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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 ——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共同想象的联结之网 大约5万年前，自东非起源、向北扩散的最后一批人类——智人，陆续扩散到欧洲、亚洲各个角落，并沿太平洋岛链蔓延到澳洲大陆。原始采集部落一般只能容纳150人以内的人口，接近（或超过）这个数字，人与人之间认同、协作的难度就可能超过他们的心智，矛盾和冲突就会加剧，这时，原始部落就只能分家，让一部分离开。可见，部落分家并不是以某个确定的人口上限数字为阀值（当时人类对超过十的数字可能还没有概念），而是部落内部矛盾与冲突激化到无法维持的程度、自然发生的——上限150人（或148人）①只是现代社会学家统计得到的一个理论数字，可能原始采集部落的人类从未达到或接近这一数字，可能大多数在刚刚超过100人时就自行解体了。总之，这就是全球人类迁徙之初，每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大致规模。人类学家相信，直到公元前1.1万年，人类先民开始农耕定居生活为止，全球人口从未超过1500万人。也就是说，在农耕文明之前，全球可栖居地表存在超过十万个原始采集部落。除了有近代血缘关系的毗邻部落之间偶尔有物物交换，他们大多老死不相往来，有的甚至彼此互相猎食。 当尼罗河泛滥区的农耕部落供奉同一个河神时，他们组成了一个流域帝国，建造金字塔，征服更广大的土地。当亚历山大宣称要为希腊人复仇时，他很快组建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征服了波斯，收服了埃及，也击败了希腊人的反抗，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希腊化时代。当北美大陆上的清教徒移民相信他们可以（在神的启示下）主宰自己的命运时，他们创建了第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人类取得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成就，都建立在一个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互信与协作之上，从围猎一只猛犸象到登上月球，从摩西率众渡过红海到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平权运动，这种想象的共同体遍布人类一切组织与协作中，纵横交织、层累重叠，最终使人类开启了全球化时代。 这种想象的共同体还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就是一旦出现，亘古不灭。从人类之初的血亲、家庭和图腾崇拜，经过氏族、乡亲和族群、信仰，到民族、国家、公司、同学会、聊天群……个人有生死，组织有兴衰，制度有变迁，但人类曾经有过的共同体样式却一个也没有消失——尽管有时候会改头换面。无论新生的共同体如何美妙、诱人，都不可能消灭曾经有过的任何一种旧的共同体样式。那种为了一种新兴共同体而强行消除某种已有共同体的企图——比如为了××主义而消除人们的家庭和民族意识——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可以简化为一种描述，即：“人类在所有既有共同体的基础上，不断缔结新的共同体的努力和尝试”。 一个现代人身上叠加的共同体形态多到令人难以置信：首先Ta是父母血缘的继承者，和具有同样血缘关系的同胞弟兄姐妹、堂/表兄弟姐妹是血亲共同体——这是最古老的共同体形式；如果Ta已成年并成家立业，Ta和爱人（孩子）组成了一个家庭共同体——这是和血亲同样古老、人类社会最小的共同体单元（2人以上即可）；Ta同时还可能是某教会的信众之一；如果Ta不信奉任何宗教，Ta就是不信教（或无神论）者之一；Ta还是某国某郡某市某街区某小区的定居者之一，只要有一点相同，Ta就有可能对另一个人多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亲近感；Ta还是某个完全出于想象、却获得注册的公司或机构的成员，Ta和同事彼此都不再是陌生人；Ta还同时参加了若干基于共同爱好或业务合作的俱乐部，偶尔与天南地北的人愉快地相聚；Ta可能是共和党的拥趸，却属于少数族裔，他们以自己的肤色和传统习俗为荣；Ta还是某高等学府某专业某年的毕生业，Ta有大量校友、很多同学和1-2个死党……这个清单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直到Ta不为人知的秘密、隐私。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样一份长长的共同体清单。这是把每一个人的价值融入人类“超级”共同体的路径保证，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小得不能再小的分子生物：病毒侵袭下，这一切却可能顷刻瓦解。 地球毁灭也不会让人类互信的精神力量瓦解，但病毒可以 变幻莫测的模糊生物 生命是物质世界的一种现象。但不是所有物质都具有这种现象。按演化论原理，从无生命物质到有生命物质的变化是连续的，中间并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突变点。分子生物（病毒）就处于这种“是生命/非生命”的中间模糊地带。说它是生命，因为它可复制、可变异，既具有结构、性状的稳定性，又具有变异、演化的发展性，从它演化出更大型、更复杂的生命形态是有可能的。说它非生命，是因为它还是分子结构，没有新陈代谢，没办法自己分解有机分子获得能量和进行自我复制的基础物质，它只能依靠活体细胞的能量和物质进行复制，它应该被视为一种复杂的有机分子团。这两种意见正说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的模糊地带。 因而，一个自然而然的推测便浮现出来：这种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物质演化一直在进行吗？如果这种演化只在地球早期才有而现在没有，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停止的？让它停下来的原因是什么？这种演化如果现在仍然在进行，那么它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各自会生出怎样的分子生物？它们有何不同？各有什么特性？相对于遥远深空的宇宙探测，以及能量高达数万亿电子伏特、时间精确到10－24秒的高能粒子研究，我们对于生命和人类自身的研究还差得太多。 地球生物从起源演化至今的数十亿年间，绝大部分动植物都适应了地球上绝大多数已知和未知的微生物，也各自都有一些长期存在、尚未适应的病毒，还有很多尚未接触、尚不知道是否适应的病毒。无论已适应的病毒库有多少种，只要出现一种尚未适应的病毒，其带来的结果仍然是感染个体的大批死亡。当死亡速率大于传播速率时，病毒会随着最后一个来不及传播的个体的死亡而暂时消亡；当传播速率高于死亡速度时，无幸存者则整个种群灭绝，有幸存者则在这些幸存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种群即获得了对该病毒的适应性，直到遭遇下一个变异发展的病毒，或某种从未接触过的新病毒…… 这是地球动植物在自然状态下应对病毒的模式，即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人类在近现代以前，遇到致命传染病也差不多是这种模式。汉斯·辛瑟尔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中提出，“当一种传染病在感染饱和的人群中再次爆发时，它将变得越来越不具有致命性。”他引用查林·德·维纳瑞奥留下的记录显示：“1348年，欧洲2/3的人口感染了黑死病，最后几乎所有的受感染者都死了；1361年，一半的人口受到感染，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幸存下来；1371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同时，患者的存活率也得到大幅提升；1382年，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而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逃过了劫难。”后来，17世纪该疾病再度爆发，这次是英格兰受到了重创。18世纪以后，该疾病以局部流行病的形式爆发。1820年以后，在整个被称为西方世界的地方，再也没有大规模暴发过该类疫情。流行性鼠疫悄然退出欧洲，在流行病学史上至今仍是无法解开的谜团。“我们若要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汉斯·辛瑟尔写道：“第一个进入脑海的答案，是欧洲的人口对鼠疫病毒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抵抗力。”——这是以几个世纪欧洲总人口的1/4、约2500万人的死亡为代价换来的结果。 西班牙流感期间的隔离病房 但是，人类与病毒的遭遇远没有结束。1918年春-1919年冬爆发的西班牙流感，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当时全球人口约17亿），2500万-4000万人死亡。1918年10月，仅美国就有20万人感染死亡，其中20-35岁的青壮年死亡率特别高，致使当年美国的平均寿命比平常减少了12年。此流感漫延全球，从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无一幸免：许多爱斯基摩人的村落遭受灭顶之灾，萨摩亚岛的死亡率高达25%。西班牙型流感在18个月后突然消失，其病株至今都没有被真正确认…… 一百年后，本轮病毒疫情开始席卷全球——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感染者可以在一天内将该病毒传遍世界所有角落，这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情况。目前，该病毒已使全球数十亿人自动躲在家里，许多工厂、商店、写字楼空无一人，几乎所有赛事、集会、会议、庭审、节庆活动被取消或延期，人类积累的所有共同体（除了网络）塌缩为最小、最原始的单元：家庭，其他共同体或许都还存在，却已暂时停止运作（not work）。今天我们对病毒特性的了解，以及分子科技的发展、网络信息的发达、防疫物资的保障，或许会使人类的感染率、死亡率大幅降低——今天，数十万人感染死亡丝毫不比一百年前数千万人罹难带给人们的伤痛和恐惧更少——它对当今世界秩序破坏的严重程度和持续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或许直到此次疫情结束后，我们才会有所发现。这是其他天灾人祸不可比拟的，地震、火山、洪水、战争、甚至小行星撞击，对“人类共同体”的破坏都不可能如此彻底——它们可以在肉体上大量消灭人类，但在人类内生秩序（互信）上瓦解人类的只有病毒。 毫无疑问，如果人类有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病毒的存在一定是其不可预测的因素之一。2016年，比尔·盖茨在TED作《我们准备好面对病毒爆发了吗？》主题演讲时称：“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这样的预言似乎正在变成现实。人类面对的病毒大致有如下来源： 可见，病毒的存在是永无止境的。无论人类与病毒纠缠了多久，对病毒有多少了解和对策，未来仍有许多未知病毒和未知变异在等着我们，让我们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 底层逻辑：恐惧让我们幸存 高度相似的各地疫情曲线 为什么各国疫情的发展曲线都高度相似？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也无论是完全公开还是有所隐瞒，区别只是峰值的高低不同，而由低到高——在高点堆积出一个短暂平台——再逐步下降趋零的疫情曲线，几乎无一例外、大同小异。这是本轮病毒具有“见好就收”的谦卑美德吗？显然不是。这种高度相似的疫情发展过程，映射的正是具有广泛共性（即人性）的群体行为的本质。 第一阶段，潜伏扩散。疫情消息只来自境外，真真假假，难以分辨，人们仍然照常工作、聚会、旅游，此时来自疫区的感染者已混迹人群，甚至连感染者本人也一无所知；病毒在潜伏期内不动声色地感染着宿主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第二阶段，本地确诊。感染者的潜伏期结束，患者开始出现传染病的典型症状，去医院很快确诊，曝露疫区旅行史；卫生部门根据线索追查密切接触者（更多陌生接触者则无法追查），隔离观察，本地陆续出现检测阳性病例。由于不实信息干扰，本地民众对零星出现的病例报道仍未引起警觉。 第三阶段，本地爆发。由于本地患者都是在第一、第二阶段感染，随着潜伏期结束，大量病例涌现，加之本地检测能力提高，有接触、尚无症状的感染者也得到确诊、进入隔离，确认数字急剧上升，重症患者出现大批死亡，造成民众恐慌，人们开始自觉采取防疫措施，减少外出和聚集，政府也开始采取更严厉的阻断措施，包括取消航班、集会、节庆、体育赛事，关闭娱乐场所，加强公共场所、设施清洁消毒等。 第四阶段，疫情消退。新增感染者出现下降趋势，新的治疗方法取得明显成效，紧急动员、新增的医疗设施渐渐能够满足隔离与急救需要，死亡数字开始下降，病愈出院者开始增多…… 我们发现，真正在上述几个阶段发挥反转作用的恰恰是人们的恐惧。一旦感染数字、死亡数字激增，人们便立刻陷入恐慌与自救，采取所有他们认为安全的防疫措施，减少他们认为可能的感染机会：尽可能躲在家里，不得不外出时会戴上口罩和防护眼镜，回家后立即认真洗手。正是在每一个人都采取了这些防疫行为之后，病毒的传播被降至最低，疫情发展才可能出现下行逆转并持续缓解——在每一个城市、每一片区域人群中莫不如此。相反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第一、第二阶段，正因为本地民众对疫情缺乏了解和恐惧，才会造成大量人群感染；即使本地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公共卫生部门开始提醒人们减少聚集、注意防疫，但是，在可怕的死亡数字出现前，人们似乎难以割舍自在、快乐的日常生活。 人们自发的防疫行为最终使疫情缓解 我们无法为人们的恐慌划分等级，人为认定——低于某个等级的恐慌是好的，高于某个等级的恐慌是不好的——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接受人群中的个体对同一威胁会产生不同恐慌反应的事实。至于人们在恐慌中能否保持足够的理性和自律，一来的确是因人而异，二来也与政府部门长期在民众心中培养的信任程度有关。无论如何，应对疫情，及时公开真实信息，让民众自发启动防疫、隔离措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为了帮助人们在恐惧本能下启动自发应激机制，第一时间公布疫情危害、感染数字、感染途径、死亡数字、防疫常识等信息，是事关万千民众生死的第一要务，也是能否控制疫情或者尽可能降低疫情感染与死亡数字的决定性一刻。民众恐慌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没有任何政客可以给出理据清晰的说明。什么样的损失可以与耽延疫情公开、酿成更大规模人群爆发的灾难相提并论？ 人群内在的底层逻辑决定着许多社会事件和权力博弈的发展方向，不仅应对疫情需要及时而充分地调动这一底层逻辑的自发力量，权力的生成与运行也要遵循自下而上的秩序原则。人类取得的全部成就，说到底，依靠的是人类独有的两大系统：知识与秩序。而知识生产也需要尊重个人价值与自由的现代秩序。唯有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才能确保底层逻辑的自发力量发挥效用。 最好的防疫是防患于未然。疫情发生地，及时发布真实疫情将有效降低爆发规模；非疫区国有必要立即停止与疫区的人员往来，有未停止的第三国，其他非疫区也应停止与其人员往来。台湾政治经济学教授黄春興对当代社会应对传染疫情提出“宁过勿不及”原则，笔者高度认可。这一原则应该潜移默化地融入公众有关传染病的普及教育中。或许，这次全球疫情将给人类留下永不磨灭的警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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