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7年，三位大有前途的「体制内文化人」拒绝唱赞歌

成化三年，也就是公元1467年，明朝的第八位皇帝朱见深在位。

这年十二月，内阁下发了一份文件。文件说，明年正月十五上元节，朝廷决定在京城张灯结彩，以彰显盛世。为增加节日气氛，翰林院的学士和编修们，必须要撰写歌颂盛世的诗词上呈给皇帝，题材可以从烟火、花灯中选取。

这只是明帝国的一次非常普通的常规操作。自“开国第一文臣”宋濂开启颂世文风以来，“润饰鸿业”，也就是用诗词文章来装点明帝国的伟大成就，始终是翰林词臣们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让朱见深意外的是，居然有三名翰林，公然跳出来，拒绝为大明盛世唱赞歌。

三人的名字是：章懋、黄仲昭、庄㫤。

他们本有着令人艳羡不已的前程。三人皆是1466年的进士（章懋还有着会试第一的荣耀），又同时考选为庶吉士，入了翰林院，章懋、黄仲昭是正七品的翰林编修，庄㫤是从七品的翰林检讨。从1458年开始，明帝国的官场游戏规则是：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大意是：只有进士能做翰林，只有翰林能做内阁。北京与南京的礼部尚书、礼部侍郎、吏部右侍郎，必须要是翰林出身。而在翰林院做庶吉士，在时人眼中，已相当于是“储相”，也就是宰相候选人。

三位前途一片光明的宰相候选人，给朱见深写了一篇三百余字的奏章。

奏章中，三人先教育了一通皇帝，告诉朱见深现在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朝廷下旨让我们写‘鳌山烟火诗词’，写一些与上元节庆典应景的诗词来歌颂盛世，我们觉得这不应该是陛下你的本意。还有人解释说搞上元节庆典，是陛下想要向两宫太后尽孝，让太后开心。我们觉得这种说法也不对，奉养太后的正确方式是“养志”，不是给太后提供“耳目之玩”。如今天下扰乱，川东、辽东都不安宁，江西、湖广灾情严重，赤地数千里，千千万万的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嗷嗷待哺。这个时候，陛下你应该日夜操劳，两宫太后也应该忧虑天下，不该搞什么上元节庆典。”

然后，三人又就翰林词臣，也就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体制内文化工作者”究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做了一番拨乱反正：

“翰林官的职责是‘论思’，也就是议论时政、思考国事，那些歌功颂德的‘鄙俚之言’，不是翰林官该写的，更不该由翰林官写了进呈给皇帝。”

尤其让朱见深愤怒的是，三人还扯虎皮拉大旗，翻出来一条明朝第五位皇帝朱瞻基的语录，来支持三人的立场：

“我们读过宣宗皇帝写的《翰林箴》，里面说，‘启沃之言，唯义与仁，尧舜之道，邹鲁以陈’——能够拿来开导辅佐君王的，只有义和仁，继承传递尧舜之道的，是邹鲁之地的孔孟。张灯结彩搞上元节庆典，岂是尧舜之道！写诗词文章歌功颂德，岂是仁义之言！有人说，上元节玩玩烟火只是小事，不会破坏陛下的‘圣德’，这也是胡说八道。否则的话，弄个漆器是小事，舜为什么下令不造漆器？喝点酒是小事，禹为什么下令远离美酒？露台是小事，汉文帝为什么下令不修露台？帝王做事情，本就该谨小慎微，从细处自我约束。”

末了，三人主张“烟火停止”，取消上元节庆典；将节省下来的钱财，用来“振饥恤困”。

不愿歌颂我朱见深，不愿为我朱见深治下的大明盛世唱赞歌也就罢了，还要说什么民不聊生，说什么如何正确做皇帝，真真是岂有此理。可以想见，朱见深读了这篇奏章后，会非常愤怒。

图：朱见深所绘《一团和气图》

但章懋们是幸运的——1467年的朱见深只做了三年皇帝，还是个新手，尚未完全激发出自己内心的残忍，他还要再过10年才会着手设立西厂，才开始对朝臣实施严酷的监控与打击。

他写给章懋们的御批是：

“元宵张灯，儒臣应制撰诗，历代有之，祖宗以来，不废此典。朕今视旧减省，止存其概，以奉两宫圣母，岂至妨政害民。懋等不通典故，妄言讥议，难居文翰之职，命杖之调外任。”

大意如下：元宵节张灯结彩搞搞庆典，文臣们按要求写诗词唱赞歌，历代都有啊，我大明朝开国以来，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朕我现在搞的庆典，比起以前来已经节省很多了，不过是想要让两宫太后开心开心，怎么就妨政害民了？章懋这些家伙，不懂本朝典故，妄言时事，讥讽朝廷，没资格再呆在翰林院。对他们处以廷杖之刑，打一顿屁股，调做外官吧。

章懋被贬到临武做知县，黄仲昭被贬到湘潭做知县，庄㫤被贬到桂阳做判官。不久后，三人皆寻得理由辞官而去，退隐林泉，章懋“家居二十余年”以讲学为业；黄仲昭“日事著述”，庄㫤“卜居定山二十余年”。

在随之而来的成化四年上元节庆典里，他们的翰林院同僚们积极履行“职责”，写出了“太平喜是百载过，边燧不惊天气和。古来张弛皆有道，赏心一日非为多”（我大明朝百年太平，风调雨顺，搞庆典开开心，是一种张弛有道，一点错没有）这样的舔菊佳作，让朱见深非常开心。

珍惜前程的同僚们，牺牲人格守住了自己的前程。珍惜人格的章懋们，牺牲前程守住了自己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