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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把是枝裕和的弱点暴露无遗,他要走下坡路了?

 范雍祈求上天 2020-03-17


灰狼

在《小偷家族》登顶戛纳之后,是枝裕和的职业生涯已经堪称完满,乘此东风拍摄的《真相》也让他承接大岛渚、阿巴斯、侯孝贤、蔡明亮等前辈,成为又一位执导法国影片的亚洲导演。

《真相》

按照人们的臆想中的情况,是枝裕和那放诸四海皆准的「幸存者共同体」(美国影评人杰·凯奥尔·帕克归纳了这一术语)模式应该能毫不费力跨越语言隔阂和文化藩篱。
从《无人知晓》开始,命题格式化的是枝裕和已经成为戛纳常客,再加上朱丽叶·比诺什等人的热情邀约,《真相》被视为是枝裕和走出安全区与打破创作瓶颈的良机。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部影片仍然非常是枝裕和,它重复着《步履不停》和《比海更深》这样的家庭代际和解套路。在过去,这种重复套路和观众们的迷信相伴共生,以至于很多人笃信,只要是枝裕和不离开他最擅长的家庭题材,他的影片就永远不会砸锅。


由此,舆论界对《真相》的毁誉参半的声音代表着两种态度:一种仍寄望于他依靠重复生产(像小津或者伍迪·艾伦)或者转型能成为一代宗师;另一种则是对他的未来和上限非常失望。

《真相》所围绕的Fabienne(德纳芙)和Lumir(比诺什)之间的母女交锋以前者新出版的回忆录开始,折返于各种选择性记忆的「真相」之间,这些真相涉及各类琐事(母亲从未接女儿放学、对女儿参演《绿野仙踪》的本能性遗忘),也涉及Sarah(疑似指涉德纳芙的姐姐弗朗索瓦·朵列)这个横亘于二人之间的不在场的灵魂。


这种裂痕最终在一部科幻电影(故事借用了刘宇昆的《关于我母亲的记忆》)的排演中达到谅解。

德纳芙替代了是枝裕和体系内的树木希林,比诺什则是往昔作品中不成器晚辈的对应角色,但不同于日本电影建构的是,两个角色之间的外放矛盾指向更强戏剧张力的同时,也破除了那种日式情感的圆润感,这在释放和回收的链条中产生了过重的呼吸感,成为情境嫁接中不顺畅的地方。


同时,母女间的矛盾通过一系列电影的排演而冰释前嫌,这一招曾经在《下一站,天国》(1999)中廉价地用于亡灵共同体,这一次同样也像是刻意设计来铺展层次的花招。

《下一站,天国》

这种设计很可能被解读为某种迷影情结,但在《真相》里又是靠某种流水账形式呈现的,就像德纳芙在车中细数着那些开头字母重复的伟大女演员:米歇尔·摩根、达尼埃尔·达里约、西蒙尼·西蒙、阿努克·艾梅、葛丽泰·嘉宝以及碧姬·芭铎。

这种清单收集就和影片中乌龟和外公的梗(皮埃尔)一样,是某种机灵的产物,而非结构的必需品(与传统的法式幽默也不一样,甚至伊桑·霍克本人也沦为打酱油的角色)。

《真相》

《真相》的初始文本是一个舞台剧,也采用比较典型的三幕法结构,但人物之间的矛盾沟壑过于单薄,以至于最后一幕完全无力。此时的是枝裕和再次祭出自己的法宝:配乐的准确切入,开始给六十度的水加温,通向他无限慷慨甚至无理取闹的大团圆。

《真相》和《比海更深》的结尾都是一种各人走散的身影,但也宣告着某种手段的失灵。和解——这个是枝裕和征服观众的暖男化标志,已经成为他创作中最难堪的束缚。

《比海更深》

的确,我们印象中的是枝裕和能够精准地找到处理特殊题材(像《如父如子》)的最佳手段,能够在精密的设定中获得最不漏声色的煽情,但这也恰恰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开始将某种社会性的必然让位于情境化的偶然,甚至干脆以暖男自居,掌握了取悦观众的能力。

《如父如子》

这种取悦在《海街日记》的美女器物环境堆砌中达到了顶峰,事实上这也正是大量国内影迷接触的第一步是枝裕和作品。

然而这种能归类于小清新甜点类型的影片止于表层的感染力,却丧失着是枝裕和一直依托的主题力量。

《海街日记》

是枝裕和的作品重力都在主题上,已经是毋庸再言的事实,在几十年的创作中他对电影语言的贡献着实寥寥。

从他作品序列中来看,处女作《幻之光》应该是镜头语言最好的一部,然而在他否定这部作品的同时(被偶像侯孝贤批评并承认「被分镜头捆住了手脚」),也就毅然割舍了电影语言的路径,回到最简单的电视分镜体系。

《幻之光》

这种割舍铺就了他日后的成功,也就是将所有重心都归于主题并创作出《距离》《无人知晓》《步履不停》这样的佳作。2018年获得金棕榈奖的《小偷家族》,则是对他之前领域题材,以及「幸存者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深度汇总。

《小偷家族》

以任何时代的眼光来看,上述影片都称得上佳作,它们根植普遍的社会创伤(1988西鸭巢弃婴案以及1995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等等),成为某种独特的叙事治疗型影片。

这些影片在让是枝裕和获得海外瞩目的同时,也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批评,尤其是以「向西方贩卖日本式东方奇观」的批评,这种泛东方主义批评下中枪的电影人不止有是枝裕和,也包括河濑直美与黑泽清等等。


此类指控固然毫无道理可言,但是枝裕和自成一体的「幸存者共同体」模式仍然存在某个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它本身作为一个封闭结构,欠缺同域外世界的关联,哪怕在谈及《真相》中的「真相」和「记忆」时候也是如此(可对比阿仑·雷乃的系列影片)。

这就导致了是枝裕和的「和解」看似是一个小格局之内的充盈,实则是某种装饰过的空洞。

《真相》

所以当他迈入《如父如子》以及之后的情节剧模式之后,空洞感和设计感便进一步凸显出来,甚至最普遍的「幸存者共同体」概念也被相应地简化为「否定血缘关系」等子命题。由此,我们甚至可以《如父如子》为界,区分出「前期是枝裕和」与「后期是枝裕和」,分属于两种态度,两种眼界。

前期是硬核的社会主题,后期是相对架空的软性话题。虽然是枝裕和能在这些选题中彼此游刃有余(无论是社会白描还是取悦观众),却也总敌不过创作生涯中的终极问题,也就是转型的问题。

就这一点来说,虽然部分观众笃定是枝裕和百看不厌的家庭剧已经让他「超越了小津」;但在熟知电影史的人们看来,他的人物厚度无法与小津媲美,电影语言的贡献更是无法与小津相提并论。


因为将宝全压在主题上,荒废了镜头语言,再回头已经有心无力,这也造成是枝裕和转型的微弱可能性。

事实上他所尝试过武侠片(《花之武者》)、情色科幻片(《空气人偶》)以及悬疑片(《第三个嫌疑人》)试图将自身主题和商业类型嫁接,却均是失败之作。

《花之武者》

这一堵「中年墙」让他无法逾越熟悉的家庭题材一步,也意味着形式跟不上内容的是枝裕和确实到了某个时间节点。

《真相》

是枝裕和的问题,也同样来自他过度涉足商业化(像执导AKB48的MV)以及他对戛纳影展的过分执着(几乎年年送片参展)。这些频繁操作都稀释了他本人厚重的主题模式以至于作品逐年软化。

金句的频出正是这种软化的缩影,这些句子越来越致力于掩盖愈加苍白的人物角色,也让是枝裕和的未来变得更加让人忧虑。
一得大奖就萎靡,这样的先例在影史不鲜见,难道是枝裕和也无法跳出这个讨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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