费。这是两人婚后第一次暂别。王实味1933年夏在杭州照了一张生活照，寄给在长沙的妻子刘莹。照片背面写有这样一行字：“枫儿两周岁生日，爸爸时养病西湖。明年杜鹃花开时，将与吾莹及枫儿相聚于西子湖畔也。”这张生活照竟成了王实味留在世间的唯一照片。 王实味 1934年夏天，王实味自觉肺病好多了，便托熟人在山东济南省教育厅谋得一个三等科员的工作，并告知远在湖南长沙的妻子刘莹。不久刘莹便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也来到济南，这样一家三口总算又团圆了。1935年7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取名“王旭枫”，象征其父母追求的革命事业如旭日东升，一片光明。 在济南山东省教育厅工作了两年，王实味因看不惯当时官场上的乌烟瘴气，于是便又辞职了。经北大老同学介绍，于1936年7月南下河南开封，担任省立女子中学的英语教师。刘莹则带着一双儿女，陪同娘家嫂子一起又回到湖南长沙娘家。直到半年后，才又带着劲枫、旭枫回到王实味身边。王实味与刘莹商量，决定在开封长期定居下来。然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本来心中常有一团火的王实味，又开始积极投身到抗日宣传活动中，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走上抗日第一线。他还抓紧创作了多幕剧《要落的太阳》（日本国旗被称为“太阳旗”），预示日本侵华战争注定要失败。他同师生一起排练此剧，演出后社会反应很好。随后，王实味还有一个更大的设想——他与刘莹商量后，决定离开开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到更加火热的革命洪流之中…… 不过两人在准备启程时，却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俩的一双儿女尚小，女儿才6岁，儿子刚满两岁，如一起到延安，谁来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呢？更不巧的是，刘莹此时又怀孕了，这不是难上加难吗。经两人反复商量后，确定王实味一人先赴延安，刘莹带着劲枫、旭枫一双儿女先回湖南长沙娘家，托娘家人照看孩子，同时打掉胎儿之后，再赴延安与王实味会合。 1937年10月上旬，王实味陪同妻儿由开封来到郑州，送别刘莹娘儿仨乘火车南下长沙。火车徐徐开动时，已开始懂事的女儿在车厢窗户边哭着叫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刘莹边哄孩子，边擦眼泪，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她不知道何日一家人才能再团聚？ 王实味终于在1937年10月底，安全到达了自己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 由于抗日战争及国民党的封锁，王实味与在湖南长沙的妻子刘莹及在河南潢川老家亲人的联系全部中断，杳无音信。他寄出的十多封家书，竟没收到一封回信。不过令他稍感宽慰的，这时有几位他曾在河南开封省立女中教过的学生高向明、王伯彦、薄平、潘秀荣等也来到了延安，不时到他的住处来看望他，畅叙师生情谊，讨论抗战形势。有时王实味还拿出他的部分稿酬，招待这些学生。一来二往，大家都很熟识了。其中女学生薄平，后来便成了王实味的第二任妻子。 薄平，这位新型女性，个人经历很不平凡，她原籍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其父是当地一位富商。1937年秋，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已懂得忧国忧民、年仅19岁的薄平在教室里开始坐不住了，于是她与好友潘秀荣结伴，决心投奔在山西汾阳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为抗战贡献一份力量。她俩抵达汾阳后，顺利地参加了由吴奚如负责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分团。经过短期培训，薄平等团员便奔赴农村演戏、演讲和唱歌，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这年年底，由于前线战事吃紧，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解散。薄平同众多团员一起，结伴渡过黄河，经绥德，一路风餐露宿，终于步行抵达延安。薄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当学员，不久，又安排她到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鲁迅实验剧团工作。王实味鼓励薄平靠近组织，积极争取入党，并赞赏薄平有大无畏的敢闯精神，在没有介绍信，没通过熟人牵线的情况下，竟敢冒险到山西汾阳参加战地服务团，后又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投身革命，真是个奇女了。他曾表示准备以薄平为原型写一部小说。事实上这时王实味已开始追求薄平了，只是年轻无知的薄平并未意识到。时隔不久，薄平的一位好友，当时在延安女大工作的袁清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一次她对薄平说：“王实味很有才华，又正直善良，嫉恶如仇，像他这样的干部在延安找不出多少……现在王实味的妻儿又不在延安，你过去是他的学生，互相早有了解，他很喜欢你，很爱你，你跟他结婚吧，以后会很有前途的。” 听了袁清的话，薄平才开始意识到，王实味近一段时间为什么对她这样的热情，原来是别有所图。但真要两人结为夫妻，薄平还是有顾虑的：一是两人年龄悬殊，王实味足足大自己十二岁，且早已结过婚，育有儿女；二是两人性格爱好差异大，王实味喜欢写作、搞翻译，生性爱静，而自己则喜欢歌舞，爱唱爱跳，天性爱动；三是王实味身体不好，患过肺病，脸色苍白，体质弱，婚后生活未必幸福。更主要的原因是薄平原已有恋人王健。王健原是北大学生，到延安后担任陕北公学一个小队的队长。他仪表堂堂，很有才华，两人一见钟情。在陕北公学结业后，薄平分配到鲁艺继续深造，王健则分配到部队，开赴前线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于是薄平对是否与王实味结婚，总是犹豫不决，这下可让王实味着急了。一次他约薄平在延河边上散步时，深情地说：“薄平，我知道有许多人爱你，可我是最懂得怎么爱你的，我已经给组织上打过报告了，咱们结婚吧！” “还没谈恋爱，怎么结婚？”薄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薄平 “爱情是可以创造的，结婚后不是还可以谈恋爱吗？”王实味紧追不舍。他也知道薄平与王健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多次规劝薄平说：“王健是真的牺牲了，你总不能等一辈子吧？” 没过几天，王实味又给薄平写了一封长信，来到实验剧团，亲手交给薄平。信中讲到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又举了孙中山与宋庆龄及几位科学家美满爱情的故事，说明共同的事业和追求是爱情、婚姻最牢固的基础，是培养和创造爱情的源泉……王实味渊博的知识，深刻的理性思维及热烈的情感，深深打动了薄平，她偷偷将此信连读了两遍，感到了一种被征服的魔力！薄平再也没有理由拒绝王实味的爱了，于是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随后两人分别向各自工作单位递交了书面结婚申请。很快得到组织上的批准。1939年农历二月初的一天晚上，王实味与薄平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婚礼。那是在王实味居住的延安小窑洞里，往日的小油灯换上了一对红红的蜡烛，一束野花插在一个空的酒罐里，餐桌上摆了一些美味酒菜。热心的牵线人袁清及王实味工作单位的领导及同事，纷纷前来表示祝贺。袁清等致辞后，王实味与薄平分别点燃一支蜡烛，并向其三鞠躬。来宾们一齐鼓掌，气氛十分热烈。欢声笑语不断从小窑洞里传出。摇曳的灯光，透过住室的小窗口映照着满天的星光。 王实味的第二段婚姻就这样开始了。两人的婚后生活，开始是比较平静的，像当时延安众多夫妻一样，各人忙各人的工作，互不打扰。只有到每周周末，薄平才从实验剧团回到王实味身边。每到这一天，王实味总是提前把住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到附近山上采回些野花点缀房间，并买回猪肉、挂面等食材，等妻子回来后一起享用。薄平每周能打一次“牙祭”，也是很惬意的。但时间一长，薄平对这样的生活开始感到有些腻，尤其是王实味那双特别明亮像透着火一样的大眼睛，使她有些畏惧，不敢正视。她同时感到现在有些不自由了，不能像婚前那样，星期日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到延河边洗衣服，打闹嬉戏，快乐无比；也不能再到抗大、女大找好友谈心叙友情，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她认为现在雷打不动要到王实味那里过周末，简直是一种精神负担，纯粹是在尽义务，毫无快乐可言。加之这时薄平又调到延安东郊桥儿沟鲁艺继续学习音乐，离王实味的住地更远了，每次回家要走十多里山路，常常感到身心疲惫。加之她与王实味在年龄、兴趣爱好上均有较大差距，缺少共同的语言。两人结婚虽快一年了，但她对王实味似乎仍是只有敬，没有爱；只有怕，没有亲和。王实味当然也看出了这一点，总是想方设法弥合这样的差距与隔阂。他对薄平说：爱情可以创造，感情可以培养，爱情要有物质基础。没有性爱，就没有爱情……薄平听后更加反感。以后每周周末，她总会找些理由，不愿回到王实味身边。王实味着急了，每逢周六下午，他总要往返二十多里山路，到桥儿沟鲁艺接薄平回家。一开始薄平就这样顺着他，但内心并不乐意。终于在1940年7月临近毕业的一个星期六傍晚，薄平的确不愿回去，便躲进桥儿沟附近的山里。未料到王实味竟找到山上，高声呼唤：“薄平，你在哪儿？快出来吧，山上有狼，很危险呀。”这时树林里真的传来了狼的凄厉叫声，吓得薄平不得不出来会见王实味。这一次，让王实味彻底灰心了，他含泪对薄平说：“你宁可冒着被狼伤害的危险，躲进山里不愿见我，这样的夫妻关系很难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分手吧。不过今晚你还得跟我回去，咱们好好的谈一谈，如何向组织讲清楚，以后我绝不再打扰你……” 那天晚上，两人伴着窑洞里昏暗的油灯，几乎交谈了一夜，商定为了避免别人议论，决定不向外公开两人分手的事，为此请组织上把薄平调远一些，两人慢慢自然疏远。至此，王实味的第二段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直到1978年的一天，一生辗转寻夫到吉林，并在一所中学任教的刘莹，终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里得知王实味早在1947年就被处决的消息，顿时如雷轰顶，失去知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莹看到了弄清王实味冤案问题的希望。于是在1979年盛夏，当时年已73岁的刘莹只身从东北南下，来到北京，向党申诉。向中组部递交了申诉材料，并到中国作协寻求帮助，先后拜访了一些当年在延安与王实味有过交往的老同志。这时她虽然没有得到多么肯定的答复，但却收获了不少有关王实味问题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他发表在当时延安报刊上的文章，有些刘莹竟是第一次读到，十分难得。 1981年，刘莹随儿子王旭枫一起从吉林迁居到湖北十堰市，从此离开了冬季严寒的北国，同时还与河南潢川王实味老家的亲人取得了联系，大家共同给有关部门和知情人写信，递送申诉材料，不断地为王实味伸冤。在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的高度关注及当年延安王实味工作单位直接领导人李言、温济泽等的共同努力下，王实味的冤案终于基本查清，当年扣在他头上的“三顶帽子”相继都被摘掉。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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