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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训〕 晏子与崔杼盟，临死地而不易其义[01]。殖、华将战而死，莒君厚赂而止之，不改其行[02]。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03]；殖、华可止以义，而不可县以利[04]。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义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则直为义耳，而尚犹不拘于物，又况无为者矣！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国为尊，故让位[05]；子罕不以玉为富，故不受宝[06]；务光不以生害义，故自投于渊[07]。由此观之，至贵不待爵，至富不待财[08]。天下至大矣，而以与佗人[09]；身至亲矣，而弃之渊。外此，其余无足利矣。此之谓无累之人。无累之人，不以天下为贵矣。上观至人之论，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 〔缪称训〕 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10]。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11]，中世守德而弗坏也[12]，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13]。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入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14]。” 人无能作也[15]，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人之为[16]，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17]，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已矣[18]。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19]，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20]；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 君子时则进，得之以义，何幸之有[21]！不时则退，让之以义，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饿死首阳之下，犹不自悔，弃其所贱，得其所贵也。 〔诠言训〕 圣人胜心，众人胜欲[22]。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23]。 〔说山训〕 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24]；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 〔泰族训〕 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25]，何益于善！夫知者不妄发[26]，择善而为之，计义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赖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蹐驰，百事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使人左据天下之图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视死若归，义重于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义，所全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27]。”言以信义为准绳也。 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28]。 〔注释〕 [01]晏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子与崔杼盟……：事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说崔杼弑齐庄公，胁迫诸将军大夫盟誓忠于崔氏，晏子对天发誓只忠于社稷、不忠于权臣，崔氏用兵器威胁晏子，晏子“不易其义”。 [02] 殖、华：殖指杞梁，华指华周，均为齐国勇士。殖、华将战而死……：事载《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殖、华为齐国攻打莒国，后被莒国包围，莒人爱其勇武出重金劝降，殖、华不从，遂战而死，所以说“不改其行”。 [03] 劫：胁迫。 [04] 县：眩，引诱、迷惑的意思。 [05] 公子札：即吴季礼，为春秋时吴王寿梦之子，封于延陵，故又称延陵季子。公子札不以有国为尊……：事载《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吴王寿梦死，嫡长子要让位给有才德的季札，季札认为应由嫡长子嗣位，坚决辞让，弃家隐耕。 [06] 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孙。子罕不以玉为富：是说宋人得玉，献给子罕，子罕辞不受；献者说此玉经过鉴定是珍玉，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予以玉为宝，若与我，是皆丧宝也。不如人有其宝。” [07] 务光：商汤时隐士。务光不以生害义：事见《庄子·让王》，是说汤想将天下让给务光，务光认为汤取天下不义，辞而不受，并背负石头自沉于庐水之中。 [08] 待：依赖、凭靠。 [09] 佗：通“他”。 [10] 比：和。众适：合众人的心愿。 [11] 不德：不用德、不靠德。 [12] 坏：俞樾认为应作“怀”，不怀仁爱之美。 [13] 绳绳乎：小心翼翼的样子。 [14] 《易》曰：语见《周易·屯卦》的“六三”的爻辞。此卦的卦辞是说人处险难之境，不可有所往。即：就、追逐。鹿：喻利。虞：掌管山林的官员。舍：弃。吝：难，危险。 [15] 作：杨树达认为“作谓创造”。 [16] 人之为：杨树达疑当作“人为之”。 [17] 否：恶。 [18] 顺：杨树达认为应作“慎”。 [19] 指：通“旨”，旨意，志向。 [20] 必其得福：王念孙认为应作“必得其福”，与下句“必免其祸”相对为文。 [21] 何幸之有：应是“有何幸”。 [22] 胜：任。心：本性、天性。 [23] 事于：王念孙认为是衍文。 [24] 服：佩戴，指被人们佩戴。 [25] 鸱：猫头鹰。 [26] 知者不妄发：《群书治要》作“知者不妄为，勇者不妄发”。 [27] 语见《诗经·大雅·旱麓》。恺悌：平易近人。回：邪僻。 [28] 所在：王念孙认为“所在”当作“在所”。 【鉴赏】 与古希腊把人分为自由民与奴隶，中世纪欧洲把人分为贵族、骑士与平民不同，君子与小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对于人的两种最为基本的划分。虽然在最早的时期，君子指的是统治阶层，小人指的是一般平民，这种划分跟古代西方以社会等级为标准的划分是类似的；但是，至少从先秦时代开始，君子与小人的判定标准就已经开始以德性为核心，只有有德性的人才配得上“君子”这个称号，而只追求个人私利的人则被视为小人。正如我们在“信仰与幸福”一节的鉴赏中已经提到的，君子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以“善”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而小人则以满足个人私利为自己人生的最终目的。这正如《缪称训》所说：“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这种以道德为标准划分人群的做法，可谓是中华文明之所以配得上“文明”二字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极为鲜明地凸显了“道德”在社会人生中的重大意义，促使人们隐恶扬善，学做君子。因此，我们今天阅读《淮南子》中有关君子与小人这个话题的相关材料，就要从人生价值的高度、从中华文明之特质的高度，对古人的相关论述作一切己的思索，这样才能对自己的人生发展有所裨益。 首先，在《淮南子》看来，君子与小人一开始都是具有同样本性的人，只不过后来逐渐出现了价值取向的差异，君子坚守做人的本根，一切以“善”为先，而小人则以外在的名利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这正如《泰族训》所说：“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君子“先本后末”，并不是说君子不要“末”，因为人生于天地间，总是有各种必要的、基本的欲利需要得到满足。“先本后末”只是说君子在行事的过程中不会以“利”害“义”，这种精神境界又被《淮南子》称为“无累”。对此，《精神训》云：“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国为尊，故让位；子罕不以玉为富，故不受宝；务光不以生害义，故自投于渊。由此观之，至贵不待爵，至富不待财。天下至大矣，而以与佗人；身至亲矣，而弃之渊。外此，其余无足利矣。此之谓无累之人。”“无累”也即不为名位、利欲所束缚，正如庄子所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只有做到“无累”，人的心灵才能得到一种解放，才能始终坚守道义。 正是因为能够做到“无累”，君子才能够不为外在的祸福利害所动。《缪称训》云：“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姜太公与比干都是很有德行的人，但最后姜太公被周武王封赏到齐国，而比干却遭商纣王剜心之祸，祸福不同，这被古人称之为“命”。虽然命运不同，但姜太公和比干都不失为君子，因为他们的心境与行为都不会由于这种外在的祸福而改变，而只会依顺于他们内在的道德本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君子最难得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自觉地将“义”和“命”区分开来。一方面，“义”是可以由人的道德自觉心自作主宰而作出选择的，君子认为这是人生的价值之所在，故应当努力实现之；另一方面，“命”是外在的客观限制，是人所无法预料和决定的，因此君子不会为“命”所动、所累。于是，君子的生命活动方向最终就表现为努力实现其“义”的弘毅精神。也正是因此，君子能够耐得住寂寞，不会因为不能显达于世而不去行义：“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 由于君子行事的着力点在“义”而不在“命”，所以有时虽然是选择了“义”，但却往往会由于“命”的缘故而出现不好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同样，小人行事的着力点不顾“义”而只取“利”，但也会由于“命”的作用而出现一种好的结果，这也即“坏心办好事”。对此，《淮南子》认为评价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主要是要看其一开始的志向，如《泰族训》所说：“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何益于善！”人无完人，君子虽然亦会有过错，但他的过错就像日月食那样，暴露在外面并不去刻意掩饰，而且只是暂时性的，很快就会过去。 此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对一般人来说，大概由于天生材质及环境所限，毕竟会有智愚、贤不肖之分，如果人们拘于自己的这种有限性而不作一番变化气质的工夫以求合于大道，则这种天生材质及环境的差别就可能会导致人们在实际处事当中有过与不及的偏差；并且，人的有限性还会造成人们有各种松懈怠惰的心理，以至于在义与利冲突的情况下趋利而舍义，或者对于道义的持守不能长久。大概正是由于这样的一般民众占到了社会的大多数，所以孔子曾颇为无奈地叹惜道：“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道其不行矣夫”(《中庸》)。因此，由常人到君子必然有一个逐渐变化气质的修养过程，但是，要想真正达到一个君子的标准其实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要立志下一番“诚之”的工夫，必须有一种“择善而固执之”(《中庸》)的敢于当下承担的精神，唯有如此，才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也即《淮南子》所赞赏的“君子”。 在现今，人们虽然还时不时地把君子、小人的口号挂在嘴边，但还是有很多伪君子、真小人，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还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真小人，这大概也是我们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的原因。当面对中华文明中君子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刚毅、果敢、行于大道之精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因此而感到羞愧和浅薄。南宋大儒陆象山曾说，“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陆九渊集》)。人生于宇宙之间，匆匆而过，如沧海之一粟，如果只是庸庸碌碌，念念在“利”，精神即未免过于狭窄；只有磨砺心灵，使心境常如日月之明，念念在善，才能增加自己生命的厚度，亦不枉做了一次人。读者诸君当勉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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