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睿 应该说,张承志早年的文学道路是颇为顺遂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78)、《阿勒克足球》(1980)、《大坂》(1982)、《黑骏马》(1982)、《北方的河》(1984)等早期作品接连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奖以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重要奖项,使得彼时的年轻作家成为文坛上的耀眼明星。在某种意义上,张承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正是由这批早期小说奠定的,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大量作品由于争议不断,反而并不为社会公众所熟悉。不过,作家本人在这一时期各类有关创作的文字中,并没有表现出一位成功作家的自信,反而总是显露出对自身写作能力的怀疑。例如,在为短篇小说集《老桥》所写的后记中,他在明确表示自己“偏爱过抒情散文式的小说叙述方法”后,就坦诚了自己在形式问题上的纠结和困惑: 但我毕竟生活在八十年代,并可能活到二十一世纪初叶。即便是对老桥时代的描写吧,我也开始有了复杂些的感受和冷静些的眼光。它们在倔强地迫使我改变和寻找。……只是这一切都得来得太费劲、太笨重了!我总是时而痛感我的语言不能准确地传达感受,时而伤心我的认识总是那么肤浅和呆板。你最终能达到怎么样的一步呢?我常问自己。我开始体会到了文学劳动的沉重,体会到了认识的不易和形式的难以捕捉。我总被一种无益的忧郁袭击,我感到举步艰难(维艰)。 张承志在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虽然那些关于草原和北方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但它们并没有真正将作家的所思所感完美地表达出来。这个执着的写作者还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理想中的形式和语言。
正是因为带着这种对文学的特殊理解,张承志每当要将难言的感动和激越的情感转化为文字时,都会暂时中断故事的讲述,转而用语言去刻画一幅幅饱含深意的图像。在《黑骏马》中,出现了一张“寄自美国的、大幅柯达相纸印的彩色照片”;在《北方的河》里,年轻的女记者在湟水岸边,“在千钧一发之瞬(际)把一切色彩、心绪、气息、画面、花儿与少年都收在她那张柯达公司的彩色幻灯片上”,而这张照片在小说中也成了心灵伤痕和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在散文《面纱随笔》中,三张照片勾勒了作家与一户普通维吾尔农家由相识到相知的整个过程,并让他感慨“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始终,能够让照片编成这样的奇遇,是我个人履历上的一件大事”;而散文《投石的诉说》则首先描绘了巴勒斯坦少年用单薄瘦弱的臂膀,向以色列坦克掷去石块的瞬间,那“红色的火焰映照着他舞着投索的弱小身影,如一个新鲜的塑像,如一个迎战魔鬼的大卫王”,这一形象承载着张承志对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吁求。
在短篇小说《婀依努尔,我的月光》这类较为特殊的作品中,主人公已经不再是马背上驰骋的草原少年,也不是辗转于戈壁、沙漠的考古队员,而是直接化身为一个“美术学院油画系的讲师”。他当年曾经被下放到喀什,病中得到过一位名叫婀依努尔的少女的照顾。二十年后,他提着画箱再次回到喀什,试图向婀依努尔表示感谢。只是物是人非,当年的少女已无法找到,而不变的是新疆的宁静、优美和淳朴的人情。面对今日喀什城中的美丽少女,这位画家并没有拿起画笔调色作画,但却感慨:“没有画么(吗)?不,我分明在心上画了一幅最成功的作品,一幅婀依努尔的肖像。虽然没有用画笔和油彩,但她却栩栩如生。她就在这儿,在我心底最深的地方凝望着我,好像在用眼睛悄悄地和我说话……”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篇小说,更不用说这个显得有些过于老套、抒情的细节。但在我看来,其中却隐藏着张承志艺术风格的秘密。因为在隐喻的意义上,几乎张承志的全部创作,都是用文字去“涂抹”一幅幅刻印在“心上”的画作。作家和那位“美术学院油画系的讲师”一样,什么也没有画,但那无形的画作却蕴含着作家的爱恋与憎恶、欢喜与痛苦、激越与感伤、憧憬与回忆,以及他对美、公平、正义、永恒的追求。 这种在“心上”用文字作画的创作尝试,在张承志出版于1987年的长篇小说《金牧场》那里获得了极致的表达。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承志受到当时文坛流行的形式创新的影响,开始试图改变自己早期浪漫抒情的写作模式,寻求所谓更加现代的小说形式。他在《音乐履历》中这样披露了自己当时的创作心态: 忆起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可能不少人多少都会有惜春感觉。时值百废待兴,现代艺术如强劲的风,使我们都陶醉在它的沐浴之中。穿着磨破的靴子、冻疤尚未褪尽的我,那时对自己教养中的欠缺有一种很强的补足愿望。回到都市我觉得力气单薄,我希望捕捉住“现代”,以求获得新的坐骑。那时对形式、对手法和语言特别关心;虽然我一边弄着也一直爱琢磨,这些技术和概念的玩艺究竟是不是真有意味的现代主义。 也就是说,虽然张承志对现代主义所谓的文学创新多少有些心存疑虑,但还是追随着那个时代的创作潮流,努力更新自己的写作形式,重点学习诸如意识流、结构主义等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方法。 张承志这种学习现代派的努力,最终就体现在《金牧场》的文本形式上。这部带有浓重自传色彩的小说在结构上分成两大部分,分别被命名为“J”和“M”。前者的内容是主人公于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主业是与平田英男合作翻译古代蒙古文献《黄金牧地》,业余时间则陷入对日本歌手小林一雄的疯狂迷恋;后者则主要讲述主人公70年代初期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经历,主线是克服种种困难向有着金色牧草的阿勒坦·努特格草原进发。而“J”和“M”两部分中,又分别穿插着一个支线,在形式上用仿宋字体予以区别。在“J”中,支线内容是主人公在日本回忆自己在中国西北地区从事考古工作和遭遇西海固哲合忍耶教派的经历;在“M”里,支线内容则是主人公在插队期间回想“文革”初期与同伴重走长征路的往事。而支线与主线之间,主要依靠意识流的方式予以连接。例如在“J”部分中,主线部分刚刚描写主人公在日本因孤独、苦闷终日饮酒之后,马上插入支线中主人公对翻越大坂后与维吾尔族牧民饮酒的甜蜜回忆,靠饮酒这一动作构成回忆的线索,用苦闷与甜蜜的情绪形成结构上的对应关系。整部小说的主线和支线部分,就是这样靠词语、动作、场景乃至心境的某种关系连接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金牧场》的确符合某些意识流小说的特征。 或许是由于《金牧场》以极为触目的方式,将作家在形式创新方面的努力暴露出来,使得这部作品的结构和意识流式的表现手法,成为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心。1987年,当时的著名批评家吴方在《金牧场》正式出版之前四个月,就撰写了长文《〈金牧场〉评说——兼及对小说文体的简单思考》,讨论这部作品的文体问题。在文章中,吴方将《金牧场》与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进行对比后,认为这部小说以“意识流动为线索,不断插入闪回”的方式,串联起“两个主要叙事单元所包含的四个主要情景、时态,形成交叉的分流”。而最终形成的叙事效果,是“往事在梦里,成串成片或散碎地涌来。……《金牧场》里象意识一样崛起的句子、语词拥挤着宣叙着。这是张承志自己的世界。他为此倾注了太多的爱、留恋以及表露,也为此,小说加入了一切足以延长或加深梦境的成分,排除了一切足以阻碍或打断梦境的成分”。吴方在这里揭示的《金牧场》的三个主要特征(自传性写作、四个部分相互穿插构成的叙事结构、由意识流的手法所营造的梦境),成了此后研究者讨论这部作品时始终无法绕开的视角,并引申出类似于如何寻找生命的意义、如何对待历史与记忆、怎样对比往事与当下等话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金牧场》在形式创新上用力极深,张承志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作家本人后来却对《金牧场》所运用的种种“摩登”技法并不满意,表示“没准,我会重写一遍《金牧场》。那是一本被我写坏了的作品。写它时我的能力不够,环境躁乱,对世界看得太浅,一想起这本书我就又羞又怒”。在《金牧场》出版七年后,小说家还当真将这部作品予以大幅度的删削改写,出版了《金草地》,以便“放弃包括受结构主义影响的框架在内的小说形式,以求保护我久久不弃的心路历程。……放弃三十万字造作的辽阔牧场,为自己保留一小片心灵的草地——哪怕它稚嫩脆弱”。显然,上文提到的那种作品表现形式与作家试图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差距,使张承志对《金牧场》颇为不满,以至于在小说出版二十年之后,还发出了要“十遍重写《金牧场》”的感慨。因此,研究者或许不应该过于关注《金牧场》中的意识流、结构主义的表现形式,而是要探究张承志试图去表达的真实意图。 在一篇谈论著作封面设计的散文中,张承志不经意间透露了促使自己创作《金牧场》的内在动力。作家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金牧场》时,希望将其收入有着统一封面设计的“当代小说文库”,但张承志却“渴望这本书有那么一幅旗帜般的燃烧的封面画”,执意要使用凡·高的名作《在夕阳下播种》的局部图作为封面,甚至提出如果不按照自己的心愿设计封面,就放弃出版,最终说服了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绘画对于张承志的重要意义。如果再联系起作家在出版《金牧场》前曾认为“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还表示自己“一直有意无意地企图建立自己的一种特殊学习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尽量把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姊妹领域里的领悟和感受,变成自己文学的滋养”,那么是绘画而非意识流与结构主义,才是理解《金牧场》最为关键的要素。 《金牧场》在形式上有个特点,即不时在四个部分中以黑体字插入一段与情节并无瓜葛的感慨,且突然改变小说整体上的第三人称叙事,改由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似乎故事本身已经无法容纳作家满溢的激情,以至于要突然从第三人称叙述的位置中跳出来,直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在小说中的一段黑体字中,作家为我们讲述了他观看凡·高的名作《向日葵》的感想: 四个巨大的火球,四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四个挣扎着热情和痛苦之瓣的向日葵花盘,在一片梦一般的鲜红、蔚蓝、铅黑的战栗的火苗中光彩夺目地燃烧着。粗野而失控的笔触如吼如哭。细部重硬且不耐烦。有些涂抹上去的浓厚色道漫不经心又饱含真挚。油彩划伤画布,像几道割破的流血的伤口。离远些,那四团火焰在不顾一切地朝你呼唤;靠近些,那纠缠挣扭的花瓣使你不忍目睹。 …… 但那火焰永生。我常常久久凝视着这幅画。我觉得在那时自己得到了力量、净化和再生。 在凡·高那里,笔触粗粝、色彩明艳的向日葵,象征着对理想的追求、昂扬的激情以及生命中的痛苦。这一切,恰恰是日后“以笔为旗”、坚守理想主义的张承志的一贯追求,由此也能理解为何作家要如此推崇凡·高。他甚至在谈到那幅《在夕阳下播种》时表示,“《金牧场》几乎是在这一幅油画的支撑下才写下来”,“只有这幅画才能说明这本书、保卫这本书、并向世界传达我最关键的思想”。这样的说法初读会让人觉得有些夸张、矫情,但却足以说明凡·高画作与《金牧场》之间的深刻关联。 如果我们对张承志笔下那“四个挣扎着热情和痛苦之瓣的向日葵花盘”做一点儿引申的话,那么《金牧场》的形式或许并非结构对称、主次分明的四个部分,小说包含的其实是四个平行的故事。就如同凡·高笔下的四个向日葵花盘虽然形态各异,却共同表征着激情与苦难一样,《金牧场》包含的四个故事在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方面虽然反复更迭,但全部是关于主人公在“热情和痛苦”中不断追寻理想的旅程。因此,“文革”初期重走长征路、在内蒙古草原放牧、在新疆进行历史地理学考察、与哲合忍耶教派的接触、日本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运动、在日本从事研究工作、与小林一雄的歌曲相遇等具体的情节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它们能够触发或引起张承志的思考,标识了某种对作家来说意味深长的心情和思想价值。有些批评家曾专门就这一写作特色提出批评,认为由于接受了凡·高的影响,使得张承志的小说“在表现色彩时,却时常显得有些失控。往往人物所处的环境用色彩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可是人物本身却毫无亮色”。不过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金牧场》的人物、情节并不重要的特点,使得张承志在对小说形式感到不满意后,能够在后来的《金草地》中大刀阔斧地删掉大量情节,甚至将有关日本的部分全部抹去,只保留小林一雄的歌曲,以表达其独特的心情和思考。因为相比于情节和形式,作家真正追求的其实是“保护思想的结晶”,作品中任何阻碍实现这一点的事物,都可以毫不留情予以剔除。这也就是他在解释自己删改旧作的行为时所说的:“放弃不真实的情节,以求坚持真实的精神追求。” 黄土高原上一望无际的塬峁山梁,本来是厚重、凝固的荒凉景象,但在张承志笔下,却成了一片不断翻滚、涌动的旱海。而那表面平静却内蕴无穷力量的海的意象,更是隐喻着哲合忍耶教派在近乎绝境的自然条件下坚守信仰的不屈与执着。或许是因为这个意象将凝固与动感、具体的形象与丰饶的意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能符合作家不断描绘瞬间的用意,使得他不仅在《金牧场》中反复使用旱海的意象,还在日后的一系列散文作品中,写下类似于“它是黄土的海。焦干枯裂的黄色山头滚滚如浪”这样的语句。由于类似的意象在《金牧场》里比比皆是,使得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总觉得张承志并没有试图去讲述曲折动人的故事,而是在描绘一幅幅让人心潮澎湃的油画。有趣的是,《金牧场》的主人公在某个瞬间,真的“一下子回忆起了无数张静静移动的画”。或许可以说,作家在其全部创作中着力捕捉的一系列将瞬间凝固下来的意象,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就是“无数张静静移动的画”,张承志本人早已在小说中为其写作方式留下了注解。这也能够说明绘画与作家创作之间的深刻关联。 2019年12月6日 (李松睿,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 |
|
来自: 明日大雪飘 > 《张承志(民族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