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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曾参加过护国讨袁、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的滇军青年军官罗炳辉，被排斥异己的老蒋遣散，出于对朱培德和滇军的极度失望，他决心离开江西，到广东军队中找事做。 从南昌到广州，本来可从赣南陆路走，但罗炳辉想经过上海看看一些同事，就决定走水路。他先从南昌到九江，准备在九江塔长江轮船到达上海，再从上海搭轮船去广州。 在买船票的过程中，罗炳辉附近遇到过去在滇军任职、现任长江船舶管理局局长的前少将参谋施某。 施某请罗炳辉到办公室喝茶叙旧，两人从时局动乱，滇军的不利处境，谈到一些熟人在各处的下落。 施某听到了罗炳辉被“遣散”的经历后，叹了一口气说：“我早知你要吃亏的。水至清则无鱼。你为人敢说敢做，坦白真诚，可是性情太刚强，恐难与人相处。但来日方长，望多珍重。”
这位局长在送罗炳辉上轮船时，又再三劝勉罗炳辉要“能屈能伸”，才能做人。罗炳辉只是笑笑答谢他的好意，但摇摇头表示他学不了这种“为人之道”。 江轮在南京码头停泊了两三个小时，正是傍晚十分，码头上乘客嘈杂拥挤，上岸的，登轮的，都忙忙碌碌，像赶集一样，罗炳辉倚着甲板上的栏杆，在冷风中远眺着南京城和在暮霭中的紫金山。 自然的景色没有什么变化，然而人间的经历可是大变特变了！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了，国民党掌握着全国大权了，北伐战争中流血牺牲的战士和工农群众呢，现在有的被杀了，有的被关了，有的被遣散了，前面和周围，正如夜色一样，越来越黑暗了…… 到了上海，罗炳辉住到公共租界的客栈里，又遇到一些遣散的军官。由于罗炳辉曾在朱培德那里任过少校副官，所以认识的人很不少。
这些人抱着“快活一天是一天”的宗旨，在上海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他们大吃大喝，逛窑子，叫卖唱的，上舞厅……他们或是有积蓄，或是有新的生活靠山，所以都在醉生梦死地过日子。 罗炳辉没有刮下什么财产，没有什么靠山，怎能跟着他们混下去？上海有法国人、英国人当警官的租界生活，也使他憎恶，使他想起在香港的遭遇。 耽搁了几天，他只好悄悄地避开那些享乐的朋友们，买了一张船票，准备乘招商局的“华兴”轮赴粤。 但当罗炳辉叫了人力车把行李搬到码头时，又遇着一位在滇军中的同僚朋友，他已经在上海经商。这位朋友见到罗炳挥分外高兴，硬替他把船票退了，邀他到店里再住几天。罗炳辉只得依了他。 他们海阔天空地谈了上海的生意，谈了云南的消息。朋友想留罗炳辉在上海，改行做生意，罗炳辉告诉他：他不会做这种行业，也不想过这种只为挣钱过活的生涯。
“我是军人，尽管他们遣散我，我还是想从军界中找个有利于国家民族，也适合于自己的岗位。” 过了4天，这位朋友一大清早就拿着一张报纸，莽莽撞撞地把罗炳辉从床上拉起来说：“看！我救了你一条命，你得给我买命钱了！” 罗炳辉以为是自己出了什么危险了，翻身起来严肃地说：“我带兵没有刮过地皮，要命你拿去就是了，要买命钱我可没有！” 那位朋友连忙把报纸在桌上摊开，指着一条消息，原来是“华兴”轮在赴粤途中，因触礁沉没，全船乘客下落不明。 “又拾得一条命了，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罗炳辉对这位朋友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朋友鼓励他。 罗炳辉终于乘另外一条轮船，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
后来，罗炳辉在广州找到了他在云南当炮兵时的连长杨某。杨某建议罗炳辉留在黄埔分校任职，但罗炳挥不愿意在军校中工作，他的理想是到部队去，到战场上去。 正当罗炳辉准备去找广东省主席陈铭枢谋职时，却从报上得知一个消息： 陈铭枢在香港皇后酒店住宿时，该酒店被人纵火围烧，损失严重，陈铭枢是从几层高的楼房窗口跳下来，才保住了性命的，但一条腿从此就瘸了。 罗炳辉放弃了到省政府找陈铭枢的打算，并且决心离开广州，再回到江西去。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说来很复杂也很简单。 因为滇军在北伐时是进驻南昌的，以后又在江西一带驻军，人情熟悉。
另一方面，当时传说着朱（德)、毛（泽东）还在江西建立军队，这从报上报道国民党军队向那里调动的消息，就可以推断出来的。一种好奇心，推动罗炳辉要到江西去看看红军究竟在那里干什么？ 早在他被滇军“遣散”前，在他当营长时。就有人劝他参加国民党，他不愿意。那些宣传国民党的官员，并不使他佩服，有的还是他痛骂过的。但红军又是什么样呢？他决定到江西去看个究竟。 结果，转了一圈又回到江西的罗炳辉参加了红军，一路从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做到红军第九军团的军团长，成为红军中的一代名将、杰出的指挥员。建国后，罗炳辉成为被中央军委认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 1927年这一次从广东到江西的决定，在罗炳辉个人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关键性的重大决定。这个决定，使罗炳辉此后迅速地走上了人生中最光彩的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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