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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万历十五年》,看到明朝万年间的皇帝万历，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哲学家李贽等人，命运串联起来，共同揭示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统儒家简单粗浅而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制造性，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早已出现，譬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通过这六个人，我们可以一窥中国政治制度，文官集团文化之玄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是政治发展稳定的必要前提。理性操作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社会理想更是社会前进发展的不竭动力与生命之源，在一个上行的社会中，制度化，理性化和道德都是必需之物。我惊叹明朝的制度的完善程度，在那样一个封建的时代，皇帝可以说是政府的首脑，国家的首脑。然而万历皇帝作为这样一个首脑人物，却几十年间不上朝，但是政府机构依旧有序的运行，这不得不说是制度的完善导致的结果。即使拿当今的社会与之比较，也是不敢想象的。而这种情况在明朝竟然出现了两次，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这爷孙俩为我们上演了这出人意料的两幕大剧。站在这种角度看，此制度无疑是成熟的，进步的，但他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大。这种固定的，僵化的制度极大的束缚了思想，扼杀了人性。以至于皇帝的人性也能被扼杀。万历皇帝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生受制于文官，自己想做的事从来都是做不成的。自己心爱的女人不能被立为皇后，喜爱的儿子不能被立为太子，亲自练兵又被臣工集体抵制，直接导致了后期的消极怠工。相比扼杀人性化而言，更大的危害其实是对中国思想的束缚。这些文官深受儒家思想、孔孟之道的影响，秉承一种“和”、“中庸”的精神，维持着某种平衡。没人愿意去打破这种平衡，更没人能够打破这种平衡。专权的张居正试图改革，但天不假命，死后被鞭尸，全家连坐。申时行看到前任下场，只能极力去保持着这种平衡，在皇帝和大臣间做起了中间人，对双方进行调和，尽力的避免冲突。以一个老好人的角色，得到皇帝的信任，也不至于成为大臣们的众矢之的。李贽疯狂的对这种现状进行抨击，但结果只能是身死狱中。这种平衡精神是固化了的，更是病态的。我们常说，明朝的臣子是最不怕杀头的。因为被皇帝杀头，就会在历史中被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会流芳百世，光照千秋。所以，所有人就都必须处在这样一个怪圈里，这样一个已成定制的圈里，一个以固化了的儒家教义所编制起来的圈里。 这种怪现象在明中后期普遍存在，而皇帝也无力打破。万历之后，大明王朝便慢慢走向了覆灭，不得不让人觉得跟这种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文官们打着廉洁奉公的幌子，满口的仁义道德，背地里却谋算着自己的利益，自己所在小集团的利益。这也是李贽所离经叛道的起因，这也是大明王朝内不能守社稷，外不能御强敌的原因，这更是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受辱于外族的源头。 我们应该学着去改变，改变那些不好的，进而得到先进的思想，更高的文明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应该一味地固化传统，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知变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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