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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了解西方的现在和未来，那就看看她的过去” 杰夫·L·帕顿 / 文 壹小时 / 译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军事历史学家的观点中一直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即存在一种“西方的战争方式”，并认为这种方式使西方社会(即欧洲遗产)文化成为全球主导，这些文化创造了地球上卓越而有效的军事力量。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追溯了过去2500年来西方军队的优越性。 最早提出这一主题的历史学家之一是剑桥大学的杰弗里·帕克，他在1995年撰写了《剑桥图解战争史：西方的胜利》（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The Triumph of the West）。帕克列举了西方军队的五个关键特征，他认为这些特征自公元前五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它们依靠技术优势、优越的纪律和训练、西方军事传统的延续性、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创新，产生了西方对其他文化的霸权。此后不久，1997年，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出版了畅销书《枪炮、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Germs，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戴蒙德提出了他的理论，即欧亚（包括北非）社会在现代世界中占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环境和地理优势优于其他社会。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员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或许是最知名的西方军事优越性的支持者。汉森是1989年出版的《西方战争方式：古希腊的步兵之战》和2001年出版的《大屠杀与文化：西方强国崛起中的里程碑式战役》的作者。在一些国家，这个书名被改成了“为什么西方会赢”。为了解释他的观点，汉森使用了“里程碑式的战斗”（Landmark Battles）的手法，突出了公民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纪律、重步兵、技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个人主义、批判和自我批判（self critique）的特点。在汉森看来，这些决定性的特征凸显了西方的优越性。我们已经看到，在他所选择的战斗（Battles，译注：这是一个战役级的作战概念）中，他的特征确实出现了，但要假定这些特征在过去的2500年里都是统一的，却很难让人信服。本文旨在说明西方战争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后勤，是如何成为西方在战场上的优势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后勤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术语。它被用来描述向战场上的部队提供物资和服务的供应、运输和分配系统，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是“军队必须掌握后勤”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上古。 5世纪时，贝吉提乌斯指出：“战争的主要和重要目的是获得充足的给养，并以饥荒消灭敌人”[1]。 据说拿破仑曾说过“军队靠肚子行进”，而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将军则将自己的胜利归功于“用最强壮的身体去战斗”，并因此而闻名于世。从罗马共和国到现在的伊拉克战争，西方战争的一个标志就是对敌人的后勤优势。 一、后勤作为战争制胜因素的出现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241年)之前，迦太基是地中海的主要海军力量。它的海上商船队和海军舰队将其经济影响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相比之下，迦太基的敌人罗马是一个新兴的陆地大国，海军实力非常弱。然而，罗马人学得很快，在夺取了迦太基的一艘战船后，陆续建造了数百艘复制品，并能够通过数量优势压倒质量更好的迦太基舰队。这就是第二次布匿战争（218-201BC）初期的态势。汉尼拔提议入侵罗马控制下的西班牙，将该省从罗马分离出来，然后再入侵意大利。罗马是地中海的霸主，所以在到达意大利之前，汉尼拔被迫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陆上战役，他穿越了西班牙、高卢、阿尔卑斯山脉和沿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卢。他缺乏海上运输，这极大地阻碍了他的行动选择，也使他不能出奇制胜，并迫使他的军队在陆地上生活，而不是依靠从迦太基调来他的军队。 依靠战场搜集食物的军队，必须根据天气、地形、季节以及食物和饲料的可获得性的变化来调整战略。此外，庞大的军队是一个障碍，因为他们所到之处都被劫虐一空，并创造了一个“焦土”环境。对食物和饲料的不断需求决定了军队的运动方向。汉尼拔采取战场觅食的一个后果是，他失去了许多驮畜和所有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大象，除了一头大象外。此外，由于大量人员外出觅食探险，他的兵力被削弱了。罗马人知道这些不利因素，并加以利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历史读起来就像罗马战败的历史：特雷比亚、特拉西梅诺湖、卡纳（Cannae）都是迦太基人的压倒性胜利，但是，每一次失败之后，罗马人都可以撤退到他们的城墙后面，舔舐他们的伤口，重建他们的军队，并计划下一次的战役。相比之下，汉尼拔的觅食大军就像鲨鱼一样。为了生存，它必须不停地机动，而且如果不想让自己挨饿，它就不能对罗马城镇进行长时间的围攻。由于汉尼拔没有从迦太基得到后勤补给，他既不能调遣军队，也不能携带重型攻城装备去攻打罗马的要塞。当罗马母亲们用“Hannibalus et Porta”(汉尼拔在门口)的威胁吓唬不守规矩的孩子们时，罗马人知道汉尼拔无法发起围攻，所以罗马人喜欢躲在墙后的安全区域，以便重新组织部队并为明天的战斗做准备。 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00-100年)的罗马军队，是由有能力购买武器、盔甲和制服的人组成的。尽管对其战场补给系统知之甚少，但由于没有发现这段时期内大规模的战场觅食探险文献，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士兵的食物由自己负责。随着公元前100年左右马里乌斯（Marius）的改革，这一切都改变了。为了解决人手短缺的问题，军队向所有罗马人开放，包括Capite Censi，这些人太穷了，以致无法以财富来统计，而只能以人数计算。通过吸收罗马社会中最贫穷的人，军队的忠诚对象从原先的共和国和参议院，转移到了他们的统帅身上。将军们不仅要给战士提供吃的、穿的和武器装备，还要向他们支付费用。奥古斯都（Augustus）从参议院手中夺走了财务控制权，并通过他的立法机关完全控制了军队。随着奥古斯都的改革，军队从仅在作战季节集结，变成了常设常驻部队。罗马军团分布在帝国各地，并住在固定的营房里。与向常备军转变同时发生的是，罗马军队向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的演变，这支军队摆脱了以土地为主要供给来源的生存方式。 从公元前1世纪到帝国末期，军队由一个成熟的供应链系统提供补给。罗马后勤支持包括三个要素。首先，从战略基地获取物资(通常是整个省份或意大利)，提供大量食物，如粮食、重型攻城装备和其他必要的制服、武器，或者是其他省份没有的食物(如葡萄酒和橄榄油)。接下来是距离前线50英里左右的一个军事基地，大量的物资通过水路运输并堆积在那里。最后，这些补给品被拉出来，用驮畜和马车运送到一个军团附近的战术基地。[2] 即使是远距离部署军队，罗马人也能够保持军团充足的供应。最近，在英格兰北部哈德良长城沿线的Vindolanda罗马军团营地的发掘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服装、食品、家庭用具，甚至还有来自罗马的邮件。[3] 这三级体系为驻军部队提供了足够的保障，但是在部队行军时，这个体系必须进行调整。 长期以来，后勤的主要问题一直是运输。罗马人有一个主要由军团建造的道路系统，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公路不仅减轻了天气对行军的影响，还允许在任何天气条件下运送载有补给的重型货车。一支罗马军队在成千上万的驮畜和马车的伴随下行进，运送食物、饲料和军用物资。他们的行李辎重的拉丁词是“ impedimenta”（阻碍的意思）。但是这个词是有欺骗性的。对现代的后勤学家来说，一个罗马军团的行进就是一群缓慢移动的人和拉着车的牲口，以一种明显随意的方式混合在一起。而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行军中的罗马军团以高度有组织的方式，将他们的驮畜和行李辎重分发给每一个军团的下属单位。通过让驮畜方便地到达每个军队单位，部队在夜间停车或部署作战时，就能快速地取回装备。罗马军团的后勤保障系统是它的一个主要优势。军队摆脱了通过战场觅食来获得补给的束缚，士兵们不需要出去寻找食物，由此也节约了兵力。它还解放了罗马指挥官，使他们可以在不让自己的军队挨饿的情况下，不受地形和作战季节的影响进行攻城作战。历史上很少有纪律严明、供应充足的部队屈服于供应不足的部队的例子。罗马人的后勤优势给了他们战胜对手的决定性优势。就汉尼拔而言，罗马阻止汉尼拔从迦太基获得补给品的能力，决定了罗马人最终的胜利。在对付高卢人时，凯撒能够使用焦土战术来削弱他的对手并征服他们。在对付英国人、德国人、达契亚人和其他野蛮人时，罗马人能够在正常的作战季节之外对他们发动战争，从而将饥饿作为征服外国部落的有效武器。罗马军队战胜了她的敌人，她的帝国不断扩张，直到哈德良时代。 公元117年图拉真皇帝死后，哈德良继承了一个扩张到最大地理范围的帝国。从苏格兰到美索不达米亚，从罗马尼亚到埃及，从北非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罗马统治着世界。罗马因其军团的力量而扩张，然而现在，哈德良意识到罗马不能再扩张了。她的三级后勤保障结构终于到了无法再延伸的地步。她的帝国陷入了沙漠、海洋或缺乏通航水道的自然边界。她无法支持她的军团到更远的地方，而是建造了哈德良长城，撤退到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和斯拉瓦河，并留在了撒哈拉沙漠的北部。 二、西方影响力的扩张 西方国家在欧洲边界以外地区的扩张，受到了资本、贸易和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复兴的推动。虽然几个世纪以来，大桡船和小帆船一直往返于地中海的贸易航线上，但它们不适用于远洋航行。15世纪中叶出现的大帆船改变了这一状况。西班牙/葡萄牙的“卡拉克”号是一艘三桅或四桅的帆船，船尾有一座高高的城堡，有一根宽大的横梁，能够拖着船员和给养进行长途海上航行，并能运回大量的货物。由于它的宽波束，它也是一个稳定的火炮平台，使欧洲商人和探险家能够在他们的航行中携带重炮，并提供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来对抗较小的本土船只。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船队都是由水手组成的。[4] 这种新的海军技术是为贸易而设计的，也是西方在亚洲和美洲扩大影响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洲列强不仅有能力将人和食物进行长途运输，而且有能力将欧洲最新的技术以及牲畜和马匹运抵国外海岸。在与阿兹特克人、玛雅人、托托纳克人、特拉克斯卡兰人、奥托米人和楚胡拉人的战斗中，装甲、火器和骑兵的结合被证明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科尔特斯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远征，显示了西部军队和后勤相对于当地人的优势。1521年，科尔特斯在特诺奇蒂特兰取得了关键的胜利，这是因为他从Vera Cruz那里得到了增援部队和物资，并在Texcoco湖上建造了13艘双桅帆船。每艘帆船能容纳25人，外加大炮和马匹。有了他们，科尔特斯能够切断特诺奇蒂特兰的食物和水的补给，同时为他的军队提供足够的补给。[5] 阿兹特克人无法应对西班牙人的火力——他们的火力似乎可以从维拉克鲁斯的搬运工和驮畜的补给队伍中无限地得到补充。科尔特斯在与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这是西方比土著人优越的最显著证据，但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地区。西方跨越大洋运输人员、装备和作战技术的能力，为土著文化带来了先进的欧洲科学发现和数百年战争的经验。这些土著人根本无法想象，更不用说对抗西方的军事优势了。 尽管西方在技术上比他们的对手更有优势，但为了使新大陆和印度的殖民化成为可能，还是需要克服一些重大的后勤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可靠的地图和更适航的船只。16世纪更具航海能力的大帆船的发展，使海上航行更快、更容易生存。这样做的结果是，为贸易探险提供资金的风险降低了，盈利的机会增加了，这就导致探险人员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并绘制了更多的地图。在探索和殖民时代，海上旅行仍然是一种充满危险的不精确的运输方式。直到18世纪经度测量和坏血病防治的问题得到解决，不受限制的、可靠的跨洋全球贸易才变得普遍。 ·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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