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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的政绩还是可圈可点的。康熙帝8岁登基，16岁除掉了权臣鳌拜，开始真正亲政。 在政治方面，康熙皇帝维护了国家统一，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收复了郑氏割据的台湾。在经济方面，康熙亲政后，宣布停止八旗圈地，放宽了新垦荒地的免税年限，规定新垦荒田十年内免税。耕地面积从1661年的485万顷，增长到1722年的784万顷；人口则从康熙初年的7655万增加到康熙末年的10305万（数据出自《圣祖实录》卷五、《世宗实录》卷二）。在疆域方面，康熙皇帝一方面与俄国确定了东北边界，另一方面把外蒙、西藏、青海纳入版图。 康熙统治末期，清朝政治稳定，人口上亿，疆域1100万平方公里，文治武功均达到了康熙个人政治生涯的顶点。单纯从数据上看，康熙的功业胜过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古代中国的标准来衡量，康熙毫无疑问地可以称得上一个优秀的帝王。 实际上，在科学领域康熙皇帝也有一定造诣，他个人积极向欧洲来华传教士（耶稣会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在他人帮助下颇有著述。 我们的疑问是，康熙皇帝如此爱好科学，为什么没在中国进行科学的推广普及呢？中国社会也没有因为康熙皇帝爱科学而带来任何改变，并没有走上近代化之路，这是为什么呢？ 康熙皇帝与西方科学的亲密接触康熙帝统治时期，法国是路易十四在位。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团耶稣会，其传教人员此时也从最早的以葡萄牙人为主，变为以法国人为主。当时法国已经成立了皇家科学院，法国皇家科学院计划在全球各地观测一些天文和地理数据，因此，向中国派出耶稣会士时，特意派出了一些科学水平很高的传教士。1684年，耶稣会士洪若、白晋、刘应、张诚等人被法国皇家科学院任命为通讯院士。 通讯院士们与其他耶稣会士于1687年7月到达宁波。在南怀仁的推荐与斡旋之下，他们于1688年2月到达北京，并很快被康熙皇帝召见。 康熙皇帝从此开始了他与西方科学的亲密接触。康熙最开始研究的是天文历法。 1、康熙研究西洋历法后，得出“西学中源”的结论 在明朝崇祯年间，明朝钦天监在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人的帮助下，编了一本新的历书，取名《崇祯历书》，但颁行的第二年，明朝被李自成推翻，随后清朝入关。1644年，汤若望对《崇祯历书》进行了删节和修改，大体没动，改名《时宪历》呈送清廷，当即由多尔衮下令颁行。 汤若望很快被封为一品顶戴。这引来了清朝一帮官员的嫉妒（也有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于是他们指摘新历的错误，清廷又取消了新历，使用旧历。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等人以天主教为邪教的借口，上《请诛邪教状》，经清廷议政王会议，第二年以数条罪名判处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死。后来因为京师地震，汤若望遇赦。 因杨光先教案，康熙早早就开始了研究历法。 1711年，康熙发现按照西法计算的夏至时刻有误（第谷体系，偏差较大），与实测的夏至日影不符。就这个问题，康熙询问了耶稣会士杨秉义（Franz Thilisch）。杨秉义则用利酌理（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1598-1671，意大利天文学家，用新的研究纠正了第谷天文体系的偏差；新的译名通称为乔万尼·巴蒂斯塔·里乔利）的天文表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与钦天监的计算依然不一致。康熙皇帝此时得知西方已经有了新的天文表，因此命皇三子胤祉向传教士学习，同时康熙皇帝自己也开始向耶稣会士学习历算知识。耶稣会士们也开始翻译西方的数学、天文学著作，介绍开普勒、卡西尼、腊羲儿等人的学说。 康熙皇帝在研究了一段时间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西学中源”说。 康熙和他手下的臣子们认为，西方历学“愚闻之律历之学，盖莫备于虞夏成周之世者也。其法本创之中国，而流于极西，西洋因立官设科而其法益明。”（王兰生《交河集》卷五“历律算法策”） 以上是王兰生的记录。实际在1704出版的《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康熙皇帝已经提出了的“西学中源”说。 康熙在谈到西方历法与中国历法的关系时说：“......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满汉七本头》，1707年刊本） 康熙皇帝随后命胤祉主持成立了宫廷科学机构--蒙养斋，当时懂音律、算法、历法的何宗国、梅毂成、王兰生、方苞等，都进入了蒙养斋。蒙养斋的主要任务是编撰新的历书《钦若历书》和《数理精蕴》等书。 康熙皇帝研究西方历学（天文学），最后得出西学中源的学说；与西方科学的交流不但没有让康熙皇帝发现差距，反而助长了自大，实在令人诧异。 2、研究代数学后，依然得出西学中源的结论 自从康熙皇帝提出了历法的西学中源说之后，这个论调因为人事斗争被进一步强化和泛化。 因为耶稣会士来自欧洲，尤其当时法国派出的耶稣会士都是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传教士。 这些科学素养高的传教士，被当时好学的康熙皇帝随时召集在身边。这引起了清朝钦天监和相关官员的不满。双方因此就一些细节问题经常起争执。其目的还是争宠，为了在皇帝面前争夺话语权。 康熙皇帝为了平息这些争议，因此在一些学者们寻章摘句的考证之后，逐渐抛出了西学中源学说。 争论不仅在天文历法方面，还发生在其他方面。 1711年，关于算法方面，康熙也提出了“西学中源”说。 1711年2月，康熙皇帝在给直隶巡抚赵弘燮的手谕中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代数学）。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摘自《圣祖实录》）（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康熙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和原因） 康熙到处强调这一点，一方面是为了平息中西争论；另一方面康熙和其手下大臣如李光地等通过研究《易经》，也确实找到了“证据”。因此，西学中源说在中国日益广泛流行。这一方面满足了虚荣心，另一方面也麻痹了自己，让自己与科学越来越远。 康熙皇帝学了西方科学后，只是用来在臣子面前炫耀康熙掌握了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后，他不是为了拿来指导清朝发展科学，开启民智，而是为了在臣子们面前炫耀。 法国路易十四派来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白晋、张诚等到达北京。他们给康熙带来了路易十四赠送的礼物，如：浑天仪、象显器、看星千里镜、看星度器、西洋地图，等等。当年2月，康熙在乾清宫接见了他们。随后在1688至1691年间，康熙每周几次，频繁地向传教士学习几何、算术、天文、音乐、解剖学知识，也问起欧洲的局势。 康熙以科学水平高的耶稣会士为师，勤学好问，其本人的科学水准大有提高。其后，在与臣子们的交流中，康熙从耶稣会士处所学的科学知识就成了他炫耀的资本。 1、南京观星台老人星事件 1689年二月，李光地扈从康熙，登上了南京观星台。李光地对天文星座一知半解，康熙对他还不甚了解，想要要考考他，也了解一下他的为人。当看到了老人星（即船底α Car，因其赤纬低，在南京能看见，在北京则看不见）之后，李光地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李光地话音一落，就被康熙批评了一顿。“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一四，《圣祖实录》卷一三九中也有相关记载） 康熙在此时，不但在汉臣面前展示了丰富的知识，还借机贬低了李光地的人品。一举多得。 2、乾清门宣讲知识并实地验证 1691年十月，康熙在乾清门听政后，给众臣子们讲了圆周率和乐理（《清代起居注》康熙朝）。 1692年正月，还是在乾清宫听政，听政完毕之后，康熙给众位臣子们亲自推算了一遍天文，算完之后，用御笔在日晷表上亲自画了一笔，说这是正午日影所至之处。于是，把这个日晷放到了乾清门正中，让群臣等着，到正午时分验视结果。果然，到正午时，日影与康熙所画吻合。于是众臣跪倒齐呼：“臣等今日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圣祖实录》卷一五四）。 康熙在众臣子面前展示了超出众人的知识，极大地满足了他炫耀的心理。 康熙个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运用和态度，体现出了什么心理？康熙把东西方科学知识的关系定调为“西学中源”之后，这为清朝的科技停滞不前埋下了伏笔。之后，直到1721年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在清朝传播为止，康熙对于传教士和西方科学的态度是有限接触、为我所用。 有限接触：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传教士都被康熙笼络在身边，作为他的老师或者顾问；后来蒙养斋成立后，康熙则把这批人交给胤祉负责联络和管理。同时，因为具备教高科学水平的传教士寥寥无几，其他传教士都只会传教而已，因此，当时的西方科学在中国根本无法接触到普罗大众。康熙指定胤祉牵头成立的蒙养斋，其活动范围也仅仅限于宫廷和朝廷高官。 有限接触把西方科学的传播限定在皇帝身边的极少数人，根本不可能对清朝社会有任何的影响。 为我所用：康熙重视西方历法算学等科学，只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清朝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向全社会推广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 比如对于农业生产所亟需的历法，康熙很重视，因为历法与农时节气相关，出了偏差会影响朝廷赖以立足的农业。康熙很快成立了蒙养斋，召集人手编撰新的历书《钦若历书》。等到历书完成（期间蒙养斋也编撰了其他书籍）之后，蒙养斋就撤除了。 康熙根本没有考虑到向民间推广科学知识的问题，没有做任何普及科学知识开启民智的行动。这与法国皇家科学院一对比就更加明显了。法国皇家科学院有定期出版刊物，还经常举办学术交流活动，经常向社会有奖征集科学论文，等等，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而康熙皇帝和蒙养斋则完全没有这些推广普及活动，康熙也不曾指示过这些。 康熙利用所学知识在臣下面前炫耀，也是出于巩固统治的目的。 清朝最大的心病是极少的满人统治众多的汉人。尤其一些汉人文人自诩文化博大精深，往往对满人存在轻蔑的心理。这种文化优越感即使没有表现出来，一般也应该能感受到。康熙当然感觉到了这些。 因此，当康熙炫耀出“高深”的科学知识，镇住了一干皓首穷经自视颇高的汉人大臣，其心里无疑在表达这样的意思：看，你们懂的我都懂，你们不懂的我也懂，我比你们强，所以我们满人统治天下并不委屈你们。 结束语康熙治下的中国，依然实行中国传统专制制度；此时这个制度已经经过了近2000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处于非常成熟甚至老化的状态。 极度维持皇权专制的中国传统制度，发展到清朝康熙皇帝时，已经把人的自由限制到极限了，皇权则被放大到了极限。当时的清朝与西欧对比，政治制度上，清朝传统专制，西欧则在启蒙之后走向自由开放；民族性格上，清朝内向内敛，西欧则外向扩张。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强大的惯性，束缚着清朝和康熙皇帝，清朝呈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氛围。 同时，远离竞争激烈的西欧，这也让清朝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没有危机感；这让当时的康熙皇帝没有自我激活、自我变革的动力。当时中国周边没有哪个国家够资格做清朝的对手，并且基本都是中华文明圈的附庸小国，康熙皇帝因此没有普及科学知识以开启民智的愿望与动力。 不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不开展社会启蒙运动，掌握了西方科学知识的康熙皇帝当然无法使中国走上近代化之路。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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